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俏皮、切己、痛快， 由“人”及“文” 阅读倾听黄子平
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此后辗转北美、香港等地，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作为其好友，从同时代人的视角，结合个人经验与时代变迁的具体语境，对其反体系化的文本解读策略、由“沉思”及“文本”的批评理念与实践、立足边缘的写作姿态和从“灰阑”中透视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理论方法，一一加以评述，充满洞见而又情见乎辞。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陈平原教授的文章《文本、灰阑与意识形态——关于〈灰阑中的叙述〉及其他》。他在文中写道：“灰阑中的叙述是对沉默的征服，是对解释权的争取，是凭藉了无数’参考书目’和人生体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文本、灰阑与意识形态
——关于《灰阑中的叙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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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文
本文原发表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2010，2012）、第一、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学术著作奖（2016）等。2017年12月获目前中国人文学界最负盛名的思勉原创奖（第四届）。先后出版著作三十余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黄子平在学术上有很多合作，从众所周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到共同加盟“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进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新人文论丛书、学术小品丛书，再到合作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选编“漫说文化”丛书等。九十年代初，子平去国远游后，学术合作大为减少，但参加会议、邀请演讲及友朋小聚等，还是不时见面。选择他的《灰阑中的叙述》作为最后一讲，不纯粹出于友情，因涉及话题沉重，又是“未完成”的文本，呈现开放性特征，有很大的引申发挥余地。
一、从心所欲不逾矩
古人寿命短，故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感叹。照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新规定，66—79岁为中年人，80岁以后才能称“老”。但孔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太有名了，以至你想不重视都不行。2012年，深圳作家胡洪侠编选《董桥七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冠以余英时《题<董桥七十>》七绝句以及董桥的《七十长笺》，主体部分则是从董桥已刊三十三书中选出的七十文。海豚版牛皮精装，定价人民币五百元，还很抢手。记得柳苏（罗孚）在《读书》1989年第4期上发表《你一定要读董桥》，此后“董桥热”便一发不可收。那些让人怜爱的旧时月色、旧时人物以及旧时生活趣味，吸引了众多喜欢怀旧的文学青年。当然了，你说“一定要读”，那必定招来好多批评声音——从政治立场到文字技巧。
2019年，曾经的“青年批评家”黄子平也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十年前，黄子平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而后辗转两岸三地，到处设帐讲学，挥洒自如，学术影响迅速扩大，某种意义上是“重拾昔日辉煌”。这确实值得好好纪念。经由友朋及后辈的一番策划，终于有了以下成果：
第一，出版自选集《文本及其不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与增订版《灰阑中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前者含散文三则、评论六篇、演讲四则、访谈两篇；后者作为2001年上海文艺版的增订本，排印及装帧大跃升，拿在手里很有感觉，内容方面则只是增加了两篇附录以及洪子诚的“代序”。因“技术原因”，《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的刊行略有耽搁，为“子平七十”而做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了。此论坛2019年10月27日在北京首创郎园Park·兰境艺术中心举办，出席嘉宾有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吴晓东、杨联芬、贺桂梅，主持人是年轻学者李浴洋，最后登场的是主办方活字文化的老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持《读书》及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发言稿整理成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
