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丨钟海明：忆念耀邦伯伯，他解救了我们家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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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海明

原题/拨乱反正，解救两代人——“团小友”忆念耀邦伯伯

本文已经公众号“新三届”授权转载

ID：df3p1113-2

每到清明时节，大家都会各自怀念已故的亲人。然而，还有很多人会共同思念缅怀一位曾在我们身边的亲人、伟人。再过几天，4月15日，又是耀邦伯伯的忌日了，我们这批“团小友“（指老团中央系统工作人员的子弟），心中都牢牢记着这一天。

我们这批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团小友都共同经历了1950~198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亲眼见证和亲身感受了耀邦伯伯是如何保护各级干部的。他以一身正气解救了成千上万的个人和无数的家庭——这里不仅有在历次运动中遭受打击和迫害的老同志、老干部，更有各界的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和年轻人。甚至对那些曾经整过他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他都不计前嫌，一视同仁地安排工作和给予无私的帮助。

耀邦伯伯对年轻人和青年团干部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爱护，他主张年轻人要学会独立思考，要经风雨见世面。早在1955年，他曾鼓励建国后第一批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江西和北大荒。他一直十分关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1979年，耀邦伯伯又积极推动落实知青返城，并特别强调要下决心解决好就业问题。（见《胡耀邦思想年谱》）

我正是被耀邦伯伯亲手解救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而我们家也成为两代人都是被耀邦伯伯解救的无数家庭中的一个。

1953年，左起张黎群（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纪云龙（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作者父亲钟沛璋，邢方群（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胡耀邦

我父母都是14岁参加革命，15岁就入党的中共党员，1930~194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参加创办上海《青年报》，1954年被耀邦伯伯点名从上海调到北京，进入中国青年报社工作。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父母双双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改造。耀邦伯伯在外地闻讯赶回北京时，知我父母已离京去了山东，深为痛惜。

1964年，我父亲刚刚摘去“右派”帽子不久，尚未恢复党籍，耀邦伯伯就力排众议起用他参加起草共青团“九大”的大会报告。1979年，耀邦伯伯一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就全力平反积累多年的冤假错案。在他的全力推动下，为包括我父母在内的55万右派平了反，同时解救了近600万右派的亲属和家庭。

于我而言，我却不仅限于右派子女受恩惠于耀邦伯伯，在我当知青时有段异常的经历，更是在耀邦伯伯的亲自关怀下才得以解放，而改变人生。

1968年6月，我和很多北京知青一起第一批登上北去的列车，奔赴北大荒，开启了我六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涯。由于我父母在“文革”初期被打成中国青年报社的“三家村”正受批判，能批准我参加建设兵团实属不易。

胡耀邦等在批斗大会上

随着我们的到达，1968年6月1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组建成立。我所到的16团曾是有1958年十万官兵大转业的老荣军农场，那里也有1963年最早一批的老北京知青。1955年在团中央为第一批垦荒队举行1500余人的欢送大会上，耀邦伯伯就专门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授旗并送行。

1969年4月，团中央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组建成立，我家四口人被迫各奔东西，刚满3岁的小弟弟被先后送西安、上海的亲戚家寄养。我难得请假回京数天，送走去河南干校的父母后，随即返回兵团，并参加新组建的开荒连队。我们十几个人进入东大甸子的沼泽地，开始了近乎于“棒打狍子瓢舀鱼”和沙家浜芦苇荡中的垦荒生活。

胡耀邦在团中央五七干校插秧。刘全聚摄

胡耀邦干校故居

那年的垦荒生活极其艰苦，却又是极其快乐而浪漫的。连长、指导员是三八式老干部，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农场都身先士卒。仅半年多我们就实现了从帐篷、拉合辫房（草辫房）到土坯房，再自建砖窑烧砖，全连百十多号人住进了红砖房；实现了当年播种，当年收粮。在那肥沃的土地上，谷子竟然能长2米多高。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连队老首长的离开，原本比较简单的开荒连队开始受到其他连队和社会整体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变得异常复杂。年底，我本应该第一批被发展入党，却一夜间被撤去司务长的职务，到一线班排当副班长。理由是当年我父亲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的老据点是我爷爷家，而我爷爷是上海大资本家，需要接受调查。

