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突然火了。
我十多年前去四川时参观过，很震撼，很迷离，有种魔幻感，像是倪匡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里的外星文明。
天外来客，地外文明，当然是无稽之谈。
三星堆文化，印证了我内心深处对华夏文明的一点猜想。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一直是想给人们塑造这样一种印象：
其一，华夏文明是一个封闭存在的独立文明，丝绸之路开辟前与西亚、欧洲、印度等其他文明是没有交流的；

其二，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一个单线叙事，一个点，一条线，一以贯之，从上古时代的一个源头，源源不断发展成今天磅礴的中华民族。
文明源头的起点，就是发端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黄帝炎帝，炎黄子孙，糅杂着半历史半神话的时代，三皇五帝；炎黄之后是尧舜禹，从大禹治水开始，家天下，开启上古三朝夏商周；然后就是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了，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这个叙事，我是抱将信将疑态度的。三星堆文化，用考古证据打破了这两项设定。
第一，华夏文明在上古阶段，就与外部文明有深度接触和交流。

网上流行一个假说，“中华文明西来说”：人类文明的最早萌芽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这个文明后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人猜测，中东的两河文明东迁，几百年里逐渐向东迁徙，越过莽莽亚洲大陆，最后迁入东亚地区。华夏就是伟大的苏美尔人东迁缔造的新文明。
公认的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处于三大洲交界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再往前推，前文明时代，生物意义上的人类最早诞生是在非洲，大概是现在埃塞俄比亚那块地方，所谓“非洲老祖母”学说，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几万年前从非洲走出去的，经过几万年的迁徙遍布全世界。

在世界史的时间线上，华夏文明是相对较晚的。例如，我们经常说“上下五千年”，其实有考古证据能证实的文明史也就3600多年。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国际学界主流并无此说，实乃中国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作者当然是民国时期的“大发明家”梁启超先生，他造的概念，更多是一种文学创作和宣传，激励国民士气信心。因为从时间线上看，中华文明远远后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差距有两三千年之多。
入门可读读历史科普读物，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基本上对世界演化的脉络有个大概轮廓。
中华文明西来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更多是网络民科的臆想，非要把中华民族与更古老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关联起来，乱认祖宗。
但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即便中华文明不是来自西亚，但至少很多划时代的重大科技突破是异域文明的传播。例如小麦种植、驯化牛羊、青铜器及冶炼技术，这些文明级的科技树，从时间顺序推测，大概率是上古时代从中东通过中亚走廊传到的东亚，并不是我们老祖宗自己发明出来的。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成果，例如二里头遗址发现，马和车同时出现在二里头，说明马车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更可能是外来文明传过来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美奂绝伦，震惊世界，现代技术复制都有难度，表明当时三星堆人的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已极为高超，科技水平远远超出了中原的商周文明。商朝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司母戊大方鼎，相形见绌。而且时间比较，更吓人，三星堆文明一期确认的时间，比商朝还要早近一千年。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比华夏一脉的中原文明要先进得多，怪不得网民怀疑是不是外星人？
第二，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
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与中原的殷商文明，风俗器物明显不同，是与殷商并列的异质古文明。根据三星堆博物馆讲解，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和器物造型，受到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传到西南的印度-埃及文明影响极深。
这幅黄金面具的脸部造型，完全不像中国人，散发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古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远隔重洋，却非常相似。

类似的黄金面具，其他很多文明也发现过，彰显王权尊贵，也隐含太阳崇拜，因为黄金是太阳的颜色。
三星堆，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到底是“多元”还是“一元”？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各地而有边裔民族。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 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史前的历史。
如果把三星堆、良渚、红山等不同文明形态纳入中华民族的叙事，则中华文明史可向前推进千年，这才叫真正的“上下五千年”，远迈正统的夏商周单线史观（夏朝不可考，至今尚无第一手证据，二里头遗址是否夏朝只是今人猜测；商朝在清末民初发现甲骨文才确证）。
中华文明，不是一根线，而是一盘棋，上古时代无数异质文明在这片大陆上繁衍生息，并存竞争。除了发端于黄河的中原文明之外，还有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东北内蒙一带的红山文明……这些文明的活跃时间都不亚于夏商周一脉。
红山遗迹证明了除了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
早在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1941年，徐旭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部族。
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史学界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
原始人类遗址在中华大地分布广泛，具有明显的“满天星斗”的特点。上古时期，不同部落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有的隔绝，有的接触，有的征战，有的联合，流传成今天还能听到的各种传说，例如炎黄联盟、黄帝战蚩尤……最后，它们中，有的部族消亡了，有的迁徙了，有的战争屠杀种族灭绝了，有的融合汇集成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
费孝通总结其文化人类学成果，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观点。依费老观点，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文明源流由众多民族所创文明融汇构成，文明发端有多个源头，各自发展亦不平衡；所谓“一体”，则是指各民族之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历史经验，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形成具有统一属性的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旷古罕见。同时，中华文化又兼容并蓄，正是这些特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与长久，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原因。
炎黄子孙号称龙的传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在现实中本不存在，其形象取“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本身就是多元文明的体现。
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龙的传人，多看看世界，多读读历史，三星堆出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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