第二，《名作欣赏》2019年第11期推出“别册”《边缘阅世——黄子平画传》，其中包括黄子平的学术纪事、著作目录、代表作述评、学界印象，以及《批评的位置与方法》《害怕写作》《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文。山西的《名作欣赏》杂志别出心裁，每期附赠32页的“别册”，原先只做艺术家，2018年起改为“学人画传”。前四期纪念去世的先生，从第五期“文学史家洪子诚”开始，才转为在世的学人。因著名学人都有好多弟子，每期别册的传播效果出奇的好。
第三，作为重头戏的“黄子平学术思想评论专辑”，刊《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此专辑收录钱理群的《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在“同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赵园的《我所知子平与枚珊》、陈平原的《在边缘处策马扬鞭——关于黄子平的学术姿态》、李庆西的《意象与意思——重读黄子平80年代文学评论》、孙郁的《思于他处》、吴晓东的《游动与越界——黄子平的批评理念与实践》、黄子平的《声的偏至——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黄子平、李浴洋的《“反思”是为了能够提供一张新的“认知地图”——黄子平教授访谈录》。此专辑的刊行略为延后，那是我的建议。除了怕发文太集中引起负面效应，还有就是七十祝寿太早了，起码八十才值得一提。
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主题论坛上，我主要谈了“同代人的异感”与“异代人的同感”[1]。从意大利学者阿甘本那个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的“同时代人”，到黄子平自我辩解性质的“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再到此次论坛关注“同时代人”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体贴，已经转了好几道弯。我之所以变换角度，是基于某种切身感受：当我们说“同时代人”的时候，不应该忽略我们和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支持与体贴，也隐含竞争、嫉妒乃至排斥。而且，“代”与“代”间关系之所以错综复杂，很大程度还取决于大的时代氛围。
十几年前，在接受作家查建英的采访时，我曾提及学术史上的“隔代遗传”。这个访谈收入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流传很广，常被引用，但也有好些人不以为然。所谓“隔代遗传”，说的是我们这代人学术及思想的日渐成熟，不但受“父辈”影响，且更多接受了“祖辈”的启迪。当初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以下观察：在八十年代的精神突围中，我们这代人有时跳过了同样在转型的五六十年代学人，直接与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人物、精神、风范进行对话。也就是说，跟老师的老师辈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得思想资源。“老大学”的传统在八十年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正是这一特殊语境促成的。
当然，除了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出现“隔代遗传”现象，还有赖于人世间共通的“距离产生美感”。我们必须承认，“同时代人”之间，以及与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他们可能互相扶持，但也存在着竞争关系。相对来说，祖孙之间更容易真诚对话，因没有利害关系。我曾在课堂上感叹，今天很多人写文章旁征博引，或古代，或外国，就是不太愿意征引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体贴固然令人感动，但我们也必须直面同时代人之间因过度竞争而造成的难堪。
这本来只是我的一点生活观察，前些天读《“子平爷爷”的文学课堂》[3]，加深了这一感受。我真没想到，有“子平爷爷”这样的说法。我当然明白，这是人大学生表达对于子平的喜爱；但反过来想，为什么没有人说“理群爷爷”或者“赵园奶奶”呢？我猜想，这与黄子平和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二十年的“中断”有关。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大陆，退休以后再回来，不像老钱和我一直在北大教书，学生们都习惯叫“钱老师”、“陈老师”。因我们一直“在场”，实际年龄反而被忽略了。老钱比子平还大十岁，但我从来没听谁管他叫“钱爷爷”，都叫“钱老师”。黄子平不一样，他和今天中国的大学生有距离，一回来就是以祖辈的身份出现。距离带来隔阂，但也产生美感——没有进入体制、不存在竞争关系的黄子平，课堂上收获更多的掌声。
前面说的是“异代人的同感”，下面说说“同代人的异感”。不该忘记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这一代》，这刊名很能代表77级78级大学生的历史感觉，那时大家普遍认定，我们“这一代”将大有作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到了该自我反省的时候了。自以为天之骄子的77、78级大学生，路走得比较顺，不是因为我们特能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对比“五四”的一代，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我们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时代造就的，虽然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五四”一代更多靠自己，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时代的车轮。这一点，我们自愧不如[4]。
