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了多少岁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你是如何度过这些岁月的。

——美国政治家 亚伯拉罕.林肯
星期六（3月13日）的文章《如何在内卷的时代伸展个人精神？》被下线了，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凸显表达思考之不易。
如果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只有几句话计，这篇下线文章的价值点，倒不是濠哥的心情，而是对“内卷”一词做出了生动的解释。濠哥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个内卷的时代，在各个领域。
什么是内卷？
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之下争夺蛋糕，非此即彼，状似赌场。你得到的，一定是别人失去的；你如果赢了，就一定有人输。重要的是每次交易都得向庄家抽头，每次对赌你都得付出时间与精力财力的消耗性成本。
就像老年人的运动指数，每一次俯卧撑都比昨天少了一次。
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就曾生动描绘了一个内卷时代的众生态。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
濠哥认为，当下，远到欧美发达之地，近到日韩、东盟与南亚，还有身边的港澳台，内卷的趋势都已经在发生，也都已经在形成。
大势之下，个人的空间注重是缓慢收缩的，个人的生路也将是日渐变窄的。此时，继续伸展个人的精神，实属不易，也实属难得。
孔子说，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能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亦属不易。
把自己的想法、个人的精神付诸于读书与分享，也算得上”老子到处说“了。多大的福报啊！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黄仁宇先生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是继昨天《破解黄仁宇的历史观：中国社会的特质是什么？》之后，阅读此书系列的第二篇文章。
看过黄仁宇历史著作的网友，哪怕只看过一本书，也一定知道，这位仁兄喜欢以“数目字管理”来鉴别一个社会的先进性。能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就是先进的，否则就是落后的。以他的这把尺子丈量，谢天谢地，他认为，1980年代——即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的中国，是先进的。
在他《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收录的第二篇论文《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中， 黄仁宇写道：
中国1980年间和过去1920年间比较，会显示出很大的区别。这两个时期的差异，不是单从领导人物的宣言与宗旨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也不是用一种抽象的道德标准所能概括的。其中今昔之不同，大部由于下面的低层基构业已改变，内面的因素，可以互相交换替代；如此中国将由过去不能由数目字管理的局面，进而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据北京国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报告，从1979年到1985年六个年头中，中国城镇人口净增一亿二千七百万（1.27亿人），每五个农民就有一个或迁居或改业。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变动。针对以上情况，整个中国历史都要重写。

