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哲学教授刘擎登上《奇葩说》导师席、曾评价娱乐文化“廉价肤浅”的许知远走上《吐槽大会》舞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媒介。
知识分子为何成群结队走向娱乐综艺?有人发出疑问。“如果这样一档影响广泛的节目,知识分子完全不参与,我们的公共领域会不会越来越狭窄?需要有人来做一个桥梁的工作,我也许不是最适合的,但愿意来试一下。”刘擎教授这样解释自己参加《奇葩说》的原因。
今天分享的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的一篇访谈,则更清晰地阐释了这个问题:在一个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启蒙如何发生?启蒙大众娱乐化的度在哪里?除此之外,徐贲教授也讨论了:当对立阵营都在使用同样的话语攻击对方,我们又该如何分辨?
注: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學人scholar对著名学者徐贲就启蒙问题进行的专访,原文标题徐贲专访完整版: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全文共五节,此处为第二节,标题为《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启蒙不得不与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
 学 人 :您在《与时俱进的启蒙》的导论中提到,我们需要区分启蒙的批评者和启蒙的敌人,并指出“自由是启蒙的核心价值,也是区分启蒙与反启蒙的尺度”(P527),然而,当代的情况往往是,不同的派别甚至对立的阵营之间都互相使用着、争夺着相同的话语。例如“自由”已被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政权都写入了价值观中。更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一词,既可见于Antifa对川普政权的攻击,也可见于保守派对Antifa等极端左翼本身的指责当中。这一方面可以视之为启蒙的胜利,即哪怕是不同的立场在现在都得抢夺启蒙树立下的话语权,但却也造成了各种语言、概念进而思想上的混乱。请问面对这种混乱,您是否有明确而可操作的方法进行分辨?
 徐 贲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自由是启蒙的核心问题,这不只是说,没有自由的观念——包括人的自由权利、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独立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就没有真实的启蒙。而且,进一步可以说,反对启蒙自由观念的人或势力同样也不得不用“自由”来作为反对自由的话语武器。今天,不可能有人用“奴役比自由好”这样的理由来反对自由,而是会用“没有绝对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虚伪的自由”这样的借口来反对自由
兵法上说,你若打不过你的敌人,就和他结为盟友。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盟友,而只是利益需要的权宜之计。自由和民主的敌人对付自由和民主用的就是这种暂时化敌为友、最终消灭敌人的策略。通俗地说就是“不能打垮他,那就玩残他”。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句台词,“好东西到中国就变了味”,自由、民主、议会、宪政、人民代表无不如此。最后一集末尾孙中山的一番演说讲的就是这个。
/ 电视剧《走向共和》(2003)截图。 © 學人scholar /
“好东西”被玩残,被玩变味,弄得面目全非,这更说明有必要对“好东西”进行说明和解释,让人们明白好东西究竟好在哪里、那些冒牌的“坏东西”为什么要装成好东西、如何识破假冒成好东西的坏东西。这就是启蒙
人们不是完全看不清坏东西冒充好东西所玩的把戏,现在有那么多动听的口号,但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的呢?一般人已经变得比以前明白多了,这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启蒙效果,上当受骗的次数多了,当然就会变得怀疑和不信。
但是,仅仅依靠经验的启蒙还不够,因为经验的明白有可能反而导致“难得糊涂”“何必认真”这样的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里评价王朔的玩世主义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
/1946-1951 5 Jahre SED/fünf Jahre erfolgreicher Kampf für Einheit, frieden, Aufbau
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周年/五年来争取团结,和平,建设的成功斗争。 © 學人scholar /
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
“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
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语言的功能本应该是揭示真相和厘清本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含混的语言模糊真相并掩盖本质。“法西斯”一词的乱用就是一个例子,张三说李四是法西斯,李四又说张三是法西斯,他们两个可能谁都不是法西斯,也不真的知道什么是法西斯。“法西斯”只是他们互相用言语殴斗的棍子和石块。因此,澄清究竟什么是法西斯便成为启蒙的工作。
我曾经写过一篇《因为法西斯,民粹才可怕》的文章,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我在文章里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体制。其灵魂人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原则的根基是它关于国家和国家本质、作用、目的的观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相对的”。法西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以 “运动”“主义”“信仰”之名,用各种极端的手段压制和取消人民的自由,强迫个人绝对服从国家意志,充当驯服的工具。
/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主义创始人。 © 學人scholar /
