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alin Kariko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已经三十岁。
在匈牙利长大的她获得了塞格德大学的博士学位,1985年,她所在的大学已经不能继续给她的研究拨款。于是Kariko与丈夫带着只有两岁的女儿,开始了前往美国的冒险
初来乍到的她来到费城天普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临行前,因为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携带100美金出境,Kariko将所有的钱缝进了女儿的泰迪熊里
这些全部家当也不过1000多美金。
赴美后的学术生涯也不是顺风顺水。因为天普大学的团队解散,1989年,Kariko在宾大心脏病专家Elliot Barnathan那里找到一份工作,研究助理教授。
她和Barnathan博士计划将mRNA插入细胞,诱导它们产生新的蛋白质。然而他们的试验却遭到许多同行的嘲笑。Barnathan博士不久后就离开了大学另谋他就,而Kariko因为没有财务支持,不得不换一个实验室继续工作,校方还屡屡施压希望她辞职。
1990年,Kariko提交了她的第一笔资助申请,她在这时提出建立基于mRNA的基因疗法。从那时起,基于mRNA的治疗一直是Kariko的主要研究兴趣。
她原本期待能够成为正式教授,结果却被拒绝录取,1995年她又被大学降级
在宾大,因为她的研究不被重视,Kariko被迫从一个实验室搬迁到另一个实验室,依靠一个又一个资深科学家来接纳她。在这几十年里,她的年收入从未超过6万美元
或许逆境正是科学家的试金石,升职无望的Kariko在1997年与宾大免疫学教授Drew Weissman相遇,因为共同的研究方向,他们开始一起编写研究mRNA的文章,发现了在mRNA中添加假尿苷可以保护其免受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
一开始,主要的科学期刊都拒绝了他们的研究。当他们的研究最终发表在《免疫》(Immunity)上时,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制药公司和投资方也对他们不感兴趣
不过,最终有两家生物技术公司注意到了这项研究:美国的Moderna和德国的BioNTech。当新冠疫情爆发后,这两家公司都用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mRNA疫苗
此后发生的一切就是我们在新闻中所看到的,因为疫苗的成功制造,上亿人得以成功接种。今年已经66岁的Kariko多年“坐冷板凳”的研究,为疫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研究不被看好、没有经济资助、被学校降级升职无望、多年来频繁更换实验室。丈夫却形容Kariko称:“你不是去上班,而是去找乐子。“
或许勇者从来不在意冷板凳,这些在我们看来可以将生活击垮的挫折,他们也甘之如饴。因为他们心中有着追求真知的向往。
Kariko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华人数学家张益唐,23岁那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之一。29岁时,他完成了硕士学业,前往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1年,完成论文答辩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
张益唐的导师认为他安静、害羞的性格不利于人际交往,也不能另数学界内更多的人了解他,从未给他写过推荐信。
1992年,张益唐不得不在赛百味餐厅打工,因为生活困窘,有时不得不睡在车上。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为许多朋友打过工。
终于在1999年,他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大学讲师的工作,这是,他开始了对于孪生素数猜想的研究。
2013年4月17日,已经58岁的张益唐向该领域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数学年刊》提交了证明存在无穷多个质数对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研究。
因为这个数学界“里程碑式的定理”,张益唐获得了Ostrowski奖,Cole奖,Rolf Schock奖,MacArthur奖学金等一系列荣誉,开始了世界巡回演讲。多年的辛苦隐忍,终于有所回报。
这两个故事乍一看都是“大器晚成”的经典桥段,但这其中遭受的白眼,受到的的冷落,一次次失败面临的打击,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希望可以鼓舞正在阅读的你,只要心中怀揣希望,哪怕前路艰难,也请你继续“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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