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的中国两会，“十四五”无疑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与“十三五”时期相比，未来5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将发生哪些变化？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十四五”规划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擘画哪些关键词？展望“十四五”，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还有哪些重要任务？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市场环境对我国经济
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博览》：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请问“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程实：过去几年，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演化格局日渐复杂，各国基本面的相对变化和政策的动态调整也更加频繁。“十三五”以来，中国坚持宏观政策大方向不变，并未雨绸缪主动优化政策搭配，金融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之间正逐步跳出“僵化联系”，加速迈向更为合理的“互补替代”，通过明确厘定政策边界、形成政策合力顺利通过了一系列“压力测试”。2020年，在百年未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冲击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应对疫情冲击，多部委发挥政策合力，一方面保证流动性充裕稳定金融系统和市场信心，另一方面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奠定“降息”基调，引导长期利率下行，为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提供了关键支撑。此外，政策因时调整也体现出定力，“不急转弯”即妥善处理好内部与外部关系，缓释宏观风险。疏堵并举、及时响应，有效避免了金融与实体风险共振。
以“双循环”开启“十四五”
对外开放新征程
《金融博览》：在对外开放持续加速的背景下，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已成为“十四五”改革发展的关键，未来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该怎么抓？
程实：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更高水平开放。2020 年，“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热议的中国宏观政策焦点。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双循环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进一步阐释。在总体定位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在具体行动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近期重点在于推动RCEP协定尽早批准实施、中欧投资协定尽快签署生效，以及加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和积极考虑加入CPTPP协定等。上述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长期宏观影响：一方面，在这些协定的框架下中国在多数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作出了高水平开放的承诺，将高水平和互惠的市场准入作为双向适用的规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双循环背景下与全球分享十四亿人口大市场发展红利的积极态度，也有助于国外优势产业增加对华投资，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在公平竞争、国企改革、透明与合规等方面，国际贸易协定的严格标准将倒逼中国产业升级和投资环境改善，也将释放“鲶鱼效应”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在RCEP和中欧投资协议所搭建的高水平开放基础上，未来中国有望在“地缘情感”和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的区域合作，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动更高层面的全球化发展。
实现2035远景目标
要增速更要质量
《金融博览》：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中国经济是否应将立足点、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这种转变该如何实现？
程实：第一，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无论是在回顾“十三五”还是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科技实力始终与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相并列，科技创新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引领性作用可见一斑。此次两会进一步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表明“十四五”期间数字经 济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规划中重要的关切点，也将成为未来现代产业体系中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绿色转型助力可持续发展。继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12月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该目标列为 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今年两会也进一步要求“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一宏大目标后续也将配套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并将深刻影响能源与产业结构，为清洁能源、绿色制造等行业创造投资机遇，在展现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国担当的同时，助力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三，乡村振兴推动协调发展。从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到此次两会进一步强调“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都表明乡村振兴有望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乡村振兴战略将有效释放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是实现内需倍增的保障，也将助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
“十四五”数字经济
“引擎”更强劲
《金融博览》：“十四五”规划中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列出一篇，可以看出国家将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头戏，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今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
程实：伴随流量红利的展开期尾部特征逐步显现，“双循环”格局下的数字经济将更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均衡普惠，发挥万物互联的潜能，创建企业间的互信环境，从而赋能实体经济“量价齐升”。而从监管角度，如何妥善处理好新型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将是发挥数字经济生产力乘数效应的关键。数字监管从平台反垄断、隐私保护和数据税等方面入手，表面为约束，实际是鞭策，意在谋求数字经济时代的机会均等、规则均等与权利均等，以此释放出数字生产的巨大潜力。
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产业链较为完备，并已在全球逐步确立“供给—需求”双中心的重要枢纽地位。但从细分领域看，粗放型增长的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双循环发展战略的确立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即产业链需要实现从“高完备度”到“强竞争力”的转换，数字化改造实体经济相关产业成为必由之路。
“十四五”时期
中国金融业重要任务
《金融博览》：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您认为我国金融业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更好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程实：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内循环”已逐步回暖，但海外疫情仍未消弭，全球经济“外循环”压力短期仍存。面对这一挑战，针对性地加强金融体系支持作用，以“促并轨”“破刚兑”“抑套利”“降成本”等方式引导融资成本的长趋势下行，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等措施将是稳固“内循环”的关键。
回顾历史，欧美经济强国夯实“内循环”的关键在于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展望未来，中国金融业有望借鉴这一进程，一方面居民财富的配置重心逐步从房地产转向金融资产，为供给侧的产业升级打开空间；另一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放眼全球“外循环”，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也迎来新一轮重塑。面对百年变局，脱钩自闭只能陷入存量博弈，加速开放才能在新赛道上化危为机。金融市场扩大开放为重要纽带，未来中国有望构筑起“内循环”与“外循环”良性互动的新模式。放开准入限制，推动金融业迈向有序全面开放。
中国将更加自信地走
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金融博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期待？
程实：“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口的重要选择，总是对内审视自己、对外比照他人、于前沉淀经验、于后顺势 而为的理性选择。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博弈、民粹主义和科技革命正深度重塑全球经济的基本盘。身处历史拐点，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自信的中国。更加自信，是因为正在经历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唯有顺应潮流、遵从内心、以己度人、尊重自然、自律内敛，才能激发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能。中国也将更加自信地走适合自身特点、文化个性和自然禀赋的经济发展道路。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在变局中开新局，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已经确立了双循环的新发展理念，这一国策2020年提出并写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发展远景，是当前最新、最高层面、最具共识的纲领性发展思路，也必将带来2021年及未来最坚决、最坚实、最果断、最全面的落地与落实。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发展之所以是硬道理，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改善才是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在“十四五”规划里，中国已经在淡化GDP增长目标，转而强化对民生的关切、对微观的呵护和对全面发展问题的统筹兼顾，这种转变是适应全球格局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适应性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损失，更导致了普遍的民生灾难，所以，在谋求增长反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追求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福祉改善。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对于疫情后的世界，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中给出的信号越来越清晰，中国的双循环目标是要谋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谋求的对外开放，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提高，是基于人类共通情感和深层认同基础上的全面合作和长期交往。中国经济金融的对外开放，将基于“亲诚惠容”，既强调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共识，也凸显利益上的互利共赢。未来，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此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引，“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这种既保留一定政策余力，又不急于猛掉头的政策搭配，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理性回归。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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