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精神分析的奠基者，强调无意识因素在引导人类行为当中的重要性，并将梦解释为一条通往无意识的间接路线。
弗洛伊德已经离开人世整整80年了，但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心理学的了解都始于弗洛伊德。
然而，今天的心理学家们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却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厌倦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同于心理学；另一方面，也担心如果将弗洛伊德移除心理学的教材，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毕竟弗洛伊德的思想大大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很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确实来源于弗洛伊德的启发。
不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如何，他对心理学开创性的贡献，没有人敢否定。今天小编就为你360°无死角地解读这个伟大而另类的灵魂。
弗洛伊德的童年生活
1856年5月6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他是雅各布·弗洛伊德的第三任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弗莱堡属于奥地利帝国，现属捷克共和国。弗洛伊德在犹太宗教的传统和信仰中被抚养长大，他高贵的祖父曾是一位拉比。尽管弗洛伊德后来形容他对宗教的态度是“批判性地否定”，但是他始终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最初是为了逃避反犹主义迫害而逃离科隆。
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位羊毛商人，虽然努力工作，却常常陷于贫困。1859年，弗洛伊德3岁时，全家搬至维也纳。奥地利犹太人于1848年获得解放之后，仍然存在大量反犹主义，他们在维也纳最初的几年经济困难。1865年，他进入利奥波斯塔特·雷亚大学预科接受正式教育。弗洛伊德在学校表现良好，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从高中毕业。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父亲奖励他去英国旅游。弗洛伊德一直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非常需要来自父亲和其他权威人物的认可。他热爱文学——莎士比亚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他还精通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拉丁语以及希腊语。
敲开医学之门
孩提时代，弗洛伊德梦想成为像他孩提时代的英雄——汉尼拔和拿破仑那样伟大的将军，或者成为像他心目中另一位英雄奥利弗·克伦威尔那样的国家大臣。然而，当他准备择业之时，他的梦想被反犹主义的残酷现实打碎了。在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一个犹太男孩的选择很有限。弗洛伊德考虑过律师这一职业，但是发现法律单调乏味，因此，尽管他后来承认“对医生这一职业没有特别偏爱”，他还是选择了医学生涯，并于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
弗洛伊德喜欢的教员是弗兰茨·布伦塔诺，他被弗洛伊德说成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家伙”。由于弗洛伊德选修了他的五门课程，天主教徒布伦塔诺引导弗洛伊德严肃地思考一神论和对上帝的信仰。但是这段偶然涉足是短暂的，弗洛伊德坚持他作为一名不妥协的无神论者、一名自称“不信神的犹太人”的立场。弗洛伊德直到1881年才毕业。他对医学的动力和献身精神毋庸置疑，他比一般医学学生多花三年时间获取学位令人吃惊。毕业延迟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1879年为期一年的军役，把时间用于翻译和编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作的德文版，还有在维也纳大学的生理学教授恩斯特·布吕克指导下进行生物学研究。弗洛伊德对鳗鱼的生殖腺结构和龙虾的神经细胞进行了重要研究，并且研制出一种重要的给神经细胞染色的氯化金方法。他总共在布吕克的研究所里度过了富有成效的六年。当弗洛伊德清楚他不可能被任命为两个研究助理中的一个时——这两个位置均已被年轻人占据，他不情愿地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各个部门工作，其中包括在特奥多尔·迈纳特的精神病学诊所工作五个月。迈纳特对弗洛伊德具有重要影响，弗洛伊德认为迈纳特是他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物。在迈纳特的诊所，弗洛伊德遇到了他的第一位癔症患者。这段经历很重要，但是在形成弗洛伊德对癔症的兴趣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其同事约瑟夫·布洛伊尔所遇到的一个病例。
约瑟夫·布洛伊尔和安娜·O病例
布洛伊尔是一位杰出的神经学家，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学研究者，他已证实迷走神经控制呼吸，半规管影响平衡。他在维也纳确立了成功的医疗实践。在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约瑟夫·布洛伊尔因其对癔症的成功治疗被称为“拥有金子般才能的医生”。弗洛伊德是这样描述布洛伊尔的：“一个智慧惊人的人，比我年长十四岁。我们的关系很快变得更为亲密，他成为我的朋友，在许多情况下是帮助者”。