把许多本不是法西斯的事物牵强附会、一知半解地牵扯成法西斯,会起到淡化和漂白真正的法西斯的效果。启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会分辨看上去相似的事物,认清不同的本质,操作的方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但却是有的,也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在大学的论证说理课上,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定义”。你批评法西斯,那你就必须告诉别人什么是法西斯,要在双方都基本同意某个定义的情况下,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就会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定义至少有五种基本的方法,经常需要结合使用。争论最经常就发生在对论题概念的不同定义上,我在《明亮的对话》一书里对此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多讲了。
 学 人 :这种分辨恰如您在书中所引用的“启蒙的真义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那么,您如何理解这句话中启蒙所承载的公共价值?对于这份公共价值来说,知识分子又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
 徐 贲 :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发生在一个一个人身上,经过一件一件事,渐渐地积累。明白了的人碰到新的情况可能又会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跟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不一样。启蒙不是群众教育、群众运动。只有自己愿意睁开眼睛的人,才能察觉到周围的黑暗,并意识到黑暗对他意味着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的那个黑暗洞穴和洞壁上影子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就像这个故事里那个已经走出了黑暗洞穴,又回去告诉同伴们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的人。他是否能起作用,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洞里的人相信他的话,并且愿意张开眼睛注视黑暗,并离开黑暗。
/洞穴隐喻是柏拉图的一个著名比喻,旨在阐明哲学教育作为思想解放过程的必由之路其意义所在。比喻中的囚徒,象征不会哲学思考的民众,从而置身于一个次级复制品的人造世界或臆想世界 © 學人scholar /
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在黑暗洞穴与影子一起过日子了。他们在洞里乐在其中,享受着洞里的岁月静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最需要启蒙、但却又最不愿意接受启蒙的那部分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学问,有能力证明黑洞里的制度天下第一,洞中有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还能证明洞外的光明不过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坏人制造的幻觉或谣言。
见过洞外光明世界的启蒙者如今只是零散存在于民间社会中间。他们除了自己的一支笔和很有限的言论机会,几乎没有其他传播启蒙思想的手段,他们必须借助大众或者甚至娱乐媒体,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一些有限的启蒙知识,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说书人或者表演者。这种启蒙基本上是知识普及,而不是传播像18世纪启蒙那样的观念更新。
在一个公众对严肃知识缺乏兴趣的社会里,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启蒙不得不与各种大众娱乐争夺可能的对象这就像早期罗马喜剧家不得不与各种公众娱乐争夺对象一样。当时最走红的表演者是角斗士、脱衣舞娘、专门模仿猪的表演者,或者显摆铁头功的“大光头”们。罗马的“大光头”是一些剃光头的专业表演人士,在节日表演时,有人将沸腾的沥青浇在他们的头上,或者用受过训练的公羊远远地冲过来,用羊角顶他们的光头。这在罗马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表演。
/建于公元72-80年间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 學人scholar /
罗马人大多数是因为看厌了这样的表演,想换换口味才走进喜剧剧场的。在今天这个网络影视时代,利用荧屏这个大众传媒的启蒙,它的内容、形式、表述都会带有“表演”的性质:启蒙者直接现身在屏幕上,衣着和相貌都有所讲究,他们与观众面对面说话,要顾及举手投足和表情的每一个细节: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无不有所用意;语调的高低、说话的缓急、语气的强弱也都是为了调动受众的情绪,而不只是诉诸他们的理性思考和理解。这种必然的表演性(及其包含的迎合和讨好)是由舞台型媒介方式决定的。西塞罗反对法庭辩论的这种表演成分,但他自己的法庭辩论还得利用表演手段,否则说服效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不得他的。
在荧屏上的表演性启蒙与只是用文字来影响读者的启蒙是不同的,几乎不可能具备后者的那种独立和深刻。表演性的启蒙必须照顾到受众的口味和接受偏好,最需要把握的就是一个“度”,寓教于乐并没有错,但启蒙大众娱乐化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吸引的就不是有思考要求的受众,而只是受崇拜心理驱使的粉丝
尽管现在的一些启蒙已经有明显的迁就受众的取向,但仍然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启蒙民众,是一种强制的思想影响,对民主有害无益。他们说,启蒙把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糊涂的看法。说极端的启蒙会恶性转化,这话等于没说,走极端就是恶性转化,还有不是恶性转化的走极端吗?不要说“极端的启蒙”,任何事物走极端都会转化为别的事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所分析的政体蜕化,说的就是这个。走极端就是蜕变。民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就已经不再是民主,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政体,能把僭政(暴政)叫做 “极端民主”吗?马和驴子杂交成骡子,骡子就是骡子,不是“极端的马”。怎么可以说已经变质的启蒙还是启蒙(“极端启蒙”)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自己该不该接受一点逻辑学的启蒙呢?
