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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撰写“乡村观察系列”两年,前后三十余篇文章,观察和探索“解决”一些乡村问题。然大地广袤,中国261万个村庄,各自天差地别,又岂是区区几十篇文章能说明得了的。
好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日益成为国人共识。然而如何振兴?
不同于四十年城市化、八年扶贫攻坚,尚有相应模式可遵循,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在地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不存在标准答案,振兴的难度,不亚于一场深水区改革。
最显性的问题
有一句话我们都会背——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性推进联产包干,瞬间解放了生产力。1980-1985年,全国粮食亩产年均增长速度为4.83%。到1984年,全国人均口粮达到800斤,温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光“养活”显然不够,农民还得“生活”,有粮无钱,没有好出路。80年代后、90年代初,社会呈现不少乱象,便是从“活着”到追求“生活”的过渡阶段,是转折期的历史必然。
解决占人口80%的农民生活问题的,无疑是飞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务工潮,今天,中国早已跻身世界第一工厂,加上扶贫攻坚,人们的生活基本不在话下。
一般来说,从18到70岁的农民,只要有劳动意愿,只要走得动,生活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走不动的一老一小。
首先是“留守老人”。
与城市老龄化的严峻不同,乡村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何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没有退休金,只要还能干活,哪怕是就近打点零工,也会劳作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为止。
以家乡小村为例,一个120多人口的村庄,70岁以上无法务工的只有4位,一对老年夫妻,两位丧偶独居。其中包括我80岁的奶奶,即便如此,她还要力所能及地养几只鸡、种一点菜。
一面是乡村没有退休年龄上限,真正的“老年人”并不多,导致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另一面则因此更凄凉——一旦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很多人将陷入难以解决的艰难困境。
以我同样80多岁的外婆为例。外公早已去世二十多年,八个子女和数十个孙辈、外孙辈全都奔赴城市或外地谋生。不能简单地道德批评后人不孝,一生与土地相依的老人,身上自带“土味”,生活理念、习惯与城里的儿媳们合不来,并不为奇,几个女儿,如我的母亲,被我接来城市带我的女儿。
一方面,后人们在城市讨生活并不易,无法专人照顾,且异地看病难、看病贵,难以接她老人家常住,另一方面,老人不愿远离故土,又怕实在“无用”拖累后人,加之生活习惯不同,被时代淘汰了的老人不可能再来重新适应城市,便由了她独居乡下老宅。
这几年,外婆年老体衰,饮食起居日渐成为问题。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前些年早逝,另外两个日子并不顺意且婆媳不和,母亲五姊妹便商量轮流接她去生活(由于需要打工或带孩子无法常住),她又不愿挪来挪去。
或者去养老院?这个话题光春晚小品就上演过好几次。小品的结尾,老年人多半在喜气祥和的氛围中选择了养老院。可乡村养老院并不是那么回事。
一面是儿女众多还去养老院,容易伤老年人最后的一点自尊,另一面现实残酷,乡村养老院并不像表演中那么祥和,鉴于半慈善半商业属性,这就导致,往往你跟他讲慈善他跟你讲商业,你跟他讲商业他跟你讲慈善,还缺乏基本专业。
也不光是专业问题,要命的还是缺乏基本事实逻辑:本地养老院每月收费900元,要增加收费走商业化,一面是增加农民负担,且老年人更舍不得钱更不愿去,另一面是政策、舆论限制,无法推行;而以当下的物价水平,900元包吃住已经勉力(可想而知吃住质量),再要求提供“服务”,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因此,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大多数老年人“打死”都不愿去。还有比“实在没有办法”更难的。进乡镇养老院还须接受“面试”,无法自理的、残疾的、患有老年痴呆的还会拒收。这些老年人要“安度晚年”,何异于天方夜谭……
商量来商量去,外婆的养老始终没有好办法,只好让还在老家打点零工的几个亲人抽空就去看看她,带点生活用品,给她洗洗澡、搞搞卫生之类,过一天是一天。
事实上,乡村老年人虽然没有退休金,但也并不缺钱。每每逢年过节,后辈都会给一些,加之政府每月两百元的农保,自给自足不成问题。击垮他们的,其实是精神的空洞,和时代无情的抛弃。
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我的奶奶养了许多鸡鸭、种了许多菜,城里的叔叔每次回家都能带走很多。外婆实在种不了地,老眼昏花还要扎点彩灯,每天“赚”个两三块钱。
她们不会用智能产品,甚至因为不识字,打电话还得找后生帮忙。她们知道儿孙各有各的压力和难处,生了病、要维修个东西,也多半能熬就熬着……这样的情况,是乡村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状态。
时代浪潮奔涌,乡下人前赴后继地奔赴外面的世界,所面对的压力多半不轻,往往自顾不暇,只好把她们遗留在原地。若苛责后人“不孝”,若要复古“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并不合“时代精神”。
但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时代,是为了让它更快地把我们淘汰吗?
