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 | 中国世界史研究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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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学科和《世界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奋力前行的旗帜，希望它能给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反观我国，尽管在要求对外与国际接轨，然而在历史课程和师资的设置和分配上，却远远不能跟上世界的潮流。全国高校的师资分布，不是很好把握，因为很多高校，世界史甚至未能列入一个单独的学科，很多世界史的课程只是让一些老师代上，一般只有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才会有专门的世界史专业存在。不过从学会的角度，也大致可以看出目前的世界史在中国的情况。除开京沪两地，全国各省，大约只有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省有省一级的世界史学会，很多省份至少目前尚不具备成立省一级世界史学会的条件。而一些著名高校，即便有世界史学科存在，但师资的配备也远远跟不上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需要继续增加力量，增加投入，使我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速度。

第四，若干英国史学习方面的体会。英国史是国内学者研究力量比较集中的国别史，加上英语是国内比较常见的外语，所以英国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圈子比较大一些。从老先生的时代开始，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国内的英国史已经从断代史，专门史到通史，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史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目前，已经从原有的政治史、经济史逐步扩展到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律史、家庭史乃至环境史；而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从互联网获取资料的便利条件，也使我们的英国史研究具有了相当的深度，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外同行的赞扬与重视，而中英英国史研究会议的定期召开和交流，也使我们的英国史研究具有了相当的水准。

而我自己体会最深的是，我们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从最初的档案文字资料的解读，开始逐渐地有了某种十分贴近的感悟。或者说，对英国历史的解读从论文式的解读过度到一种含混而又直接的理解。他们与我们都是人，但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和环境空间中，似乎又有很多并不合拍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与中国人，就是与欧洲人相比也使如此。

所以，现在一提到英国，脑海里就开始浮现出某种似乎可以触摸的英国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又大又小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充满小心翼翼，但又坚定固执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又固守传统的民族，是一个表面冷漠而可以长期交往的朋友，是一个人类世界极其异类的矛盾体。比如，英国人对自己的财产极为珍视，任何有关财产的事情都十分敏感，英国的很多法律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财产保护或转移问题。所以私人财产在英国是相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更安全一些，或许这也是一些国际富人愿意将财产转移到英国的原因。而英国普通民众记忆中的历史伟人，好像没有一个科学家或其他人物，他们心目中，英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伟人，一个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个是丘吉尔。看来能够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在民众的记忆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或许知识界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未必完全与民众一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年轻时的样子

丘吉尔

而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问题，在英国一直若隐若现地出现，却并没有阻止英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此外，英国还有一个较为独特之处，那就是任何极端的东西，都很难在这个国家获得广泛的支持，不仅上个世纪的纳粹不可能在英国立足，就是麦卡锡主义也不可能在英国出现。著名的古典学学者M.I.芬利，曾在麦卡锡反共狂潮中遭到迫害，失去教职，被迫放弃美国国籍，却为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欢迎，最终他在剑桥大学度过余生，并被女王封为爵士。所以尽管英美同源，从是否为极端主义提供土壤的角度看，两者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何如此，显然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最后一点则是，应关注国外的定期交流和国内的资源共享。我们还需要让英国学者了解，我们为什么对某些问题特别感兴趣，我们的兴趣点与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有什么不同，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从20世纪的史学发展趋势看，目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流派，基本上来自西方。这样的一个事实，提醒我们翻译工作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对世界史，对中国史也是如此。一些老先生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但似乎在学界的回响并不大。因为这些工作既苦又累，对翻译者本人的学养要求又极高，像老一代那样国学根基深厚，懂多种外文，能够从不同的语言版本对古典文献进行翻译的大家，目前已经不多，而新生的一代似乎还远远不能递补上来。这样的一种状况是令人焦心的，对于目前国家对世界史知识的渴求也是很不相称的。对世界史学科而言，翻译是一项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一些重要的史料和文献，如果能翻译成中文，显然能大大加快年轻一代进入研究领域的速度（最近看到一些关于日本获取诺奖的文章，认为专业的翻译工作对日本的诺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当从学科建设的角度重新看待系统的学术翻译工作，并给予翻译工作以合理的学术评价。一些重要的国外史学著作和史料集，如果能有计划地翻译过来，对于提高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是极为有益的。目前我们在各种论文中，常常发现在使用某一特定的史料集，那么，将这些史料集翻译过来，为何不是功德一件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史资料丛刊》，就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好事再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在目前人力财力都比过去为佳的形势下，由《世界历史》来重新牵头做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可以每一期选择一篇著名的史料翻译，对于带动世界史的史料翻译工作，肯定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

世界史学科和《世界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奋力前行的旗帜，希望它能给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 完 -

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18年11月在福州会议上的讲话

载于《亚太国家研究》第三辑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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