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着共同利益。气候变化不分国界:中国山东德州的碳排放或影响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气温,反之亦然。因此,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潜在亮点:减少碳排放的共同目标可能促成两国开展合作行动或政策互补。
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气候政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显现美中冲突而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目前困扰美中关系的技术竞争深刻交织在一起,将为争夺全球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开辟新的战线。
“美中气候竞争在多年前就初见端倪。管理外溢风险是美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以清洁技术的竞争为例。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国家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将廉价的光伏组件大量出口全球市场。这虽然带来了全球光伏组件的价格降低,但却造成双边贸易摩擦,引发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反倾销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全面贸易战。
另一个例子是电池。锂离子电池主要用于电动汽车和其它消费类电子产品,而美国在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上严重依赖中国,这在政治上已经变得难以维系。如现任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2019年写道:“用过于依赖中国技术的世界秩序取代过于依赖中东石油的世界秩序是愚蠢的。”美国政府意图控制美国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上个月,美国政府启动了对美国关键技术供应链的审查,包括大容量电池。
造成美中关系紧张更根本的缘由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已触及美国产业具有核心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汽车。美国汽车产业目前支撑着近1000万个美国人的就业岗位。但如果说汽车的未来是电动汽车,美国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根据“确保美国未来能源”组织(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Energy—SAFE)的数据,美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只是中国的一半,而全球近42.5万辆电动公交车中,约有42.1万辆行驶在中国。此外,中国还在快速推进清洁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创新。

 头图 ©GettyImages
“竞争将不仅仅是双边的,还将在第三国市场,即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内展开”
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在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并将中国作为首选的技术提供商。从沙特阿拉伯到迪拜,再到阿布扎比和埃及,中国是目前该区域可再生能源项目最大的投资方、融资方和运营方。
在拉美地区也是如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收购,其中四分之一都发生在拉丁美洲。中国大量投资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和秘鲁。这些国家拥有已探明的全球锂资源的一半以上。
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达11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期仅提供了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
3月10日,中国科技部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领导小组将推动中国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新政府仍在确认内阁中关键职位的人选。
“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找规避气候冲突的方法”
虽然约翰·克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找规避气候冲突的方法。只要不存在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政府就可以积极支持清洁技术的贸易,尤其是与中国。这样美国的创新者就不会被困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外。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提供16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美国政府还应该与中国合作,取消环境商品的关税,以确保这些商品的价格更加实惠。此举将有利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并使美国的技术在第三国市场更具竞争力。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USIDFC)应资助美国可持续科技公司在海外赢得合同,以确保这些美国公司与中国处于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理论上讲,以降低清洁技术成本和减少碳排放为目的的良性竞争将会对世界有利。但实际上,也将使本已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升级,并有可能造成世界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巴尔干化。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使美国在全球低碳经济中更具竞争力的同时,应对好美中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竞争而产生日益加大的风险。
英文原文于3月20日首发自《The Diplomat》,以上为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原文译稿。
戴青丽|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是保尔森基金会的副主席、总裁,在中美关系领域协助保尔森主席开展工作,负责基金会各个项目和活动的制定及执行。此外,戴青丽还负责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的工作。
绿色金融简报
本文系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国述评》(2021年3月)文章之一。保尔森基金会自2017年8月正式推出绿色金融简报,旨在向关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各界人士分享观点和资讯。该简报由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原创出品,欲查看简报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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