相比“没什么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只不过关注点并未触及根本。
与“留守老人”类似,留守儿童的困境也在于,往往家长有能力的,都送到了城里念书,不得不留守的,便是实在没有能力的家庭。
我所在村庄的小学,原本“人丁兴旺”。十多年前,还有完整的一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每个班三十余人。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只有三个年级,其中三年级有学生13人,二年级10人,一年级8人。全校老师共4人,全是等着退休的中老年教师。幼儿园去年还有学生3人,实在办不下去,今年被并到十几里外的镇上私立幼儿园。
村里的孩子要读四年级以上、初中和幼儿园,只能去镇里或县城。一个孩子去了,家长也只能跟过去(家中老人更无人看护),县城的房价便一路飙涨,一个欠发达省份、总人口三十余万、务工工资两三千元的小县,新城区房价早已破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先生指出,“现在城乡孩子的差距,可能比十年前还大”“但只要是村里还有孩子,不管占比是30%、20%、10%,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现实中,只见差距越来越大,只见被剩下的30%或10%,并没有成为一个多大的事情。
所有人只往前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社会崇尚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人们前赴后继地挤进城市,政府顺其自然地把教育资源导向城市和“重点”,空留无力者原地张望,加剧落后困境代际传递。
我曾在《救救孩子》一文中说,一个理想的时代,应当是精英推动发展,政府维护公平,社会充满人文。但当所有人,不管是精英、政府,还是中产、底层民众,不管是主动、随波逐流还是无可奈何,都一心“高大上”,被遗忘在低处的“乡村一老一小”们,何尝不是这个美好时代的巨大疮疤。
经济发展主要矛盾
当前乡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曾在《乡下集市的春天》一文中尝试回答,那便是解放的生产力与落后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
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今天的乡下已经极少农民,他们化身为农民工、临时工、零工,或者小商贩、小老板,他们不再靠土地吃饭,跟工人、商人一样,靠工资或商业利润生活。他们也不再自给自足,像城市居民一样,也需要花钱买粮、买菜、买肉吃。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确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他们第一次从土地、性价比极低的劳作,以及家族宗亲等传统文化束缚解脱出来,他们不再需要提心吊胆地看天吃饭,不再需要戴着“流民”的帽子去外地讨生活。
农民有了新生活,减了负,作为另一大生产要素的土地也是如此。吃饱早已不是问题,加上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土地可以不再固守产粮,在坚持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走二产、三产都可以,广袤乡土理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理论上,生产要素的解放,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但现实差距不小。
一是解放出来的农民并没有太多好出路,靠打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尚可,要追求“美好生活”恐怕不够。
作为核心生产力,他们已经被城市二、三产定价,不可能再倒回去接受一产价格,而另一面,城市又始终对他们进行着“市场歧视”,比如户籍、金融、教育、医疗、文化歧视等等,解放出来的农民们,何尝不是进退两难。
回顾曾经作为国策的“四化建设”,工业、国防、科技如今都跻身世界前三乃至独占鳌头,唯有农业,始终处于半吊子的现代化。与此类似,作为农民工的“半现代农民”,也始终处于似工似农,又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
一产回不去,二产前途有限,中高端三产能力、资源(如技术、金融、组织)又不足,并没有太多上升空间。如此,温饱有余,前途未卜,谋生有余,对抗无力,加之乡村生活压力远不如城市、奋斗动力不足,便形成一个更甚于“城市中等收入陷阱”的“半现代化陷阱”
今天去乡下看,麻将、扑克,抖音、快手,网购、暴爽网文,已成为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乡村啃老、大量光棍、两性乱象乃至黄赌毒等社会倒退并不少见。当大量劳动力富余,既是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又催生巨大的社会隐患。
