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夏与大鹏，演一出“死于拖拉机下的爱情”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们被听说的刺激感官的东西牵着走，没人真正想去了解这故事里活生生的人。”《第十一回》里，生活变成了戏，台上的戏发现了生活的真相。这是导演陈建斌对现实的讽刺，也是他献给戏剧的情书。

主笔｜宋诗婷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戏剧与现实

拍《第十一回》的经历常常让导演陈建斌想起自己演话剧的那些日子。在舞台上，大家说着另一种话，有时是尤金·奥尼尔的，有时是莎士比亚的、阿瑟·米勒的，在那些饱满的台词和情感面前，“自我”很小，“我”的意识和语言都被抛到脑后。

剧场里黑咕隆咚的，大门一关，不分日夜。也不知道排了多久，人散了，剧场静了，一推开门，阳光哗啦一下洒在脸上，瞳孔和周遭的灰尘一起被吓了个机灵。“那时，你一下子觉得剧场里才是真实的，生活反而是一个幻觉。”陈建斌说。

《第十一回》就有这么一场戏中戏，或者说，整部电影的故事都源于这台戏。30年前的一桩杀人案，马福礼用拖拉机撞死了偷情的老婆和情人。年轻的市话剧团导演胡昆汀翻出了案子，还找到了当事人马福礼，想把这混杂着爱与仇恨的故事搬上舞台。

老马看了话剧排练，又想起了30年前的委屈，想讨个说法，翻个案——撞死人是个意外，不是蓄谋。

出事后这些年，马福礼老老实实做人，娶了个事事管着自己的老婆，有了个叛逆的继女，和老婆起早贪黑经营着早点摊，钱赚得不多，但过日子够了。话剧彻底打破了老马平静的生活。他四处找人想办法，和导演胡昆汀掰扯，执着于按自己的说法把话剧拍出来。

想要左右这出戏的人还不止老马一个，话剧团团长有想法，要考虑出资人的意见，眼看着导演要和女演员不清不白了，导演的老婆又站出来了……一出好好的话剧，就这么被来来回回地撕扯。

大概是2017年底，陈建斌从朋友那看到了《第十一回》最初的剧本，对方找他来做男主角。陈建斌挺喜欢这剧本，因为故事和剧场有关系，他对舞台剧有感情。

陈建斌应下了这个角色，谁知道，导演摔骨折了，得修养好一阵子。“看我实在喜欢这剧本，导演就让我拿去弄，但只给一年时间改，弄不好，他就还要自己拍。”陈建斌一听，赶紧找雷志龙等几个编剧紧锣密鼓弄起了剧本。

“一开始，特纯粹，只讲排练厅里的事，这么一出戏——拖拉机杀人，被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打断了10次。”当下文艺创作者的尴尬，想得挺黑色幽默，“一动手就觉得太难了。”上学和演话剧时，陈建斌学的、演的都是大师作品，他知道，想短时间写一出像样的舞台剧，还得排演出来，太难了，自己也还没这个能力，“对舞台和戏剧的敬畏心让我不敢这么弄”。

推翻了这高难度想法，陈建斌就想到了那些年在剧场排练时，关上门和推开门时的感受。“真的变成了假的，假的反而越来越真实了，生活和剧场互换了。”这就是现在这版《第十一回》的框架。

电影刚开机时，片名叫《如是我闻》。听起来有点佛教的神秘感，其实意思很通俗——“所有事都是听说的。”胡昆汀要排这出戏，是听说了这么个新闻。排练再三被打断，都是听了不同人的意见和说法。为了替自己平反，马福礼听律师的意见，听屁哥的各种劝解，老婆的意见他听，女儿的也听，听到最后，事情原本是怎样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连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拖拉机杀人事件”都是从警察、小舅子、话剧团导演胡昆汀那听说来的。“这是这电影最荒诞，但可能也是特别现实的地方。”陈建斌说。

另一层荒诞来自舞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和大多数有戏中戏的电影一样，《第十一回》的故事有两条线索，一边是戏中戏的发生、发展，另一边是现实生活的推进。不同的是，多数电影走向了舞台与生活的模糊和重叠，《第十一回》却让舞台与生活对调，杀人的真相在舞台上被揭露，马福礼的生活却成了戏剧，一家人为了彼此，全都演起了戏：妻子为了保护早孕的女儿，自己在肚子里塞枕头，装起了孕妇；女儿为了不给爸妈添麻烦，打掉了孩子。互相都知道对方在演，但谁都不揭穿谁。

被忽视的真相

对《第十一回》和陈建斌的个人情结来说，电影里那场“戏中戏”至关重要。为了做好这部分，差不多在开拍前两个月，陈建斌就找到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个师弟，带着演员们排练。“电影里你就看到穿插剪辑的几个段落，但他们真的在排一出完整的戏。”陈建斌说，这些演员，再加上后来加入的演胡昆汀的大鹏，演女主角的春夏，大家得像一个真的剧组，是一个紧密的小团体。

那两个月，这出戏被排演出了20多个版本。“传统的、先锋的、实验的，全都试过。”光是“如何在舞台上呈现拖拉机”这件事就有好多不同的设计，“用真的拖拉机，用一张大桌子的，摆几张椅子的，搭积木的，甚至什么都不用，无实物表演的，能想的都试过了。”

最终，陈建斌和摄影师选择了一块红布，光打在红布上，舞台就有了暧昧的氛围，一部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戏在酝酿，导演和女主角贾梅怡的感情也在红布的遮掩下渐渐升温，两段跨时空的“不道德的爱情”共同发生、发展，也最终一起枯萎。

