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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8日的三联人文城市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宇辉分享了关于当下公共性的哲学思辨——后疫情时代,何以建构新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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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姜宇辉
整理|孙小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姜宇辉
在中国提到哲学,大家都会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并不仅仅是解释世界,同样也能改造世界。”但我说句难听的话,大家看看今天学术界里的哲学,非但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反而连解释世界的勇气,甚至面对世界的勇气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哲学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悲哀,所以我想把哲学跟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抽象地思辨。那么就从当下的现实开始,现在我们身边的生活里,或者说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后疫情”。
当我刚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觉得非常困惑,什么叫做“后疫情”?疫情难道真正过去了吗?整个世界的疫情还远远没有过去,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带口罩、扫健康码,疫情还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肆虐。所以当我们谈论后疫情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反讽而荒诞?
疫情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已经过去了,后疫情的这个“后”,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在哲学里、在建筑里,我们也经常谈到一个词叫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不是指整个现代的时期,包括规划、理想、整个进步的历史过程真正终结了,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时期?其实不是这样的。
北京的一家主食商店提供“无接触”式服务。
我们看很多后现代主义建筑、哲学,并不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恰恰像是把现代主义里面那些被遗忘的、被排斥的、被边缘化的东西重新释放出来。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谈到后疫情的时候,我也想从这个意义上去谈论——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它把我们原来看不到的、遮蔽起来的,遗忘的东西放大并唤醒,它提醒注意那些在前行的时代,我们原来根本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细节、问题、矛盾和困境。
所以我觉得“后疫情”绝对不是一个乐观的词,它是一个反省的词。它不是告诉我们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安心地出去吃火锅、旅游等等。不是,它是提醒了我们,疫情是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重新去审视之前从来没有仔细审视过的当下世界。这个是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在后疫情的背景之下,重新去想一想如今公共空间的意义。
当然我不是专家,我搜了很多的文章。有两类主题的后疫情文章,下载量和转载量最高——第一个就是国际形势,第二个就是线上教育。这两个是后在疫情的时代,对我们的现实,对中国冲击最大的两个力量。
我是一个大学老师,一个高等教育者,对于疫情对在线教育的冲击,我深有体会。今天百分之八九十的课程,包括很多讲座都在线上进行。大家会觉得线上教育仅仅是对之前线下教育的一个延续和复制,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但是实际想一想,其实线上教育实现的,恰恰是教育本身真正要去实现的一个目的——让知识找到接受者,让传播者找到真正喜欢知识,愿意接受知识的一方。
北京探月学院的线下同伴学习。当遇到问题时,先找找自己的同伴(于楚众 摄)
教育本来应该是一个桥梁,但是在前疫情的时代,我发现在线下的空间里面,教育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教师跟学生之间完美沟通的纽带。我是一个老师,我觉得我的课谈不上很好,但有的时候讲得还可以。但是即使是我觉得自己讲得很精彩的时候,实体课堂里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从来不听,他们在课上从头到尾拿着手机,打游戏或者刷微信,一到下课,就把手机关起来走了。
为什么学生如此不喜欢线下的课堂,是不是今天的线下教育,已经陷入了一个病入膏肓的时期?我们经常会去怪学生,说他不喜欢学习、没有动机、没有热爱知识的热情,但是难道仅仅只能怪学生吗?
年轻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听固定老师讲的一些知识?学习知识应该是自由开放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地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的选择去吸收的。所以,网络实现的,恰恰是知识本来就应该有的一种契机和动力。疫情仅仅是把在线教育里,以前从没有办法实现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是我对后疫情最基本的观察。
很多人认为疫情制造了一种断裂,疫情前跟疫情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前我们按照一种方式来生活,但是疫情发生之后,整个世界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步调之中。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其实疫情制造的不是断裂,而是把以前已经存在的、酝酿起来的、处于长期蛰伏的那些力量,把它们加速推进出来。
比如线上教育,它实现了之前隐藏在线下教育之下没有办法实现的目的,而且是教育真正应该去实现的东西。通过疫情这样一个契机,线上教育实现了加速的转化。

即使没有疫情,整个高等教育或线下教育,即使乐观估计,我觉得经过三五年的时间,也会转向线上,转向付费知识,甚至转向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疫情只是把这个趋势进一步向前,加速地推进实现了。
在这里我搜了一下大家谈到后疫情时的很多关键词,比如说生命、政治、健康、数据等等,好像在后疫情的时代,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变成信息化、数据化的。
因为不能出去,大家被锁定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越来越宅,好像疫情将我们隔开了,跟公共空间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但其实这些不是疫情所造成的,这些现象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潜伏在那里,它只是通过疫情,进行了加速推进和发展而已。在疫情诞生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陷入一种“宅”的困境之中了。在地铁上面有低头党,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中,我们更习惯使用表情包跟微信,我们已经不喜欢用面对面的方式和人进行交流。
如果整个世界注定不断沿着既定的方向,往未来发展,把以前隐藏起来的东西进行加速推进和实现,那么哲学面对这样一个无限加速的世界,它还能够进行什么样的反思?而且哲学在疫情时期或者后疫情时代的困境,大家也有目共睹。在疫情期间,很多哲学家都喜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场闹剧。比如最早发声的,意大利的哲学家阿甘本,他说我们要捍卫自由理想,捍卫生命的权利,马上就有很多人去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街上,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后来还有美国的齐泽克,当哲学家提出面对疫情的问题后,马上就会遭到公众的反讽,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大家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异形的时代,哲学的反思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它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哲学家也只不过是增加笑柄而已。