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解放了的劳动生产力不相协调的,是明显落后的乡村治理:
走向二、三产化的农民,沿用的仍然是一产的治理结构,除了少部分发达地区,依然以生产队为基础单位,虽然它早已不再生产;
支书、主任、会计、妇女、治保主任为核心的“领导体系”,也难以带动乡村发展;
由于农业税费早已免除,至县乡政府,不但不靠三农吃饭,还得应付越来越“聪明”的农民上访——没有利益,只有责任和压力,无论感情还是理性决策,恐怕都在促使基层政府疏远三农;
及至城市及打工所在地政府,鉴于外来民工并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除了“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不能出事”的基本要求,并没有组织、帮助、带动农民工的感情和立场……
缺乏组织、引导、提升,放任自流,解放出来的劳动生产力,何尝不是离了枝的落叶,被风吹到哪里算哪里。
再看另一大生产要素——土地。土地问题虽重要,但并不关键和紧急,却被许多地方倾注了过多精力。
由分到合、严格规范是当前许多地方土地政策的导向。但依靠行政推动,花大力气集中起来,走二产化规模运作的“现代农业”,其“现代”弊端也日益凸显:如滥用农药化肥、转基因技术,破坏水土、“芯片”安全,降低食品安全、导致供需失衡(低质量供给太多、自然有机的高质量供给不足)等等。
在工业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农业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一味集中,一味求规模、求产量,也是对土地生产力的一种浪费。同时,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本来就降低,尤其是非平原地区集中生产的推动,客观上也加重了零散土地的大量抛荒,使得土地生产力出现再次浪费!
从世界范围内看,鉴于地理、人口数量、历史的不同,无论是美式“盎格鲁-撒克逊式”大农场模式,欧洲“莱茵式”中等农场模式,其规模化、二产化之路,都不太适合东亚各国的小农模式。
日本、中国台湾的小农经营为何能实现现代化?并非因为土地规模化,而是走精品化、市场化、农会组织化的生产、运营,反而更值得占大陆国土大部分的非平原地区的乡村借鉴。
顺应时代未尝不对,但牵涉到亿万民众未来发展的改革,不可以没有时代精神!社会治理思维也不应局限于现在,更不能停留在过去,更须面向未来:
从一产解放出来的农民,最关心和急需的并非土地。能否帮助他们更好地走向二产或三产?
作为留守土地的专业种植户,在确保红线的基础上,是否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市场化调整的灵活空间?
作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解放农民创造性的举措,是否可以将政府补贴花一部分去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而不是过量搞乡村亮化,或者拿公众的钱过量补贴给少数人搞“现代农业示范园”?
因此,当前时期,宏大的土地问题大可以放一放。在确保政策底线的情况下,终端的土地政策也大可以放一些空间,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对象(如笔者在《一座北方小山村里的中国命运》中小结的不同类型村庄),给予土地生产力更多的解放。
乡村基层治理与土地,无论何时都是国之根本,但重要不等于固守。由于乡村始终处于半现代化、半市场化,乃至半开放半封闭状态,政策、法规、民情、风险不确定,社会资本、社会团体亦不敢轻易进入。内力不足,外力欠缺,乡村经济发展总体上缺乏引导,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粗放状态。
随着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农跨越“半现代化陷阱”的需求,对基层治理的改革,对土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并非动摇国本,反而是社会主义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乡村振兴、巩固国本所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
工业、金融、房地产、城市化的改革往往备受瞩目。但历史无数次证明,时代的改革及大发展,往往由三农领域发起。今天,我国正进入一个复兴与崛起的新时代,三农领域的改革,也需要引起各界合理的重视。
本文拟分上下篇。本篇从“一老一小”的显性问题、经济发展矛盾进行阐述,下篇将从政治、文化和理论创新角度分析,敬请关注。
  • 作者简介: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
  • 参考文章:温铁军,《中国农业的困境与出路》
  • 部分供图:一渡-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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