/拉斐尔于1509年至1510年间创作的《雅典学院》,在透视点的二人分别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 © 學人scholar /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没有接受过启蒙教育的,也不知道启蒙和启蒙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那个把他们从幼儿园、小学一路培养成“学者”“博导”的教育体制里,他们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没有接受过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没有接受过公共说理教育,甚至连起码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如果他们不自我启蒙,又怎么去启蒙他人呢?
 学 人 :许多本应承担这份公共价值的知识分子已然在其使命或担当面前望而却步,“躲进小楼成一统”。从前些年您陆续出版《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犬儒与玩笑》等书来看,这种犬儒也是您一直所关注的时代症候。然而,有论者指出,犬儒与启蒙恰恰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启蒙主张人“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高举义旗,不惜任何代价与旧秩序和旧的话语体系针锋相对”。而另一方面,“犬儒理性本质上是人的这种自我持存欲望特性”。所以,“当启蒙意识面对无法克服的力量时,它就从攻击性的自我保存转向防御性的自我保存”。您能否从自我意识这一点出发、就犬儒与启蒙之间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徐 贲 :这样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院里的“专业主义者”,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小楼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18世纪启蒙哲人的传人,而更像是中世纪修道院里的经院学者。18世纪启蒙哲人是社会型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用什么方式进行写作——戏剧、小说、论述、随笔、《百科全书》里的单篇,哪怕是通信——也都不是学科围墙所能框得住的。
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俨然已经成为一部贬义词,这本身就是一个犬儒社会的现象。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的公共传播者,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对之冷嘲热讽呢?著名美国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 )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里说,不公共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设想的。我们现在的汉语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重在“知识”上。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加“分子”。“知识分子”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中文原有的一个词,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名词。简而言之,知识分子指的是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独立、批判思考并发出良心声音的有识之士
/托尼·罗伯特·朱特(1948年1月2日-2010年8月6日),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常为《纽约书评》写文章,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 學人scholar /
美国著名的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作大多已经翻译成中文。他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把明确的伦理倾注到对问题的讨论中去的知识分子。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并坚持他的价值观。这对“知道分子”就不是必须的了。现在反公知伴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普遍价值。如果价值不是普遍的,不能运用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那它就只能是小集团和党派的价值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普遍价值和党派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呢?是否可以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价值不价值呢?这是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是那些敢于向公众说出真相的知识分子。如朱特所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这个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关注具体问题的小真相和大是非,拒绝在权力的威迫和金钱的利诱面前放弃自己应有的独立思想、判断和言论立场,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知道分子”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写作方式和文风。在写作方式和文风上从学院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在去世前不久,回顾他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说他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他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只是耗费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上,觉得自己从非纯粹历史学家的写作中受益匪浅。我深有同感。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阅读对象是谁。我在学校里教写作时也跟学生说这是首要的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在为谁写作,尤其是一个以启蒙为志业的知识分子。

/ 注:本文经學人Scholar(ID:isixiang)公众号授权转载,略经选节。原标题《徐贲专访完整版:启蒙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过程》,采访人:蔡翔、吴轩然、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林栋、方华康对此文亦有贡献。如需授权请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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