以数目字管理来划分中国历史，显然与传统的以王朝更替——秦汉南北朝隋唐..或社会形态变化——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划分，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正如黄仁宇所说是“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察历史，也以大刀阔斧的手腕检讨历史；用技术因素作主，不重视道德观念”。
黄仁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动辄将中国历史一两千年批判成为一个悠长的“封建社会”，不能解释何以中国的“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会产生这样一个庞大的区别。
第一帝国，秦汉；
第二帝国，唐宋；
第三帝国，明清。
虽然有三大帝国时代的划分，但自秦以降，都属于帝制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或简称“专*制*时代”。
那么，黄仁宇眼中的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庞大区别是什么呢？
他认为：中国的唐宋帝国，是外向的，而且是带有竞争性的。与之相较，明清帝国的大势则符合内向及非竞争性（introvertive and non-competitive）的概称。
内向及非竞争性，濠哥认为，与当下网友们常用的一个词语“内卷”为同义词。
另外， 黄仁宇没有说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或第三帝国间有何区别。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描述的第二帝国的诞生过程中找到这些区别。
濠哥认为，秦汉是汉人为主体的的帝国，而隋唐至宋，其实是汉人与北方民族混居与共治的帝国，无论人口、民族还是文化，都是融合的、开放的。这是第二帝国之所以成为中华史上最强盛时代的根本原因。
黄仁宇认为，谈论隋唐，必须要倒溯回去，透过北周与北齐，西魏与东魏，将它的体制一直追溯到北魏拓跋氏民族身上去。这是大约两百多年的准备。
两百多年南北朝时代为隋唐的创立准备了什么？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以一个新生农业社会作支柱，内中以绝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为主体，相对的不受魏晋南北朝以来巨家大室的垄断，也不受少数民族内王公大人等新贵族的掌握，才能够与民伊始。其统制的力量，也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土地平坦、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向繁复的地区发展。所以唐宋帝国表现着一种扩充性，与明清帝国之带有保守性和收敛性相反。
这期间，汉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南北对峙，对中国以后几百年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以后的少数民族能够控制华北的人口。其中，公元936年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算是打开了南北对峙之门。因为如此，一直到宋朝，都表现出一种竞争性和扩充性，在历史的事迹上是唐末和五代的延长。
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打开了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大门
黄仁宇的研究认为，五代十国继续着唐末地方分权的趋势，而五代以来很多的制度，后来又由宋朝继续下去。这是他将隋唐经五代十国至两宋，统统划到“第二帝国”的原因。
但是，宋朝与少数民族的作战，败多胜少，不仅西夏与契丹所占领的土地不能归复，而且北宋亡于金，而南宋亡于元。以一个人口多、资源丰富、文化程度高的民族与国家，始终不能与外表为劣势的对手抗衡，到底为什么呢？
黄仁宇认为，原因甚多，但是可以概括为：北宋与南宋，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即在农业社会里、官僚主义下，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所有的数字加不起来，征兵抽税都全靠由上向下加压力，被征与被抽的，不是公平而应当担负的，而是最没有力量抵抗的。所以统计无法着实，只有数字的膨胀。
一句话，两宋（北宋与南宋）之败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的失败。
宋朝的财政是多元的，军事上从动员到作战，其中补给线既长又不确实，反不如北方少数民族以一种单元的经济，简捷的将人马食粮投付于战场。这中间值得我们注意和反省的则是辽与金以后仿效宋朝体制，也都陷于宋人之覆辙。
也就是说，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财政，铸成了两宋的失败。后来，辽与金两个北方政权学习汉人朝廷的玩法，也先后因此覆灭。
紧随其后的元朝，“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在理财上更加粗放和失败，"只在中国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黄仁宇这样描述南宋覆亡前的情形：
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
至此，似乎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为什么外向的而且是带有竞争性的第二帝国，最后都失败了？
以黄仁宇这篇论文的评述，似乎是败于财政，败于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财政，败于财政不能或无力支持帝国在一个外向的与竞争性的环境中运行与生存。
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战乱与民族融合时期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财政，既然造成了第二帝国的失败，那么这一体系能否支持一个内向的、非竞争性的帝国——即第三帝国持续稳定的运行与生存呢？
黄仁宇写道：
如此各种因素造成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财政体系的逻辑，明朝的设施显然是收缩性的。明清财政税收，有很多体制上相似的地方，...所以清朝虽有康熙乾隆的开疆辟土，其整个组织仍是内向的和非竞争性的。若不如此，中国在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就不会遇到如此一个荆棘丛生的局面。
黄仁宇援引两百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的观点，称中国的财富，至宋元而达到最高点，至明清而停滞。与西欧相比，从唐宋帝国与明清帝国，中国原始型的农业财富由于缺乏商业性的组织结构，资金无法存积。
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挢，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在少数民族身上去。”
濠哥理解，黄仁宇的意思是，宋代是中国农业社会与中央集权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盛极而衰，是改革无法推进、转型不能成功、社会没有进步的结果。

濠哥认为，这就是说，在宋代的高度文明之上，中国社会必须向商业社会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前进，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扩张，这几乎是唯一出路。
但是，历史没有给宋朝这样的机会，宋朝人自己的左冲右突也没有找到突破口。看宋代历史，一代一代的改革之君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之臣，都失败了。
在此情况下，辽、金、元，连续数百年的北方冲击，终于将北宋压缩至南宋并最后覆灭。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下行通道，延续数百年的内卷，直到清廷退位、民国建立。
以大历史的立场，黄仁宇以两个大因素总结第二帝国的失败：
一是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
二是思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
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
黄仁宇进一步解释，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不能保障私人财产权益。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商业化，商业资本、社会财富就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积累。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其结果，就是一代毁于一代，新的一代几乎都是在前一代的废墟上重建。社会财富既无法存积，也无法传承，所以，中国社会总是始于贫穷与战乱，又终于贫穷与战乱。
比如，中华民国建立于满清朝廷的崩溃之上，新中国则成立于一场长达四年的全国性内战之后。
黄仁宇还从第二帝国思想上的内向与穷途，论证了中国社会最终走向内卷的必然性。他认为，宋代的理学，已经表示扩展性和带竞争性的方针没有出路，因之理学家强调收敛性和内向。
“所以，从一个学历史的人之眼光看来，他们之成为政治思想家，也反映着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富国强兵的政策没有出路，于是他们才提倡内向，也替日后明清帝国的体系，先造成了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即此后第三帝国（明清）表现出的收敛性与内向，其思想上的根据，肇始于宋代之理学或道学。
黄仁宇在这篇论文的最后写道：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与程颐、朱熹、张载）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这一点，濠哥并不认同。因为帝制的崩溃与失败，断不是几个儒生能够负得起责任的。
濠哥认为，虽然进入帝制时代之后，两千多年始终在大一统的体系下反复折腾，期间出现了唐宋之所谓鼎盛时代与文明高峰，也不过灿烂如天空之上瞬间爆开的礼花，随后即沉寂于无尽的茫然夜色之中。
曾经，古老的中国如一头困兽，两千年原地打转，左冲右突，到处碰壁。直到一声炮响，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就是这样教训了中国人！
有些人，能感受到雨，
而有些人，只是被淋湿！

——美国音乐家 鲍勃.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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