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神磊磊
聊一件关于唐诗《石壕吏》的事情,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

交代一下事情背景,很多人大概也都了解了:

最近,知名学者康震教授讲解《石壕吏》的一个视频流出,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

他的讲解,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非常“新奇”,说杜甫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价值观:

“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毅然挺身而出”,“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这个人没有错”,“不要老是把他归类为统治阶级里面的腐败分子,不是那么回事”,“杜甫在这首诗里没有做任何的评价……他很同情老太太,又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怎么办呢?他只能不置一词”。

给人的粗略感觉,等于就是一边支持了石壕吏,一边反手给老妇戴了朵大红花。

这个视频出来后,招致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有一些来自普通读者,也有一些是来自专家学者。读者写的一般就激烈一点,炮火猛烈,刀光剑影,认为当事人是故意歪曲杜甫,要“讨好”、要“谄媚”;学者写的相对就稳重一点,但也说康震教授是“强行注入正能量”。

相关一些文章也都基本拜读了。唐诗算是我的副业。聊一点个人的看法。

个人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事的性质:它究竟是一个学术讨论,还是一个常识讨论?

如果是学术讨论,最好还是不要诛心。

小声地说,常识讨论我觉得是可以诛心一下的。因为总有些人出于某种猥琐的目的,置常识于不顾,非要指鹿为马,把黄的说成黑的,这就是常识讨论。

比如之前有人说我们导弹比外国厉害,因为有时差,我们在东方,时间更早,导弹打出去提前一天就到了,西方反应不过来。注意说这话的人不是调侃,而是一本正经地在圈粉。

这就是常识讨论。这一类的讨论(小声地)咋骂都行。

那么《石壕吏》这个事是常识讨论吗?说直白一点,康震教授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故意曲解杜甫、胡说八道吗?我个人愿意往好处想,我认为不是,因为按照常理,这得不偿失,没必要。

再敞开点说,当事人已经在大众层面有相当名气、有很高的收入了,并且收入只会比普罗大众想象的高。这种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去炮制雷人之语“谄媚”一下干嘛呢,回报不明显,损害却很大。专心当文化名人受人追捧不香吗。

不妨注意看,真正会一厢情愿、拼命自行“谄媚”的都是什么人呢?往往是层次低一大块、自身水平比较粗粝、正常途径下难以出头的。不能靠本行,不能靠学问和文字,就只有靠掐架、站队、抛出惊人之语以博赏识。

真要是往高几个层级走、书里有了挺多屋、挺多粟了,反而公开场合会小心谨慎,避免抛出惊人之语。就算失语,也未必是存心的,或者是个人轻忽草率了,又或者是当时场合氛围使然。

所以个人觉得不必诛心,咋说呢,往好里想吧。人人都不喜欢贴标签、扣帽子,既然爱唐诗,咱们多回到诗本身的层面来讨论《石壕吏》的问题。

对于这首诗,康震教授的讲解让人“震惊”,我是蛮能理解这种震惊的,因为这和几乎所有人印象里的《石壕吏》都不一样——这首诗,当年老师不是讲得很明确吗,杜甫不是在揭露人民的痛苦,鞭挞统治者的暴虐吗?

怎么到他康震这儿突然变成正能量了呢?杜甫不是爱憎分明的吗,不是同情人民的吗,怎么变成“不置一词”、“没有做任何评价”、很纠结很矛盾了呢?

但有一说一,康震教授的说法虽然不主流,却也谈不上是什么天大的奇谈怪论。

杜甫纠结不纠结、矛盾不矛盾呢?还真矛盾。

历代注家评注《石壕吏》,多认为杜甫是同情人民、揭露恶吏恶政,这没错,基本没什么大的争议。

但认为人民勇于忍痛奉献的亦不是没有。

举个我印象特深刻的例子,萧涤非先生选注杜诗,认为《石壕吏》“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残酷”,但他也称“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民那种忍痛负重的爱国精神”。


对于杜甫写作这首诗的态度,萧涤非认为“特别冷静”,且说杜甫“也由于国家民族正面临着千钧一发的危机,不好泼凉水”。

这是否和康震教授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呢。

你看这咋说呢?萧老一生行事、治学,大家都很仰慕。他还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挖苦攻讦过。你总不能说萧老这也是在“跪舔”、“没节操”吧?