1970年1月，当年开荒时我亲手盖的全连第一座草辫房食堂两次起火。第一场火，赶上刮东北特有的“大烟泡”，寒气入骨，尽管火势很猛但我和很多战士救火时都被冻伤了。第二场火，由于我第一个冲到现场救火，事后不仅没受嘉奖，还竟然被人诬陷为“纵火犯”。时值“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先后三个工作组和一个专案组“以阶级斗争为纲”，罔顾事实，使我百口莫辩，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纵火犯”。

当时隆冬季节零下摄氏三四十度，我被关押在开荒时的帐篷里达两个月之久，不让活动，不给大衣，导致严重肌肉萎缩，左腿比右腿细了4cm之多，“享受”每日八个“保镖”的待遇。（连队知道我会功夫，怕我行凶逃跑，加之天气太冷，故派战士两小时一班岗，轮流看守。）

平反前夕的我颇有方志敏和闯关东“胡子”“刀客”的范儿

1971年2月正式宣判——我被五花大绑，在严寒中到全团各连队游斗了三天，敞篷卡车上只有我一个穿“兵团服”戴“兵团帽”的知青，这回我可真是“声名大噪”了。一年半前还是全团的“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呢，这会儿又成了全团的另类“典范”。

在此期间，我与父母基本处于失联状态，除了报平安的信可以寄出，其他信息一概无法发出。无奈之中我想出一招，把毛衣拆了，绕成线团，同时将密信及申诉资料全部绕进线团之中。在寄给母亲的条子上留言：“请帮我打几双毛线袜”。然而，毛线寄到河南干校时正值农忙，母亲每日累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拆线团，于是把毛线团放在床下的脸盆里。直到天气渐凉，才得空拿出来拆洗。当发现我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时，妈妈泪如雨下，一夜之间急白了头。

由于我的密信字太小，父母轮流重新抄录的信

1971年年底，耀邦伯伯离开河南干校回到北京，但还处在受批判、写检查阶段。他所居住的富强胡同6号小院，曾被指责为“裴多菲俱乐部”。我母亲到北京找耀邦伯伯时，离我的案件发生，已经有两年了。尽管我的劳动表现十分出色，但是始终拒不认罪，所以处境一直未能改变。

耀邦伯伯听我母亲讲述我的情况后，出于对我父母多年的信任和对年轻人的爱护，当即给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写信，请他帮助调查此案。不巧的是，杨勇接到信不久就调任新疆军区了。我的事情似乎被搁置下来了。耀邦伯伯又找了他的老部下，时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的颜文斌。

胡耀邦自书

鉴于当时耀邦伯伯还没有解放的处境及彼此间的关系，颜副司令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答复和举动，但后来他还是到我所在的连队来过一趟。

1972年底的“李庆霖事件”，成为引发知青问题的导火索。这期间也刚好是我母亲向耀邦伯伯求助反映情况的时间。耀邦伯伯对知青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注，并告诉我母亲，1973年7月要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我母亲闻讯赶到会上，当时大会上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团中央的老人，大家听了我的情况后纷纷抱打不平，帮助找到时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主任段景岳。段承诺回去就调查处理此案。

兵团保卫处和团部复函

1973年“十一”前夕，一辆军用吉普突然驶入我所在连队。那天我正在食堂帮厨杀猪，连队王指导员告诉我，段主任来过了，并留下话可以让我先回家。倔强的我当即表态：“不平反，我绝不回家。”

自从我用毛线团给父母寄出第一封信以后，又陆续开辟了多条发信渠道，主要是从其他团/连调来我们连的战友。他们没有受过我们连“红色恐怖”的洗礼，没有阶级斗争打压的经历，相对胆子比较大一些。对我的处境深感不公而愿意帮忙。父母的来信在我的提示下，也充分发挥了他们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们不断寄来马列著作和科技书，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然后把信密封在书的扉页或书皮的夹层里。随着通信渠道的拓展，我也能及时了解到外面的一些情况了。

