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3月3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近年来,各地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地方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既加重了学生负担,又加重了家长负担,破坏了教育生态,社会反响强烈。
今年,将按照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思路,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从严审批培训机构,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本文转载自“企鹅号熊丙奇”
作者:熊丙奇
周末上课搞“双减”,校外培训机构限制数量,限制培训时间,限制收费,关乎培训机构生死存亡的政策,有多大可能性实施?
课后服务全覆盖,初中可上晚自习,学校利用周末一天时间开展周末服务活动;禁止6岁以下的学科培训包括语言类培训,禁止面向6岁以下的线上教育培训,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线下学科教育培训机构、官媒不许教育公司投放广告……
最近这个周末,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被严厉整顿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各种传言包围。网传我国部分地区将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试点工作。
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校外培训及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是常态工作,国家和地方出台政策以官方渠道发布内容为准,谨防误传形成不确切信息。
以上这些措施究竟会不会实施?实施后,能否起到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作用?不妨从舆论对这些措施的反应,来分析这些传言中措施实施的可能性。
从市场对传言的措施的反应看,这确实是打中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七寸的。培训机构最担心的有二,一是学校把学生都留在校园里,学校教育满足了家长的大部分需求,于是减少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需求。以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美景不在。
二是明确对违反教育规律的超前教育说不,一刀切禁止面向低幼年龄的学科培训和线上培训。
对于取缔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从满足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选择角度看,并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叫停完全违反教育规律的面向6岁以下的学科培训以及线上培训,则是师出有名的。这就是反对对幼儿的超前教育。
我国已经明确禁止学前教育小学化,这显然也就包括早教机构不得进行小学化学科知识培训,同时,幼儿也不适合过多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如果面向6岁以下的学科培训以及在线教育,都不能开展,那对一些以此为主营业务的机构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两点能否做到呢?
第一点能否做到,首先取决于教育部门、学校的理念转变,不再片面强调校内减负,而是强调学校教育履行更多职责。目前看来,教育部门已经吸取片面校内减负把学生赶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训,以前推进减负,教育部门要求学生必须三点半离开校园,只要校园里还有学生,就认为学校有补课嫌疑,双休日就更不允许学生出现在校园里了。而家长也对学校延长课后服务时间,甚至对传言中的学校有可能在周末开课,表示支持。
其次取决于政府投入多少经费来推行这一项工作。推行这一项工作,必然涉及教师延长工作时间、加班,以及学校管理成本增加的问题,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如果政府教育部门只要求学校提供课后服务,增加初中晚自习,或者周末开展服务活动,而不保障经费,又不允许学校向家长收费,那这一措施根本不可能落实,就是落实,也是装样子,搞形式。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保障所有经费。而要让课后服务、周末活动有很高的质量,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从当前各地的财力看,能拿出一大笔钱来搞高质量课后服务、周末活动的地方政府将会很少。假如政府买单,但经费不足,课后服务和周末活动,就很可能是低质量维持,教师的积极性不高,愿意参加的学生不多。
很多家长还是宁愿选择送孩子去培训机构。再就是采取向家长收费的方式,收费要低于校外机构,但质量要满足家长的需求,要做好也不那么容易。收费低了,很难组建高质量的课外服务、周末活动师资(校内和校外师资)队伍,家长对课后服务、周末活动质量的满意度也不高。收费高了,如果提供的服务达不到校外培训水准,比较下来,也不如去选择校外培训机构。
因此,落实第一条的关键是,政府准备以多大决心,多大财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为解决中小学学生的课外培训负担以及教育公平问题,推行的就是一周六天上课,而支撑六天上课的是教师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如果能构建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同时推进一周六天上课,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将大幅减少,能生存的就只有少数提供高质量培训的校外机构了。
第二点能否做到,关键在于投入多大力量进行监管,切实做到依法治教。我国有必要出台《禁止超前教育法》,把禁止超前教育提升到法律层面,对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实行一视同仁的治理——既要禁止幼儿园小学化,也要禁止早教培训机构小学化。
对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我国其实已经出台了很多规范管理措施,但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包装教师、虚假宣传、超前教育、违规收费等乱像却一直是屡禁不止,其根源是,缺乏有效有力的监管。
一方面,随着培训机构准入门槛提高,部分办不出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转向地下经营,游离在监管之外,另一方面,对于有合法资质的机构,缺乏过程性监管,监管机构根本不掌握培训机构的培训项目、内容、收费,也就无法及时发现问题,加以制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点就是做到,我国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只是相比于眼下过重的负担的有限减轻,而且,要时刻防止治理反弹。
其中的变量是家庭教育,如在幼儿园和早教机构不能进行超前教育后,家长还是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这就可能带来上门家教的盛行,于是必须把这类“个体教育”也纳入治理。
另外,在学历社会背景下,家长都希望孩子获得竞争优势,在义务教育不均衡情况下,身处薄弱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怎么可能接受学校延长课后服务和进行周末活动,这些家长就指望找培训机构,弥补上学校的不足呢!
因此,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办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以及改革中高考评价制度,才是治理培训热,实现“双减”的治本之策必须意识到,只要按单一分数标准评价选拔学生的评价体系不变,基础教育的竞技化实质就很难改变,就很难把学生和家长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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