讲讲个人自己对这个诗的粗浅看法,我希望孩子们这样来理解。

杜甫他写作的时候,确实也纠结、确实也矛盾,但主要是在写“三吏”“三别”的时候矛盾。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换句话说,杜甫是在写这整个系列六篇作品的时候纠结、矛盾。

而恰恰在写作《石壕吏》的时候,杜甫偏偏相对地最不纠结、最不矛盾,最爱憎分明。

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本单单选《石壕吏》?除了艺术成就最高、最通俗、故事也最生动之外,还有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最爱憎分明。

更何况,早先的课本仍然脱不开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而《石壕吏》最阶级斗争,它刻画的旧时代官吏最丑恶,最招人恨。所以要选进来。

我们细读“三吏”“三别”其余几篇,杜甫往往都是矛盾的、纠结的。

在《新安吏》里,他也写到强制抓兵,写到人民之痛苦。在一个凋敝的县城里,丁壮抓完了、打完了,做了炮灰了,只好连“中男”都抓。中男在这里就是指未成年的没成丁的男子。

杜甫忧虑地质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你们把孩子强拉去,请问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忧民忧国之问。

这首诗中,杜甫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泪和痛,义愤万端: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他同情不同情人民?当然同情,无比同情。可是写到这,他忽然又笔锋一转,开始宽慰起被征召的孩子来。

大意是说:前线目前也还没有那么艰苦,粮食也似乎还是可以保证,大家振作精神,好好干,总之一句话,为了国家平定叛乱。

最后结尾说:“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各位宽心,带兵的郭子仪将军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就像父亲和兄长一样。

你看他矛盾不矛盾呢?太矛盾了。

一方面,人民的痛苦,他无法视而不见,这是他作为一代仁人的良知和本能。

另一方面,他也真的希望早日平定叛乱,并且下笔也要顾及自己的身份,顾及朝廷的面子,所以也说“况乃王师顺”“仆射如父兄”。

以上这是《新安吏》,我们再简单看看《新婚别》。

在这首诗里,杜甫写到一对刚结婚的夫妻要生离死别了,丈夫被拉去上前线。

人民的痛苦,他念兹在兹。他替故事的主人公——这名新婚女子写下名句: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可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无法太过泼冷水,因为前线官军大败,国家情势危急。所以他也只能笔触一转,写这个女子深明大义地叮嘱丈夫: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杜甫是一贯反战的,但是他下笔有区别。

他在之前的《兵车行》里是坚决地反战,那些战争的起因是“武皇开边”,是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所以他在那里面是明确的、极度的反战。

然而“三吏”“三别”有所不同,毕竟这是安史之乱,国家与文明到了危亡边缘。

官军在前线吃败仗,不抓丁就没兵力,可是抓丁的政策又异常苛刻暴虐。所以杜甫就纠结和矛盾。

一边是时局,一边是民生;一边是垂危的国运,一边是不堪重负的泣血的人民。

杜甫在其中撕裂、痛苦,心灵交战,哪一方他都牵挂得深沉。

这才是“三吏”“三别”的全貌。

那么这样说来,康教授说的没毛病了?等于是我支持我赞同了?

不是的。

前文说了,“三吏”“三别”固然存在纠结,但偏偏《石壕吏》最不纠结。

这首诗里,杜甫的态度最明确,杜甫的爱憎最分明。

杜甫在其中真的是像康教授所说的没有态度,没有评价吗?

不妨争鸣一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还要怎样的态度呢?

再问:如果底层民众这么乐意奉献牺牲,又何以要“捉”人?而且是半夜突袭、猛虎攫人式的“夜捉”?

