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6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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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拜登对华政策，我想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讨论：一是在疫情冲击下，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新情况？二是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又有哪些新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新情况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做一个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关注疫情冲击及拜登上台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是意料之外的新情况，是2018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战时所看不到的。疫情的出现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很大程度来讲，他的大选失败和疫情也有关系。疫情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具体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疫情增大了美国的压力。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着广泛的背景，此前在中美民间智库的交流中，我发现对中国进行遏制在美国两党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已经超过70%，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二是在疫情早期，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个所谓和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武汉地区刚刚暴发疫情的时候，美国迫不及待地实施了与中国断航、撤侨、撤大使馆等一系列措施。在欧洲各国先后暴发疫情的时候，美国内部也没有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唯独对中国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所以，我认为美国是在进行所谓的中美脱钩压力测试，观察在中美之间没有人流、物流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并且要把这种压力测试的结果展示给自己的盟友乃至全世界，试图证明即使与中国缺少往来，对美国自身影响也不大。
三是疫情下的贸易战并没有改变中美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出口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甚至在部分领域、部分产品上还有所增长，中美贸易逆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所以说，只要美国仍然保持市场化的经济体系，那么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十分密切的。
从美国政府更替的角度来看，在拜登上台、民主党执政的背景下，也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毕竟换了政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拜登政府仍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 “遗产”框架下形成的对华政策。在两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特朗普的思想、特朗普主义成为一个“遗产”，正如刘青教授所讲的“特规拜随”。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也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态度，并且延续了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尽管拜登是建制派，希望在某种规则下进行运作，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或放松特朗普时期的做法。
其次，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意识进一步增强，原来叫做竞争，现在定位为“激烈竞争”，也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将对华强硬派、反中派都汇聚在民主党的体系内。
再次，拜登在各大多边机构都强调美国的归来，要重新走传统建制派的路子。除了重返WHO是为了应对疫情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为了中长期问题。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游说盟国，迫不及待要成为反中联盟的领袖，这与特朗普政府的“单兵独进”有很大区别，所以说拜登政府更有章法，在反中联盟中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增加新的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表面上看紧张的格局有所缓和，一些非规则性的极限施压还可能继续调整。
二、中美脱钩势在必行，抓住窗口期推动缓和与合作
以上是我们看到的自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及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新情况。通过这些新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端倪。从2018年起我一直在持续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提出了中美贸易战演变的“三部曲”，当时不少人认为我的说法有点过，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现在回头来看，中美关系的演变基本上跟我当时的判断差不多。结合我之前的观点和现在观察到的新情况，关于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我主要有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为热战，尤其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中美都是拥核大国，不会在本土发生战争，但是不会排除会出现局部冲突。中美或许会以一场小规模的热战奠定中美完全脱钩的基础，形成新冷战格局，小冷战演变成大冷战，甚至小热战演变成大热战，这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第二个判断是中美脱钩势在必行。经济脱钩方面，拜登比特朗普更有弹性，更有取舍空间。针对美国所谓的经济利益，拜登政府会更加理性。正如刘青教授所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还是科技的竞争。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让美国倍感压力，除了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经济总量背后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科技产品、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中国的科技发展态势，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所以说，中美脱钩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第三个判断是拜登政府会利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来对华施加压力。这在美国方面属于阳谋。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合理破解。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仍拥有窗口期。第一个窗口期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完成合围之前的窗口期。拜登的目标是实现完全合围，当然能否实现合围，要看我们如何破阵，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天就完成的。因此，不同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拜登对华实现合围存在一个时间段，这就是我们的窗口期。第二个窗口期是美国战略调整窗口期。美国在全世界进行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旨在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但需要时间，这个窗口期缓和了中美极限施压下的紧张格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在窗口期内，我们不能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因为缓和与合作是为了我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比美国发展更快，如果不受到较大干扰，我们的经济总量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超过美国。延缓和美国的决战，甚至是避免和美国的决战，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窗口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利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前与对方交战是不利的。
我们应当如何争取窗口期呢？
一是，彼此要沟通，明确彼此的关切和底线。不仅要让对方明白我们的关切和底线，也要了解对方的关切和底线。不必事事处处针尖对麦芒，要有所进，也要有所退、有所保留。至少要暂缓一些在过去容易引起美方等西方国家误读的行动，尤其是在一些对中国来说属于非核心利益的领域更是要如此。
二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要注意避免被误读。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存在误读，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共同体就是意图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行动，也要充分考虑到可能被误读导致的影响，在一些非核心利益的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要发挥大型跨国企业的作用。1989-1992年中国遇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然而当时美国的商界和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帮中国说话，在国会听证会上为中国发声，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扩大开放努力发挥大型跨国企业的作用。
另外，在民间交流方面我们也应当有所着力，从而让我们的盟友越来越多。
三、面对中美“科技脱钩”，仍需坚持对外开放
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但这两点都与“世界工厂”分不开，都涉及到了对外开放。我们在讲中国大市场的时候，就是在讲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对于内循环的作用很大，但我们不能对国内大市场在对外经贸关系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太过于乐观。去年中国消费出现负增长，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消费是正增长的，这与各国国内疫情下的应对政策有关系，西方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都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特别是直接给居民发放补贴，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资金运用到扩大消费市场上。消费市场的扩大主要着眼于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消费能力的核心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刺激方案主要是把资金投放于政府能够掌控的投资项目上，尽管中国市场本身规模不小，但是近两年来总规模存在着紧缩的态势。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在中美冲突中不再为中国说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缺乏优势，很难从中国市场上赚到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自身快速成长起来，在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上，中国消费者更多选择中国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壁垒，当然这种壁垒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是广泛存在的。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对外开放也是相互的，所以我们加大对外开放也应当是有限度的。
对外开放中的合规、对于国际惯例的坚守以及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当前在科技方面补短板、扩内需，这都是内循环战略实施下的重要内容。面对中美冲突，我们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加速弥补科技方面存在的短板。同时，开放市场的建立对于国内保增长、化解国际压力都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在建设、投资等供给侧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现在我们在需求侧和市场方面也应当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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