现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原本想象，都是“同时代人”，应该有很多同感，立场也基本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同学群里整天吵架，动不动就有人宣布退群。不要说敏感的政治话题，就是谈转基因或同性恋，都会导致某些同学退群。大概只有谈养生和中国足球，大家的立场才比较一致。我们不是“同时代人”吗？怎么那么容易退群？我这才反应过来——虽然接受同样的教育，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成长，可毕业后各自的职业、地位及发展道路不同，价值观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其实已经天差地别。因此，老同学聚会，共同话题仅限于追忆四十年前的大学时光，一旦涉及当下，大家的立场、趣味、风格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讲“异代人的同感”和“同代人的异感”，是希望提醒大家，不能想当然地描述“这一代”——不管说好还是说坏。认清“代”的存在而又努力穿越“代”的壁障，且对自己及自己“这一代”保持清醒的立场及反省的态度，这是我的建议。
黄子平称“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5]，这句话包含反题——异代人的褒贬很容易显得“隔”，说不到点子上。但“史”的研究就不一样了。若做历史研究，离得太近，容易看不清，因大家的文化心理及精神结构太相似，还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读思想史或学术史，常发现同代人之间的褒贬不太靠谱，除了人情因素，还有政治禁忌。因此，文学批评，最好是同代；史学研究，则更倾向于隔代——至少要有隔代的感觉，否则评价容易偏差。在去年十月苏州大学“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谈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曾有很多接近金庸先生的机会，我都回避了。原因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告诫过，做文学研究不要和研究对象走得太近，否则容易丧失自己的立场及评价标准[6]。
不管是北京的主题论坛，还是《文艺争鸣》的评论专辑，大家都在说好话。提及黄子平的去国二十年，也都喜欢引用黄本人的自我调侃：如果没出国，很可能就变成了“红包批评家”[7]。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黄子平视野开阔，有敏锐的学术直觉，文体及修辞极佳，但好多精彩的点子最终没能落地，这与他的去国远游不无关系。以他在八十年代的学术起点，读者及学界是有更高期待的。但话说回来，一代人学术上的灵韵与光晕，真的是稍纵即逝，能竭尽所能，将自家长处发挥到极致，就是完美。这个意思，我在《追记王富仁兄的三句话》中有所表述[8]。别人不好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但老钱、赵园和我私下聊天，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因此，黄子平六十岁“荣休”，那时我刚好做北大中文系主任，马上邀他到北大讲学两年。此后十年，子平学术状态极佳。为何“子平七十”大张旗鼓，而“老钱八十”则只是悄悄聚会，那是朋友们基于对当下中国学界及个人发展道路的斟酌。
相对于同时代其他第一流的批评家或人文学者，黄子平的著作不算多——甚至可以说比较少。除了外在的生活压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倾向于沉思而不是演说的个人性情，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作者对于“体系性写作”的抗拒。所谓“现在体制是要求你们营造体系，越是全面‘碎片化’的时候越是要求全面地‘全面’”，这与其说是在批评重床叠架、装模作样的博士论文，不如说是在为自家心仪的碎片化写作辩解。“从阅读的角度来讲，我确实特别喜欢这种碎片式的，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东西。”[9]可接下来举古代诗话以及钱锺书的《管锥编》，其实不得要领。黄子平真正追摹的，不是学识渊博的钱锺书，而应该是罗兰·巴特那样隽永睿智、妙语如珠的写作，尤其是他对“文本解读”的独特把握：“我自己对‘文本解读’的理解是从罗兰·巴特那里学来的，是把社会、历史等对象不再看成我们有待努力去认识的现实、存在或实体，而是跟文学作品一样也是我们破译或诠释的众多‘文本’。社会、历史、现实作为‘文本’，它们的语法、语义和语篇的‘组织生成’，跟文学文本一视同仁地成为破译的对象。这就不存在‘走出’的问题了，只有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了，‘文本之外无物’了。”[10]