当哲学家写下一篇篇论文去谈论这个世界的问题时,他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这个世界里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扭曲化、荒唐化、漫画化了。阿多诺曾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在奥斯维辛的惨剧后,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整个欧洲满目疮痍,怎么还有闲情去写诗,去表达这种浪漫的情绪?那么我觉得,在新冠疫情之后,搞哲学其实也是荒诞的。因为哲学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也无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都只像荒唐小丑的把戏而已。
但我觉得,哲学不应该自甘于无用的境地,哲学应该反过来去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加速时代,如何将哲学思想和现实真正结合,在无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中起到一点点反省和刺痛的作用。
在这里,引用一句我非常喜欢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加缪的话,他在《西西弗神话》里面指出,“所谓的荒诞,是指非理性跟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就是今天哲学的困境。今天的哲学恰恰夹在这样两个张力之间——现实是哲学不能够去理解、去掌控,去说明,甚至不能去介入的;但哲学的本性又要求所有的思索者,对这个世界进行一个清楚、透彻、明白的阐释。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觉得重新反思公共性,可能是进行哲学反思一个非常恰当的起点。谈论公共空间时,大家经常讨论的是公共性和空间本身,但在公共领域里,在那些可见的、可以穿行的物理空间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维度非常重要,那就是时间性。
在这里我引用了研究网络社会非常有名的一本著作Manuel Castells。早在90年代,互联网还没有那么蓬勃的时候,作者已经写了三本巨著去研究网络社会的兴起,这本书的标题就是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在这本书里,他从方方面面研究了网络社会各种各样的趋势和特征,在第一卷的最后,他以时间性的角度去重新概括了一下,我们置身其中的网络社会的关键本质。他在这里用一个词非常触目惊心,但也非常深刻——timeless,他说网络社会时间性的本质就是扼杀时间。当网络扼杀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跟生命时间后,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去玩味西川老师所说的诗意。
为什么他说网络社会叫做“无时”?
在网络社会里,时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分裂,一面是“技术改制的时间”,时间被数字操控、算法操控,还有一面是“生命时间”,即 life cycle,被算法技术和人造时间所排斥到边缘、压制到底部。
插图|范薇
在算法兴起之前,人的身上有一些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去挣脱的时间节奏,比如说生老病死、四季更替,比如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过程,比如说衰老,这些东西标志着人之为人最根本的本性。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命周期的体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体现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而在今天的网络社会里面,时间的节奏、生命的周期遭到了最大的控制跟破坏,甚至肢解,伽萨特用了一个词叫做breaking down。我们身上原有的那些时间节奏、生命健康,甚至包括血液循环、心跳那些最基本的生理节奏,都在技术的实践之下遭到了一种根本的肢解。
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时间好像有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技术的时间,钟表的时间,另外一方面是生命的时间。而是说在网络社会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被越来越拉向技术算法和人造的那一面。这一点并不是在网络社会兴起之后才有的,在19至20世纪,当西方社会从钟表的时间一点点过渡到机械时间,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对抗。
大家都很熟悉达利的作品,那他为什么要把钟表画成熔化的形状,像橡皮泥一样,甚至把它吊在树上,让它变形,让它流动?因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对机械的时间、对钟表的时间充满了恐惧、厌倦,甚至充满了抗拒。著名文学家卡夫卡说,当他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他听到滴滴答答走时的钟表,他有一种绝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时间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在他做每一件事情时,他都听到身边所有滴滴答答的走时。就像我今天在这里,本来我想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对实践性哲学的反思,但是我发现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时间去阐释时间问题。这是我们生命时间中一个非常令人悲观的现象。

萨尔瓦多·达利《记忆的永恒》
在初期,生命时间好像还可以站出来,用艺术的方式、用诗意的方式来跟机械的时间去进行对抗。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对抗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波德里亚有一本书叫《完美罪行》,他说在今天这种持续的白昼中,永远保持清醒,连睡眠的时间也被技术所操控。哪怕在我们睡眠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挂着手机,挂着网络在升级打怪,即使我们睡了,但是整个社交网络还没睡。当我们醒过来,我们马上还要刷新一下网络,看看朋友圈里面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情。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我们都保持着白昼式的清醒,这就是今天网络社会技术时间的状况。
现在从哲学的角度去反思一下什么叫做公共性,20世纪下半期,有三个重要的流派:第一个就是哈贝马斯,他强调我们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去建构共同体;第二个是阿伦特,他比较早地提出,我们要回归古希腊的那种公共荣誉,以个体的方式去建构人和人之间的政治连接;第三种就是内格里,他认为我们今天需要一种行动,一种情感力量的相互激发,去建构起一种不是理性但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公共领域,这也是我比较赞同的一种方式。
后来我还研究了很多如今的哲学家,比如说像让·吕克·南希,他强调说当我们今天公共空间越来越网络化,越来越被技术的方式拉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公共这个词放弃掉,我们应该去抗拒连接,去制造各种各样的分歧,这个才是公共性真正的意思。但是我反对这一点,我不认为在今天网络社会制造一种分歧或断裂是一种可能性的方式。
如果理性已经完全被算法化,荣誉已经完全被游戏化,那么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以情感的方式,以共情的方式,重新建构起一种真正符合生命时间的公共领域?我引用了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里面的这句话:“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对于公共性而言还留下的唯一契机——能够从情感的角度,从共情的角度打开一种公共场域。
最后引用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对理解今天的公共性仍然非常有效,他说,“以生活为炉,以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公共性各种各样的陷阱之中,挣脱出来,去重建公共性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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