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楊景凡與法史界同仁攝于重慶
左起楊聯華、馮開熙、林向榮、胡星橋、李光燦、
孫守煌、李步雲、楊景凡、楊和鈺
仁心源於稟賦，也來自修煉。堅毅、剛強是楊老詮釋孔子的另一個基調。面對不仁的現實，光是悲天憫人是不夠的，還必須堅毅、剛強。
這就要通過修煉、修行，以義無反顧的實際行動求仁從仁、行仁成仁，尤以磨難、屈辱、悲涼、憂憤而參天地之化育。孟子所謂“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盡心上》），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楊老寫道，“孔子不怕痛苦、病弱、孤獨。受人圍攻，他鎮靜自若，在困難的時刻，猶弦歌不絕。”“孔子是一個運動家似的，不知疲倦、不計失敗的人，不應當僅僅把他當一個所謂‘聖人’。”（第116至117頁）
楊老說，魯迅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就是“不可為而為之”，恐怕孔子就是這樣的人，他周遊六國，說了不少仁義道德治天下的話，諸侯不高興，結果成了“喪家之犬”，只有回到家鄉刪詩書，過著寂寞的生活。
孔子感到“道之不行也”，想“乘桴浮於海”，有過和野人一道生活的想法。
楊老的筆記裡摘抄了《論語》裡的一些句子，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如，“一簞食，一瓢飲；”“富貴於我如浮雲”；“浴乎沂，風乎舞雩”。如，“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謀道不謀食；”“篤信好學，死守善道。”
他寫道：“逢亂，遁世、遁地、遁色，天下無道則隱。孔子對於高蹈隱放之士未有責備而有讚譽。”“中國歷史上，在一般最偉大的人物中間，因為受到社會的壓迫、歧視而過著隱居生活的又有多多少少！說不定這些人都是儒家的後裔！在皇帝四周，思想家是荒涼的。皇帝總是要追查‘腹非’而拿他來治罪的。最正直、最光明的人，也被列入而隨時可以拘捕的‘疑似’分子（唐律有疑似分子，漢武帝治‘腹非罪’）。”（第118頁）
楊老多次提到，孔子告誡弟子“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他認為，“從董仲舒到程朱陸王，宗派迭出，各立門戶，都是尊孔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儒者，卻以帝王的旨意、態度為轉移，而離開了孔子學說的主旨。王安石說先秦以後的儒者都是‘俗儒’，這大概是他領悟孔子的‘無為小人儒’之戒的心得。”（第31頁）
他還認為，後世所謂儒學或新儒家越是神乎其神，越是離開孔子思想，有些實為“美化贓品、污蔑孔子，”“明代李贄說了一句真話，儒學不在士大夫之林，而在‘三家村’的野人那裡。”（第71至72頁）。
楊老的學術研究富有現實的戰鬥精神、批判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懷著一種對真理的真實激情”（第131頁），嫉惡如仇，眼裡揉不得沙子。
他曾引用《論語》“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強調認識惡，才能認識追求美善；認識醜惡，就能接近真理（第115頁，第117頁）。
也因此，楊老對孔子的研究，不是讀死書，也不是玩學術、搞門派，而是把自己放進去了，把時代、把現實放進去了。他談的是幾千年前的人物，思考的卻是很前沿的實際。
他強調，孔子離我們並不遠。“我們與孔子之間，只隔了七十多代人的時間”。（第119頁）“時代不同了，孔子操心的問題，有些是今天仍然擺在我們的面前。”“當時的社會問題、思想意識經過一二千年以後還會存在，雖然形式及內容都先後發生變化”。“我們今天面對世界風雲的變幻，是否能夠像孔子那樣執著於仁道，對不同的人和事及時說出自己的主張，這樣一想一比，就會發現，未必我們就能賢于古人！”（第129頁）
他認為，研究孔子，要把自己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生活的環境中，看到他所處的境地和時機，在亂邦、危邦中狼狽輾轉不得安息，而又要堅持自己的主張。“春秋戰亂四百年，也還有一些賢人，今天我們的社會好人壞人分不清了”。（第408頁）
晚年日記中，他對不良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批評，如，“為專政而專政，為革命而革命”（第331頁），“上偽下詐”“自欺欺人”“我行我素，大話要說，大事要做，大財要發，一呼百應，有權就用，風光一時”（第332頁），“從喜歡空話、愛聽假話......發展到以權謀私、見利忘義”（第334頁），以及“爭權奪利”“左右逢源”“左右打人”（第331頁）等，也有著重要的思想價值。
楊老的理論批判及於廣泛的人物和領域，從《景凡文存》所列標題看，除馬克思、恩格斯外，對老、莊、孟、董仲舒、韓愈、朱熹、王陽明、盧梭、黑格爾、羅素、托爾斯泰以及傅雷、顧准、巴金、錢鐘書等，也有專涉。
楊老對當代政治法律問題多有批判性見解。比如，關於人權、民主。