不喜欢先搭架子，而后补上很多“填充料”，黄子平落笔谨慎，拒绝陈词滥调，希望“习得一种‘结结巴巴’的言语”[11]，这就决定了其倾向于论文集而非专著。《边缘阅世——黄子平画传》开列的“著作目录”虽有十三种，其中不少是选本，且互相重复，唯一的专著《革命·历史·小说》留待下节专门讨论，这里介绍他一头一尾两本论文集：《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和《文本及其不满》。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属于“新人文论”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集中有三类好文章，第一，宏观论述，如《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第二，作家研究，如评论林斤澜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以及讨论张贤亮的《我读<绿化树>》；第三，睿智短论，如《深刻的片面》《得意莫忘言》（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笔记）[12]。此书的责任编辑、也是著名批评家的李庆西多年后提及：“身为学院中人，黄子平恰恰不是通常所称学院派评论家，因为后者很少具有直接面对文本（尤其复杂叙事）的解读能力，而他对作品的邃见卓识总是令人叫绝。譬如，他对《绿化树》的评论，至今读来仍觉鞭辟入里。”[13]也正是这篇《我读<绿化树>》，加上关于《苦恋》的讨论，因撞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枪口上，作者因而无法按原计划留校，只好先转北大出版社当编辑，两年后才回系里教书。
这册论文集中，有一篇承上启下的文章，当初不起眼，显得孤零零的，没想到预示着以后的发展方向。我说的是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此文不仅编入1986年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还有幸侧身于三十多年后的《文本及其不满》。为什么这么做？是好文章难以忘怀，还是希望兼顾首尾，体现学术历程？抑或多年后重读此文依旧心有戚戚焉？
2018年10月，因“漫说文化”丛书重刊，黄子平与老钱和我重新聚首，在北大校园里“落花时节读华章”。子平在发言中提及这套书背后两个支撑性的概念，一是“闲话风”，一是“主题学”：“主题学这方面的命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当时对这些书名和选题、选材的关联。我们用最多的时间是讨论书名，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大概别人再也想不出这么精彩的书名，能够涵盖一些根本性的文化主题。主题这种东西原来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里面发展过来的，后来被比较文学收编变成比较文学的分支，再后来又被文化研究收编，这个主题学的学科也是流离失所经常被人收编。什么是文化主题呢？说是‘集体潜意识’，说是‘原型’，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点像某一种旋律，在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面潜伏着，其实我们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一个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动，这时候马上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文化主题，跟我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是有一个碰撞或者某一个体验的存在。”[14]
这种对于“主题学”的兴趣，既体现为1985年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也落实在1989年第4期《读书》上的《千古艰难唯一死——读几部写老舍、傅雷之死的小说》。后者跟作者从北大出版社调回中文系任讲师，开了一门选修课叫“文学主题学”有直接关系，这一点黄子平在《那些年的读和写》以及访谈《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交代得很清楚[15]。假如不是因政治变故而去国远游，继续留在北大校园里教书，黄子平很可能会借助主题学撰写一部专著——实际上七年间辗转美国纽约、芝加哥、伊州香槟和香港，断断续续写成的《革命·历史·小说》，骨子里还是主题学的思路，而且北京依旧是生活及思考的起点。
回到这部自选集性质的《文本及其不满》，包含《早晨，北大》等散文三篇、《同是天涯沦落人》等评论六篇、《鲁迅的文化研究》等演讲四篇、再就是两篇很不错的访谈录——《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2012）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2017）。这个选本编得很用心，各个阶段的写作、各种文体的尝试，甚至文本之愉悦与烦闷，都兼顾到了，对于不太熟悉的读者，确实能借此一窥黄子平的学术面貌。可如果不谈那部代表作《灰阑中的叙述》，或对黄子平刻意经营的学术姿态缺乏了解，单靠这一头一尾的“沉思”和“文本”，很可能低估了其学术价值。
北岛摄影作品《大陆与岛屿》
三十多年前，我出版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黄子平撰写书评，其中有这么一段：
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以从多种角度以多种方法来研究。抓它的“边”，则是其中的一种。既然我们说，它是在一个几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大撞击中，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的转变，它是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的过程，那么，你就不难从“撞击”、“转变”、“走向”、“过程”这些词中，看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它的“边际性”。显然，陈平原对那些最能体现这一“边际性”的研究对象，固执地抱有某种偏好。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碰撞处”、“接合点”，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激流的“互渗”、“重构”和“结合部”；并把这一时代的文学置于政治、历史、思想、宗教、艺术的“共生状态”中来研究。[16]
