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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博览》2012年第9期
来源/公众号“衲读”
作者/菁菁
原发布日期/2021-04-13

1985年4月13日,首张私营企业营业执照颁发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很少有人知道,经济领域改革则是始于“民进国退”的个体和私营经济领域。正是当年中国最高层的“开闸放水”,才成就了一批个体、私营企业的“带头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曾三次提到“傻子瓜子”,以保护个体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更是亲自特批了一张中外合资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
1979年春天,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挑战逼到了中国人的眼前:这年2月,几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回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按规定,知青返城是要安排工作的,一般都被分配在国营和集体单位。而当时返城知青规模庞大,根本无法全部安置,就业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小型骚乱。在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也就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让他们自谋出路,解决就业。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根据市场需要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中国私营公司的合法性在此时算是被确定下来了,这就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1980年,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个体户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号。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同一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这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连找对象都困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姜维,从个体户到创办私营企业,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期。
一天挣500,激动得哭
1980年,姜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正赶上一大批下乡回城的青年等待安排工作,大连市文化局也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所以姜维迟迟没能去上班。
在家等了8个月的姜维再也按捺不住,决定自食其力。他费尽口舌说服一直反对的父母,摆起了摄影地摊“照照看”。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摆地摊就是干个体,而当时只有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因此干个体的一般都身份地位低,受人歧视。
姜维开业的第一天挣了3元钱(当时照相黑白一张1元,彩色一张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当天晚上他与一家人数完500元钱后,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尽管收入很高,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有一次,两名不满20岁的工商人员,竟然把姜维带到附近一棵树下训话,就像在训自己的儿子一样。姜维想顶嘴,但又不敢,因为害怕自己的个体照相执照会被没收。最惨的是1983年严打的时候,姜维被当做社会闲散人员清理出了营业场所。
姜维的”照照看”很灵活。那时在国营照相馆,如果相片照坏了或者顾客不满意想要重新照,顾客就得重新付钱,而在“照照看”,如果顾客不满意,不用付钱就可重照,所以生意很不错。即使这样,姜维在心底里依然觉得自己干个体不光彩。
慢慢地姜维发现自己不再孤独,附近的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人,比起普通工人,他们的收入要高很多,所以他们收摊后经常一-起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毛钱一碗的“焖子”(当地特色小吃,用地瓜粉熬制而成)。当时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焖子”,因此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就面带笑容地对着他们来一句“大户来了”,只有这时,姜维才感觉到很自豪。
胡耀邦谈“个体户是光彩的”
1983年是姜维经商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在那一年,姜维与胡耀邦间接地联系到了一起。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当时参加表彰会的有400多位青年代表,其中有一部分是捏面人、修自行车等一类的个体户。由于“个体户不光彩”的观念仍深入人心,为争取到相应的权利和待遇,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下“呈胡耀邦总书记”。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个体户代表的通知。
8月30日,胡耀邦与个体户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座谈会。彭小平是个捏面人,他特意捏了一组“八仙过海”当做礼品送给胡耀邦;卖肠粉的荣志仁甚至得到了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荣志仁后来回忆: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最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姜维在报纸上看到胡耀邦的讲话后,和同行们激动得大哭一场,当时感觉腰板都直了,他决定好好大干一番。他在大连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流。
当时受大连市委市政府邀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廖承志(1908-1983, 中央委员,1978 年起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党组书记,港办主任)的侄子廖志强,正投资4300万美金,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冲洗彩照要依附国营照相馆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摆脱对国营照相馆的依附。然而19.8万元对姜维来说犹如天文数字,于是他决定仿照国营企业搞合资。他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当姜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廖志强后,廖志强十分感兴趣,并让姜维尽快办手续。
而当时,尽管已经允许个人办私企,也有人搞公私合营,但中外合资的私营企业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撑,因此当他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翻遍有关的中央文件以及法律,都找不到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的依据,只好让他去北京找政策。
进人民大会堂差点惹祸