楊老認為，古代中國，也有人議論人權。盧梭的天賦人權論，也不過是烏托邦的理想。現在的西方社會，認為人權已經有了保障，他們引為驕傲的充其量不過是“代議制”。馬克•吐溫把那些“代議”諷刺挖苦為比強盜還強盜（第110至111頁）。
又比如，關於犯罪與法律。他引用馬克思“犯罪的恥辱不應當是法律的恥辱，”指出，馬克思認為統治者立法是不公平的，這句話的意思應當是：犯罪的恥辱是法律造成的（第113頁）。
這次讀楊老，才看到1986年6月楊老專就我的研究生畢業答辯寫過一篇日記，並就“自由、民主”問題打了4個問號（第334至335頁），這些問題，特別是世界範圍內的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如何迷惑人、愚弄人，是值得省思的。
細想起來，這些年來，我一直琢磨的一些問題，如，和諧、人權、德性、新民本、根本法則、憲法之法、儒家法治理念以及用西方學術立場和方法端詳中國本土等，無疑得到楊老的精神感召和靈通冥啟。
其實，堅毅、剛強也是楊老人生的一個基調。楊老早年是川東地下黨，出生入死，新中國成立後做過西南區某情報機構負責人，後來到大學工作，經歷了那一代共產黨人、尤其是黨內知識份子都經歷過的事情。楊老挨整20多年，他曾坦承：“我的經歷中與潘漢年相似，”只是比潘漢年幸運（第414頁）。
這次讀到楊老研究孔子的筆記和勞改日記，我才理解，楊老何以有強大的內心，歷經磨難、橫遭冤屈而沒有倒下；何以有從道不從君的膽氣，無畏得失、寵辱不驚；何以在誣服自貶、屈辱困頓時依然書生意氣、孜孜不倦，做到忍辱負重，為周圍的人、為這個世界，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
曾任西政院長的高紹先老師深情回憶，在文革後期，面對省革委會宣佈撤銷西南政法學院的荒唐決定，楊老不顧“思想問題”、“歷史問題”、“階級異己分子”等受謗蒙垢之身，當仁不讓、奮袂而起，為“護校鬥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第535頁至536頁）。
讀到這些，讓我對前文提到的“充滿仁愛精神的偉大教師群體”、“自然形成良好的學風校風”有了深一步的感悟。
仁愛之心人皆有之，悲憫惻隱性之所然，大話高調也是誰都會講幾句的，問題是在遇到具體事情的時候能否體現出來，這就需要頑強的意志品質。特別是在關乎個人得失榮辱的時候敢於豁出去，堅守信念，多替周圍的人、多替天下蒼生著想，至少不去害別人，或者追求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功業。
孔子說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意亦此。
近些年來，昔日的同窗們總是深情回憶西政流年時光，我想，這並非老之將至的戀舊情懷，而是在閱人曆事的長期比較中形成的對某種寶貴的精神品質和生活環境的看重，就像宋詞裡寫的，“對人不是憶姚黃。實是舊時風味，老難忘”。
從文化學、社會學角度看，當時的西政氛圍裡，確實有一種既仁善又嚴肅、既傳統又現代、既奮發又乾淨的精神品質，一種在禮崩樂壞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化和人性善、師生誼、朋友義、蒼生念、家國情以及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品性、知識份子的良知、“文革”劫後餘生的鬆綁解放等多種複雜因素而頑強生長出來的求仁行仁的自然秩序。
細細體會，這樣的精神品質、這樣的自然秩序其實又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因為它紮根普通人的人心，紮根常情常理常識，如同松柏紮根沃土，涉青陽不增其華，曆玄英不減其翠。
也因此，它既不限於西政一隅，當然也不限於那個年代。在我們身邊的日常生活中，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一個群體、一個家庭裡，都有可能形成這樣的精神品質，這樣的自然秩序。關鍵在我們自己。
1978年我考入西南政法學院時未滿17歲，一共呆了8年。在那裡成年、成長，在那裡苦讀、清修，在那裡遇到良師益友，乃人生之幸。
這幾夜奉讀《景凡文存》，又使我受到教育。讀書既是讀別人、讀聖賢，也是讀世界、讀自己。楊老經歷坎坷、思想豐富，我讀到的很有限，只能就眼下所讀所思，寫一點初步的心得體會。
夜闌靜，望蒼穹，我想借此機會，謹向歌樂山以楊老為代表的故去的、健在的老師們致敬並感恩！2014年冬我去重慶出差期間，匆匆回校祭奠老師，還有幸拜見了年至耄耋的田師母、楊和鈺老師、黃燾老師。回來寫一小詩《母校祭師訪友》，後蒙“七八級歌樂台”轉發，裡面有兩句：
學堂蜀道中，士子幸開蒙。
師德高五嶽，友義遠三公。
這是我的心裡話。
2017年5月25日夜于北京
备注：本文节选自《夜读杨老：我体会的孔子研究及西政精神》第三、四部分。夏勇，北京大学法学博士，1995年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兼），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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