那时我们住得很近，常在一起聊天，互相知根知底——此书评明显受金克木名文《说“边”》的启发。
多年后，金先生去世，我撰文纪念，提及八十年代中期金先生两则大受赞赏的短文，一是《说通》，一是《说“边”》。这两则短文不仅“对于理解先生之文章趣味及学术立场”，而且对于理解我们那代人的思路与抱负都“不可或缺”。金先生称有空间的边，那就是边疆；有时间的边，那就是新旧交替；还有“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所有这些“边”，都值得认真琢磨。我曾仿其思路略作推演：“先生之所以能‘通’，除擅长抓上述时间、空间的边外，还与其关注学院与大众之间的边、专著与随笔之间的边、史书与小说之间的边不无关系。”文章中，还有如下对于“边”的阐发：
还有一个“边”，同样属于金先生，那就是自居边缘，远离各式各样的“中心”。时来运转，原先很是霉气的“边缘”，如今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馍馍，就连时尚人物，也都喜欢标榜自己的“边缘性”。可在我看来，许多挥舞“边缘”大旗的人，实际上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代之”。这与先生宠辱不惊，坚守边缘，卓有成效地做足关于“边”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17]
多年后回想，同样关注“边”与“通”，黄子平因其特殊阅历以及深入思考，比我做得更彻底，也实践得更为完美。
在边缘处认真地阅读、思考与写作，这并非高不可攀；难得的是，经由一番努力，将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全都打通。就像子平上述书评体现的，将静态/被动的“边缘”与动态/主动的“撞击”相结合，方才更好地显示其理论活力。黄子平并不盲目崇拜“边缘”，对其利弊得失有清醒认识，既不骄，也不馁。在他那里，“边缘”不过是作为理论支点，用来撬动那些貌似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体”、“中坚”以及“主流”，凸显众多庞然大物的缝隙，以及天地间无奇不有的奥秘。借用《边缘阅读》的“后记”：“可是，如果‘边缘’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固定位置，如果‘边缘’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活动，我还是不揣冒昧，用收在这里的文字，表达‘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愿。”[18]
黄子平的“边缘”思考，不是做做样子，而是深入骨髓——不仅嘲笑大一统格局，质疑本质论或整体性思维，也对“边缘”的局限性保有警惕。换句话说，既疑古，也疑今，且对“疑古”、“疑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断地进行推敲与审视。这可是一个高难度动作，就好像勒马悬崖处，一番驻足与回望，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若时机成熟，还可策马扬鞭纵横千里。
作为一种时尚，当下中外学界，自称“边缘”的人很多，若以为这个姿态就能自动地收获政治正确与学术声誉，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模仿子平的口吻：这就叫上了“修辞”的当。黄子平洞察此中虚妄，始终保持“对于‘言说’的深刻怀疑与警惕”，当然也包括对写作与权力的复杂关系颇多了解。并非每个人都洞察“边缘”的得失，就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谈论“平淡”一样。同一句话，出自饱经沧桑者与不谙世事者口中，意义大不相同。人们喜欢引述苏轼的《与侄书》：“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先得有一番“气象峥嵘，彩色绚烂”，体验众多曲折与繁华后，再来追求平淡，方才可能意味深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黄子平，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可谓独立潮头，换成今天的说法，属于“领军人物”。诸多名篇如《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等，比照同时期其他当代文学评论，明显高出一头。再加上与钱理群、陈平原合作，撰写《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更是名满天下。因突然的政治变故，黄子平先是漂泊海外，后又栖身香港，虽说一直在学院工作，但与北京时期的聚光灯下明显不同，失去了叱咤风云的机遇，却促成了沉潜把玩的思考，诸多著作如《革命·历史·小说》（即《灰阑中的叙述》）等，其对于人生、历史以及理论问题的思考，显得幽深、神秘与厚重。既然没必要即席发言，不妨后退一步，保持长期的咀嚼。回环往复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的沉稳与平静，蕴涵着多年的郁积与思考。假如当初他没有远走高飞，而是随着九十年代以后的思想文化潮流一起前行，今天的状况就会很不一样。