几经周折后,姜维到达北京。当时姜维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为了找到相关的政策支持,他四处奔波。那时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办事,都要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而姜维没有,因此他每到一个部门都毫无例外地被拒之门外。就这样在北京徒劳奔波了3个月,姜维带的钱也折腾光了,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度日。
但姜维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5月4日,姜维的叔叔拿了一张“五四首都青年联欢”的门票,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散散心,于是姜维拿起照相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当他进入人民大会堂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同首都青年跳起了集体舞。一位中年同志看到姜维手中拿着相机,便问道:"你是哪个报社的,看你很面生,我怎么没见过。”姜维说:“我不是记者,我是个体户。”
这一下姜维可闯祸了,不是记者竟然拿着相机进来拍照。当武警要把姜维带走时,引起了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的注意,他走过来把武警叫开了,了解情况后对姜维说:“个体户好呀,耀邦同志都称赞你们是光彩的。”并留下了他的汇报材料。
又是几番周折,姜维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后,王任重激动地说:“我们打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你们天天这样跑。”他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任仲林,还在家中以炸酱面招待了姜维。第二天,姜维拿着王任重的信,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与海关等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 起谈话。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 “要变那就变呗。
没想到,姜维话一出口,任仲林立即站起来,脸色凝重且严肃。他拍着姜维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话,要变就变呗,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此时,一位司长站起来说:还有一个问题,雇工不能超过8人,否则就是剥削。这主要源于《资本论》里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姜维当时很心急,想到胡耀邦强调要从实际看待雇工问题时曾说过“现在的私营企业雇佣工人与旧社会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工人领取工资,我们也不能说这其中完全不存在剥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欧几百年前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在时代不同了”,便说: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任仲林见姜维急成这个样子,就说:“小伙子不要着急,相信党中央吧。”
其实早在1980年,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就引发过一场大辩论,直到1984年12月,邓小平提出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才将争论平息下去,关于个体户、私营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也就相对放宽了。
胡耀邦过问,姜维获特批
在王任重接见姜维时,其女儿王晓黎也了解了姜维的情况,于是决定帮助他,并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当时胡德平还在博物馆工作,和经济领域隔得比较远,但听闻王晓黎的介绍后,决定见见姜维。
1984年夏,胡德平和王晓黎来到姜维住处。见面后,胡德平拉着姜维的手说: “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你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找党来解决你的问题,说明你对党的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另外,你写的材料可交给我带走,我一定交给我父亲,放心吧,你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胡德平回去在和父亲散步的时候说了姜维办私企的事情,得知国务院在受理后,胡耀邦说:这是好事,让他们(国务院)先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材料被带走之后,姜维内心充满了期待,不到1个月,姜维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公司能不能成立的会议。
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20多名代表。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争议得十分激烈。为了姜维办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
这次讨论,姜维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在姜维感到压力和害怕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安慰他说: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
1984年11月9日,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他同港商合资办私营公司的方案通过了。时任中央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向姜维宣布: “姜维同志,经国务院特批,你要办私营公司的申请通过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企业。”
接过特批文件,姜维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激动地说: ”我的公司就叫'光彩’ (源于胡耀邦1983年发表的关于《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因为那是耀邦同志给我起的。”
1985年4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发布命令,授权他们向姜维颁发了私营企业执照,大连中国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诞生。
当时姜维并不清楚为什么在大会讨论没结果的情况下,他仍然得到了国务院特批。多年后,时任大连市市委书记的李灏告诉姜维”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对此,姜维深为感动。
有了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和重视,姜维的事业越干越大,先后建立了北京光彩实业公司、辽宁光彩实业公司以及公司所属的有关工厂企业,并于1991年创立了我国第一家私营跨国公司——日本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其骨灰被安葬在江西共青城。此后每年的4月15日,姜维都要来江西共青,到胡耀邦墓前拜祭,而且一直与胡耀邦家人有联系。1991 年,姜维与日本妻子洁子结婚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参加了他的婚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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