当年寄书的包装

据我当年的日记记载，我收到母亲来信后托连队的文书（先前曾帮我多次悄悄寄过信）寄信时，透露了耀邦伯伯在关心和督查我的案件。结果文书怕犯错误，把我告发了，汇报到团里，引起警觉，提审问我消息来源。

得知耀邦伯伯消息时的日记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在兵团司令部保卫处的监督下，针对我的“案件“设立了专案复查组，重新开始调查。此时的情况与三年多前截然不同了，所有的当事人都推翻了先前的伪证。特别是被定为“同案犯”的梁XX在重新做完口供后，感叹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尽管如此，面对被推翻的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所在16团的政委仍然不愿意召开团党委会给我平反，甚至在会上大拍桌子，指责常副政委（原农场老书记、地方干部）向外泄漏案情。最终在兵团保卫处的直接督促下，1973年11月3日，才由常副政委代表团部到连队正式宣布对我予以平反。历时46个月的我的“现行反革命”生涯，至此宣告结束。

（注：我所在的二师16团曾因原团长和参谋长两位现役军人奸污女知青一案轰动全国，黄、李二人于1973年8月被枪决。1983年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复查认为原定事实有出入，量刑过重，改判：撤销原判决。此前，李曾下放到我所在连队劳动，和我同住一个房间两个月。）

在近四年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没有因病缺勤过一天，但是身体已经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肌肉萎缩等疾病。全靠自我扎针、练功在勉强维持。由于极其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平反前的半年多，我明显感觉身体已难以支撑了。倘若没有耀邦伯伯的解救，我可能只有选择自救逃亡了（我曾长时间偷偷绑上10公斤的沙袋跑上几公里，为最坏情况下的潜逃做准备），但其后果自然也是不堪设想的。

301医院诊断证明

当年自我扎针用的针灸盒

1973年底平反回京后，母亲第一时间带我去看耀邦伯伯，当时他颈椎骨质增生在协和医院做治疗。见到我，他非常高兴，一边做牵引，一边和我聊天。他向我了解兵团的情况和我的身体状况。并鼓励我，年轻人受点挫折是好事，还要多学习、多看书。后来耀邦伯伯曾多次在有关知青工作问题的会上，以及和别人谈话中提到我的这段经历。我到富强胡同小院去看望耀邦伯伯时，知道那几年他在家里看了很多书，也是他一生中一段十分难得的时光。耀邦伯伯的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

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耀邦伯伯离去也有32年了。然而，这一切都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我，只是耀邦伯伯解救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正因为有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由于他的解救，我才能提前回京，有机会复习功课，赶上1977年的高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才有可能搭上1980年提前考研的末班车。

在1970~1980年代，耀邦伯伯不顾自身危难，为无数老同志、知识分子抱打不平，解救无数受迫害的民众离苦脱难。他的善良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和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耀邦伯伯的精神也激发了我母亲好抱打不平，仗义执言的天性。

1996年11月，作者随父母一起赴北京会计司胡同耀邦伯伯生前住所，看望李昭阿姨。上图左起陈敏、李昭、钟沛璋；下图左起陈敏、李昭、钟沛璋、钟海明

那些年，虽然我父母自身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我们在三里屯合住单元的家，成了老同志们秘密聚会的联络点，同时也是我知青战友回京、返城的落脚点。我母亲为帮助很多老同志以及子女返京，安排工作到处奔波，乐此不疲。期间，既有1960年代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领导干部，也有1957年被发配到新疆劳改的“右派”老同学……而富强胡同6号耀邦伯伯的小院，更是被踏破了门槛。

耀邦伯伯不仅是我们家两代人的解救者，更是全国千千万万冤假错案受害人及其家人的解救者。他组织和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2015年11月，胡耀邦诞辰百周年之际，作者于湖南浏阳胡耀邦故居门前留影

2015年，耀邦伯伯诞辰100周年之际，我和其他团小友一同赴湖南浏阳参观耀邦伯伯和谭嗣同故居时，他们为中华民族满怀忧愤，救亡图存的事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一历代仁人志士舍身为民一心为民的思想之根，早已深深埋入耀邦伯伯的心中。他终生都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奋力推行民主与改革，为国担重任，为民鼓与呼，始终保持了真正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和浩然风骨。

2021年清明于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