借用黄子平的两部书名——《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与《边缘阅读》[19]——善于在“边缘”处“沉思”者，方才可能成为“老树的精灵”。多年前张玫珊（黄子平夫人）曾提及，子平读书的速度很慢，但很有效果，不断琢磨，“学而思”，尽可能化为自己的血肉。严格意义上，子平读书不算多，可看他的文章，又似乎视野很开阔——这就是善读书的标志。若用古人的说法，他的阅读方式更接近于“读经”，而不是“读史”。我在《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提及，据清人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六称，朱熹曾批评吕祖谦人很聪明，但读书习惯不好：“看文理却不仔细，像他先读史，所以看粗了眼。”照朱熹的思路，从读史入手者，以“事件”而不是“文理”为中心，容易养成“看粗了眼”的习惯。或许应该这么说才合适：读经与读史有别，读经的缺点是眼界狭窄，好处则是读得很细，有深入的体会；读史的好处是知识广博，阅读量很大，但容易粗枝大叶，漏过了文本之间的各种缝隙[20]。黄子平读书，大概接近宋人朱熹《朱子语类》的描述：“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也正因此，读他的文章，你能体会到平静的文字下面，往往隐藏着九曲十八弯。
别看“边缘”这个词好听，其实，若真的身处“边缘”，意味着资源少、空间小，那种逼仄感与压迫感，会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说是便于独立思考，其实心有不甘，常见将其作为“智取天下”的终南捷径。反而是曾经“中心”过的黄子平，对于“边缘”的现状安之若素，那种波澜不惊的阅读、思考与写作，蕴涵着某种人生智慧。黄子平多次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美的大学图书馆里如何被“分类学系统”所震撼，由此悟出历史的无情与有情，学会平视不同的群体、文类与人生，这使其超越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也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21]。不是没有是非之心，而是多有怜悯之情。都说黄子平有理论兴趣与思辨能力，那只是相对而言。比起那些在北美读文学博士的，要说追潮流、玩概念，子平其实不占优势。他的真正长处在善于体会与有所节制——关键时刻露一手，然后神龙见尾不见首，表现得莫测高深。确实有理论兴趣，但不为教科书或时髦术语所困，更注重人生感悟以及文体趣味。
对于史家来说，下笔之前，努力穷尽所有资料，立论谨严，尽可能做到板上钉钉。黄子平的文章不是这个风格，更多持灵活及开放的态度，一边立论一边自我拆台，给读者带来很多思维的刺激，但不追求结论的确凿无疑。如此敏感、灵活、刁钻、犀利，从不安分守己，犹如自然界的鲶鱼。据说渔民把活沙丁鱼带回港的诀窍，就是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鲶鱼；沙丁鱼见了陌生的鲶鱼四处躲避，这样一来缺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 “鲶鱼效应”。其实，优秀的批评家之于文坛或学界，也应该起这种作用，关键在于外在环境是否允许，还有就是批评家个人的才华与胆识。在中国学界，黄子平是为数不多的能起这种“鲶鱼效应”的人物，不仅因其理论锋芒，更因其自我反省能力。
在八十年代崛起的这批学人中，黄子平显得沉默而睿智——这与其慎重和矜持的性格有关，也与其追求警句的修辞策略有关，还有就是前面提及的“边缘”论述的自我预设。在子平那里，边缘是处境，是姿态，是心境，也是策略。这方面，洪子诚的概括很精彩，值得大段引录：
从阅读、写作的范围内，“边缘”在他那里，就是抵抗一般化、规格化的阐释和表述。就是逃离包围着我们，有时且密不透风的陈词滥调。就是必要时冒犯、拆解政治、社会生活的“标准语”和支撑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读缝隙”，“读字里行间”。就是寻找某种“症候”性的语词、隐喻、叙述方式，开启有可能到达文本的“魂”的通道。就是在看起来平整、光滑的表层发现裂缝，发现“焊接”痕迹，发现有意无意遮蔽的矛盾。当然，也就是发现被遗漏、省略的“空白”。[22]
善于在边缘处阅读与思考，确实是黄子平的长处，也是其最大特色[23]。而最能体现黄子平这一边缘阅读/思考/写作特色的，莫过于其代表作《灰阑中的叙述》。
到目前为止，黄子平著《灰阑中的叙述》有两个系统四个版本。A系统：《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革命·历史·小说》（增订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B系统：《“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主要问题出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第六章《小说与新闻：真实向话语的转换》，此文撰于1990年6月至1991年2月，最初在美国夏威夷“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讨论会上发表，收入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台北：远流文化，1991），其中讨论陈国凯《我该怎么办？》与遇罗锦《大陆人》两篇小说及相关新闻报道，因牵涉敏感话题而不得不删去，上海文艺版于是补进了初刊《北京文学》1989年第7期的《语言洪水的坝与碑——重读中篇小说<小鲍庄>》，依旧保持十章规模。考虑到改简体横排，加上纸张变薄，《“灰阑”中的叙述》只好增加四篇附录（即《千古艰难唯一死》、《汪曾祺的意义》、《演戏或者无所为》、《与“他人”共舞》）；还不行，只好排版时动辄过页，这才勉强撑成了283页的小册子。北大增订版虽然也才242页，但开本扩大（小16开），纸张变厚（80克纯质），再加上精装，显得厚重了许多。内容方面，删去上海版四篇附录，增加了《访谈：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课堂讨论：怎样叙述，如何解读》以及洪子诚的《“边缘”阅读和写作》（代序），使得此书的意旨更为显赫，也便于读者了解黄子平的学术思路及研究方法。