这个残破的底层家庭,三个儿子全部抓走,已经战死两个。

儿还在吃奶,嗷嗷待哺,儿媳妇进进出出都没有完整的衣服蔽体。

可以说这个家庭的破灭、消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清人仇兆鳌说:“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难道是虚言吗?

一个诗人,还要写出什么才能表明他的态度呢?

杜甫写诗,有时候笔触往往冷静、克制,但冷静绝不代表没态度。就好像写调查新闻,他选择的事实、刻画的细节,统统都是爱憎、都是态度。

否则《丽人行》也很冷静,一篇长诗,无一句直接褒贬,但杨家人的炙手可热、淫逸骄奢已活灵活现,触目惊心,怎么能说诗人没态度?

假如这也能视为没态度,那白居易《卖炭翁》《轻肥》《杜陵叟》也没态度了?

此外,康教授说“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这个人没有错”,真是这么理解的吗?

萧涤非先生说得很明白,当时的拉夫政策就是三个词:

“漫无限制”、“毫无章法”、“惨无人道”。

对于一个执行恶政的吏员,如何能轻飘飘说是没有错呢。

照这个逻辑,《卖炭翁》里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也没有错了,人家是宫使,是宫中的办事人员,拉你老头一车炭好歹还给了一点报酬,有什么错?

简单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康老师应该是去了解了、品读了“三吏”“三别”的。所以他留下了一个杜甫挺纠结、挺挣扎、挺矛盾的印象,并且也留下了一个底层人民很坚忍、很能牺牲的大致印象。

如果没有研读,不能留下这个印象。

但如果把这个当成“三吏”“三别”尤其是《石壕吏》的主调子,就偏颇了。

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个最最最根本的问题:

抓兵是为了平叛,名义上是正义的,这没错,杜甫无法全盘反对和泼冷水。

然而问题就来了,这场祸及天下的战乱却又是怎么来的

别忘了杜甫对此是一直有思考的,明的、暗的、隐喻的、直白的,乃至呼天抢地、泣血哭诉的都有。

石壕村之悲剧,说直接原因,是因为新近的邺城大败,朝廷调度无方,宦官掣肘大将,号称六十万的唐军被打得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杜甫为什么特意点“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特意要说出这个丢人现眼的关键词“邺城”?

他就是在很文学地点醒这个原因,要告诉你石壕村的老百姓被迫前赴后继、家破人亡的直接原因。

这是往近了说。再往根源上说,这场大仗是怎么来的,安史之乱怎么来的?

不就是唐廷的腐败和昏聩,一再姑息养患、处置失当来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都是杜甫的诗句,都是安史之乱的乱源之一,这些局面又是谁导致的?

把石壕吏半夜抓丁,简单说成是“我们的军队在招人”,某种意义上讲这倒也没错。

可是根子上的责任者是谁?是谁折腾出唐朝这场弥天大祸,又用大唐人民的血和命擦屁股,让千千万万个石壕村的子弟一个个流血捐躯、家破人亡?

惨痛啊!我是无辜村民,你亦是“孟冬十郡良家子”,都有父母妻儿,可是一会儿“二男新战死”,一会儿“子孙阵亡尽”,一会儿“四万义军同日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本来完整的家庭,被迫要新婚别,要垂老别,要无家别,死了又死,别了又别,谁酿成的?

所谓诗无达沽,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一首《石壕吏》,历代以来,有人看见老妇的应变智慧,有人看出官吏捉人的熟稔和麻溜,甚至于郭沫若看出杜甫的“不作为”,反手黑一把杜甫,好吧,也行。

杜甫笔下的滔天血泪看不见,只去抠那一点点老妇“主动应征”的正能量;杜甫压抑的激愤和深厚的悲悯看不见,只去强调他那一点点写作时的技术性的克制和冷静;杜甫对“安史之乱”乱源的无数追问反思看不见,却只讲成一曲忠诚的赞歌。

这样读杜甫,个人觉得不很妥当。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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