《第十一回》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二部电影，2015年，他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上映，小成本电影，题材也不商业，虽然票房成绩平平，但电影在业内外收获了很好的口碑。那部戏也是陈建斌自导自演的，他电影里的男主角总是有点像，一个善良的没那么精明的中年男人，有点倔强，有点执拗，总是被生活裹挟着往前走，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十一回》里的马福礼比《一个勺子》里甩不掉“勺子”（傻子）的拉条子更窝囊，前妻爱上了别人，再娶了老婆，还是个妻管严。遇到事，也常常耳根子软，拿不定主意。“他的性格更模糊，面孔也是模糊的，就是人山人海中最没个性的那个人，永远被忽略，但他就是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陈建斌演的马福礼从没选择过自己的生活，只是一次次被迫改变。

如果说，“如是我闻”是陈建斌想赋予电影的黑色幽默和反思性，那《第十一回》里的爱情就是他想用来打动观众的部分。“本质上，这是个三对男女在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下产生的爱情故事。”陈建斌说，编剧阶段他曾和编剧们说，“我们要用三对观众能看得到的爱情故事，来讲述那对你没看到的爱情故事，就是那死于拖拉机下的爱情。”

呈现得最露骨的是导演胡昆汀和女主角贾梅怡的爱情故事。一个小城市的话剧团，一个刚入剧院工作的文艺女青年，迷上了已婚的满口契诃夫、阿瑟·米勒的剧本台词。她入戏太深，痴迷于探究拖拉机车轮下，那对被视为“狗男女”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爱情。这文艺女青年的同理心，以及与导演精神上的共鸣让她也想背弃世俗，不管不顾地爱一回。

马福礼和周迅饰演的金财铃也不是惯常的夫妻，遇到马福礼时，金财铃肚子里怀着前男友的孩子，马福礼接受了。窦靖童饰演的金多多叛逆，和母亲有心结，但几乎走了母亲的老路，她也怀了男友的孩子，但那男人跑掉了。

电影把这三对不容易被世俗理解的爱情关系坦白地展现给观众看，但在30年前，除了“偷情被杀”，没有人关心马福礼的前妻和那男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拖拉机底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我们被听说的刺激感官的东西牵着走，没人真正想去了解这故事里活生生的人。”生活里没人关心，舞台上的“狗男女”胡昆汀和贾梅怡反而关心，“这是这故事里特有意思的地方。”

章回体电影

无论是《一个勺子》还是《第十一回》，陈建斌导演的电影讲的都是底层故事，有点荒诞、讽刺，还有点可能看起来不那么时髦的美学喜好。

看片名就大概能猜到，《第十一回》是部少有的以章回体的形式为结构的电影。一开始，剧本里也没这样设置，直到电影剪了三四个月，陈建斌才突然想到这个中国小说特有的叙事体式。

“那天，突然就觉得，这故事很像小时候《故事会》那类杂志、小人书里会写到的故事，一个委屈的普通人的故事，我突然就想赋予这个故事一种民间传说、口头文学的质感，于是，就想到了章回体。当天，和剪辑师一起，很快地把故事分成11个章回，每个前面加上了几句引子，看起来就像那么回事了。”陈建斌解释《第十一回》独特的叙事结构。

和处女作《一个勺子》相比，《第十一回》的故事更复杂，这就必然让电影的拍摄和演员的把控也复杂起来。“《一个勺子》时，都是我的角色和一两个人的对手戏，拍起来不难。这次，演员多了好几倍，戏中戏和现实生活两部分，两种拍法和演法，考验导演，也考验演员。”陈建斌是演员出身，演了20多年戏，做起导演来，对如何与演员沟通很有自己的一套。

很多看完《一个勺子》的观众都是直到出字幕才发现，演“勺子”的男演员是金世佳。一个演《爱情公寓》出身的大男孩，被陈建斌选中来演一个傻子，在当时，这选角让人很意外。“我能看到演员的可能性，这方面还挺自信的。”到了《第十一回》，陈建斌让大鹏演戏剧导演，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为艺术执拗的劲儿。找春夏去演那个为爱疯狂的女演员，因为“她眼神里有那种干净的，容易相信人的东西，小鹿一样敏感和脆弱”。

他找周迅和窦靖童来演一对最底层的母女，这种角色周迅从没演过，窦靖童更是第一次演电影。陈建斌看中的是两个人骨子里的倔强劲儿，母亲和女儿，互相不对付，但有着类似的命运，再加上两个演员本来就非常熟悉，凑在一起演戏，那种看起来互相别扭着，但心里是一家人的感觉就是自然而然的。

这演员阵容，乍看起来有点散，演喜剧的、文艺片的、正剧的，还有没演过戏的，把不同表演风格的人拧在一起，全靠导演陈建斌把握其中的分寸。“不需要演员迁就导演风格，我要把自己调整到和他们一样的频道上。周迅、春夏、窦靖童、大鹏，甚至是一个三岁孩子、一只小狗，要面对镜头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状态，对不同人得用不同方法。听起来很微妙和玄乎，无法量化，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演习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正适合用在导演这份工作上。”陈建斌说。

2019年，《第十一回》第一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当时收获了最佳编剧和最佳女配角两个奖项。隔了疫情，电影终于能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我把它尽量做得有趣了，只是不知道我的趣味是不是观众的趣味。”第二次当导演，面对市场和观众陈建斌多少有点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