为什么改书名？一开始我以为是香港版书名太刺眼，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后来读《课堂讨论：怎样叙述，如何解读》，才知道改书名是作者本人的意愿：明知以“灰阑”典故为书名可能影响销路，“但我心里边有某种‘执念’，觉得出书就是进到另一个‘灰阑’中去了，因此不肯放弃这个隐喻关系”[24]。大陆版之删节，更让作者体会到“对解释权的争取”的重要性，于是“灰阑中的叙述”既是书名，也是一种隐喻。至于京版去掉沪版书名中那个引号，我以为是恰当的。因为，既然“无往而非灰阑”，何必加引号刻意强调？至于说担心用典阻碍阅读，则未免低估了此书读者的智商——偶有不明底细的，说不定还更能刺激好奇心呢。
当初为了应付学术考评，此书编为十章，努力显得“成体系”。正因此，成书时没有注明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只在牛津版“后记”中笼统说明：“此书的若干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方式，在下列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深表谢忱。”根据作者的《学术纪事》，我们可以获悉：黄子平1990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初次看见海峡两岸‘革命历史小说’和‘反共复国小说’紧挨着肩并肩立在同一排书架上，感觉非常震撼”；“是年参加了芝加哥大学东亚文化中心李欧梵教授主持的‘后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工作坊，开始构思‘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计划”[25]。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此书撰写于1990—1996年间。作为书名的《灰阑中的叙述》，初刊香港《八方》丛刊第12辑（黄继持、小思编），1990年11月；再收入何福仁编《西西卷》，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可在应邀编选“三十年集”《远去的文学时代》时，黄子平将此文系于1988年，且在当年的“纪事”中称：“为《中国时报·开卷版》策划‘一部作品两岸评’栏目，并开始接触港台文学作品，却从未想到几年后会辗转定居于香港。”[26]也就是说，此文撰写于其居京时期，与“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计划无关。若不专门说明[27]，读者很容易想当然，以为这是黄子平1993年应聘香港教书后的作品。
作者在《沪版后记》中，为增加四篇附录辩解：“当然这些文字与本书主旨‘革命·历史·小说’的关联，也绝不疏离。”[28]在我看来，这种辩解无效。说到底，这是一部论文集式的专著——前五章有完整构思，以《革命·历史·小说》为题恰如其分；后五章（更不要说四篇附录了）只能是相关联。没想到，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只是凑数的《灰阑中的叙述》竟喧宾夺主，成了乐队的第一小提琴。这得益于成书的过程及此后作者对现实处境的了解，对香港生活的体验，以及版权转移过程的复杂心情。
“革命·历史·小说”最初的研究构想，应该就是此书各版《前言》中的这段话：
“革命历史小说”是我对中国大陆 1950 至 1970 年代生产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这些作品的印数极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编为电影、话剧、舞剧、歌剧、戏曲、连环图画，乃至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台词无不家喻户晓，深入日常语言之中。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奠基性的“话语”，令那些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29]
这段中规中矩的“开题报告”，日后并没有完全落实。借特定主题的系列文本，讨论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这自然是好主意。前者的变幻莫测与后者的波诡云谲，本就令人充满遐想，二者之间的关系，无可奈何的依附之中，包含某种情不自禁的背叛。对于熟练操作罗兰·巴特意义上的“文本解读”，凸显批评家作为“读者”位置的黄子平来说，确实可以大展身手。可惜的是，后五章虽有不少生花妙笔——如《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中的若干论述[30]，但毕竟是说开去了，讨论对象并非“中国大陆 1950 至 1970 年代生产”的“革命历史小说”。
前五章写得不错，很多奇思妙想，观察细致，论述深入，文字也很俏皮，对于有类似生活经验的大陆读者来说，更是感觉酣畅淋漓。若第四章《革命·土匪·英雄传奇》总共六节，各节标题如下：一、黑话/红话；二、诲盗/诲道；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四、“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五、反出江湖；六、英雄传奇——构思很巧妙，但显得有点跳。真正讨论《林海雪原》《红旗谱》《杜鹃山》的篇幅不多，一会儿前面的《水浒传》，一会儿后面的《红高粱》，还穿插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最后连巴赫金《拉伯雷》之表彰绿林好汉，以及二十世纪末中国“逸离土地的农民兄弟”或进“三资”企业打工或成为“流氓团伙”也都进来了[31]。如此一路小跑，逸兴遄飞，真是“艺高人胆大”。很多时候，作者满足于“举例说明”，且点到为止。你正为他的俏皮话拍案叫绝，希望读到进一步的论述时，他已经拐弯，进入另一个更有趣的话题了。如第四章讨论革命样板戏《杜鹃山》的这段话：
“劫”和“抢”都是地道的土匪行径，妙就妙在这里不是从豪门深宅抢良家妇女，而是从反动派的法场上劫女共产党。更妙的是，这个在生死关头被汉子们拯救的女子，却反过来拯救了这支走投无路的队伍，给予他们政治上的生命。这女子不但知书明理、见识高超，而且（姿）色（武）艺双绝，看她在舞台上如何动之于情晓之于理，把一群七尺汉子治得心服口服，谁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呢。[32]
指出此举与女权主义毫不相干，“实际目的是要将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尊神召唤到场”，这很重要；可就到此为止，为什么不把戏曲的角色设置以及中国叙事文学“粗豪”传统带进来？因为作者急于转入莫言《红高粱》的讨论了。如此急匆匆赶路，随手摘花赠人，更接近于睿智的批评家，而非博通的历史学者。作者没有耐心仔细搜集材料，每一个论点只举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但并不都经得起推敲。即便评价很高的第五章《“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也有这个问题，这点作者心知肚明[33]。可这属于个人风格，很难改，也不必改。若真像我建议的那么做，又会成了他很不喜欢的“博士论文”体了。
应该这么说，《灰阑中的叙述》的真正长处不在学术性，而在洞察力。作者将自身定位为“灰阑”式的批评，而非系统的学院研究[34]；论述不够绵密，但读起来更畅快。此书之所以获得众多关心现当代中国及其文学的读者/专家的青睐，很大原因在于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谈论文本之中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须兼备历史感觉、理论反省以及修辞能力，方能“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35]。此书吸引读者的，主要不是整体的理论框架，而是众多发人深省的只言片语——体悟当代中国文本/政治的不乏其人，但能将其中奥秘深刻抉发，且完整说出来，需要某种“笔有藏锋”的政治智慧与修辞技巧[36]。
借“小说”谈“革命”，既然话题那么重要，凭什么留给黄子平独领风骚？因为，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很可能难以深入体贴；只在国内写作的，又唯恐触犯禁忌，故言之不尽。兼及大陆的生活经验、美国的学术视野（如象征意味的图书馆分类法）以及香港的边缘立场，这是黄子平的长处。基于此判断，写作时间最早的《灰阑中的叙述》显得越发重要，作者本人也像西西那样，开始“如此细心地谛听这些遥远而微弱的声音”[37]。
收入香港作家西西短篇小说集《手卷》（台北：洪范书店，1988）中的《肥土镇灰阑记》，其关键设计是让灰阑中人打破沉默，历来被争抢的五岁孩童马寿郎终于开口说话，且长篇大论——虽然依旧还在灰阑中。黄子平说得对，“叙述者无法走出灰阑，走出灰阑的是他的叙述”，可这种微弱的声音，偶尔也能穿越历史迷雾，被有心人认真倾听。斑驳陆离的世界上，众声喧哗之中，有谁能听到这些“灰阑”中微弱的话语？身处香港的作家西西愿意倾听，因为她认为“灰阑中弱小者的叙述具有较大的可信性”；那时仍生活在燕园的评论家黄子平也愿意倾听，因为他意识到“无往而非灰阑”[38]。不再顺从，也不是批判，而是谛听、审视、质疑乃至讥讽：
灰阑中的叙述是对沉默的征服，是对解释权的争取，是凭藉了无数“参考书目”和人生体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或许灰昧昧的年代将无动于衷地延续下去，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灰阑中的叙述才不再是慷慨激昂的大喊大叫。它们是理智的、温婉的、满怀期冀而又无可奈何的——在无往而非灰阑的世界上，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39]
这篇讨论西西小说的论文，成了《革命·历史·小说》的第十章。当初是殿后，日后在该书的流转过程中，意义不断凸显，最后竟成了安身立命的主旨。为什么？因为“在这灰昧昧的年代，何往而非‘灰阑’”[40]。体会到这一点的，何止特定时期的香港读者！相对于讨论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此篇更是寄托遥深，也更容易触动不同地区不同世代的读者心灵。如此重要的隐喻，既是人类的生活困境，也是作者的写作动机。在这个意义上，将其选作书名，虽属事后追认，也算别有幽怀。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与今天的学术论著风格迥异，不够严谨，但有激情，能思考，善表达。新奇、警辟而又略显粗疏，述学文体背后的阅历与心态值得认真体会。受过良好训练且长期生活在学院的年轻一辈学者，很可能嫌其理论武器不够精微，立场过于鲜明，论述相对简单，尤其涉及权力与写作，除了粗暴的压制，应该还有温柔的勾兑——有人稀里糊涂，也有人明知故问，还有人半推半就，当然也存在若干高低强弱的对话与抵抗。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历史化，也需要更为细微的辨析。
要说著书立说的理想境界，当然是既体系又弹性、既深刻又厚实、既先锋又长久……在没有寻找到此类“大书”之前，我宁愿阅读/倾听黄子平那些微弱、俏皮、切己、痛快的“灰阑中的叙述”。
2020年5月26日讲述
6月11日整理
 黄子平 著 视野丛书 译林出版社 2020年6月 |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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