从1880年11月到1882年的夏天，布洛伊尔对伯莎·帕本海姆进行了治疗。帕本海姆于1859年2月27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维也纳正统犹太人家庭。她受过宗教训练并在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学校接受过长达10年的正规训练。作为一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帕本海姆精通希伯来语、意第绪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然而，由于当时的维也纳没有进一步的教育机会向她开放，她的教育在16岁时终止。从1880年夏天开始，她开始护理患不治之症的父亲。那年秋天，帕本海姆开始出现严重且持续不断的咳嗽，同时伴随着其他能力丧失的症状，包括：
她的右侧身体、左侧身体上部和颈部麻痹；视觉问题；暂时性失聪；大量语言障碍，包括缄默症、无法理解的言语、丧失说出或者理解德语的能力。她交替生活在两种状态中：一种是清醒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她忧郁而焦虑，但人是正常的；另一种是有意识的状态，她称之为“时间缺失”，她在这种状态下产生幻觉、举止不当、乱扔靠垫，并且指责为她做事和把她留在混乱状态中的人们。
家庭医生布洛伊尔无法找到其症状的生理基础。帕本海姆的状况越来越糟，在其父于1881年5月去世之后，她接受了治疗，包括在一座疗养院注射镇静剂和吗啡。
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布洛伊尔为她进行治疗。她迷人、聪慧、善于言辞。布洛伊尔为她着迷，每天看她一次，有时两次，经常把探视时间延长几个小时。布洛伊尔引导帕本海姆尝试着追溯其症状的第一次表现。当帕本海姆在她父亲的床上“看到”一条巨大的黑蛇时，手臂麻痹第一次出现。她试图推开那条蛇，但是却无法移动自己的手臂。当她听到来自舞会的音乐时，她的失聪第一次出现；她想参加舞会，但是由于其护理任务而无法前往。当她下定决心告诉父亲看护任务过于费力，但是却无法做到时，缄默症首次出现。回忆这些事件激起了她的强烈情绪。布洛伊尔把情绪紧张的释放称为宣泄，亚里士多德曾首次使用过该术语。宣泄之后，帕本海姆感到平静和愉悦。她把谈论自己的症状形容为“扫烟囱”；布洛伊尔则称其为“谈话疗法”。
1882年春天，布洛伊尔和帕本海姆彼此同意终止他们的职业关系。弗洛伊德的官方传记作者琼斯记述，布洛伊尔治疗结束当天又被召回，并发现帕本海姆在幻想产下他的一个孩子时出现严重的腹部绞痛。根据琼斯的说法，布洛伊尔逃离了，再未见过她，并和他的妻子一起外出度假。在旅途中，妻子怀上了他的小女儿。金博尔和其他史学家断定这则记录是虚构的：布洛伊尔的女儿生于1882年3月11日，在帕本海姆的治疗终止之前；在这一年，布洛伊尔后来确实看望过她几次；而分娩幻想是由弗洛伊德在50年后首次提到的。
1888年，终生未嫁的帕本海姆和她的母亲移居法兰克福。她担任一家犹太孤儿院的院长，并且成为一个犹太团体的领导者，一名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还是社会工作职业的一位创建者。金博尔恰当地总结了她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历史中的地位：
如果没有她对她的幻想世界的富有洞察力和智慧的解释，精神分析可能会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开端，或者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她是她那个时代女权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在大屠杀之前，她是20世纪犹太民族的一位重要人物。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生活。通过将其“神圣的幻想”与强烈的公共责任感相结合，她把自己个人的痛苦转化为历史性的公共活动。
当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讨论帕本海姆的情况时，他尊重她的感受以及她与弗洛伊德未婚妻的友谊，称她为安娜·O小姐，她通过这个名字渐渐为人所知。弗洛伊德被她的病例迷住了，在弗洛伊德形成对癔症的兴趣和系统阐述精神分析理论方面，安娜·O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娜·O曾被说成是“所有心理治疗患者中最有名的人”。
精神分析技术
弗洛伊德开始引导病人尝试回忆那些与歇斯底里症状第一次出现时有关联的事件。他发现一些病人能够回忆并描述他们已经压抑多年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对他们有利，正如对安娜·O那样。弗洛伊德开始越来越依赖一种自由联想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病人被要求描述进入其意识的一切事物。他将这种方法描述为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探索，就像考古学家发掘一座被埋葬的城市一样。最初，弗洛伊德称这一方法为“布洛伊尔方法”，随后又称其为“心灵的分析”，最终称为“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请求布洛伊尔发表对安娜·O以及他运用“谈话疗法”进行宣泄的描述。谨慎而保守的布洛伊尔不愿这样做。鉴于他已经拥有稳固的声誉，他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最终，他同意了，并于1895年与弗洛伊德共同发表了《癔症研究》。他们描述了安娜·O和其他四名歇斯底里症病人。正当撰写此书时，他们的观点开始出现分歧。布洛伊尔认为，成功治疗癔症的关键因素是产生宣泄。病人在治疗师关心而专注地倾听中描述他或她的症状。弗洛伊德承认宣泄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病人—治疗师关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克里斯托弗·蒙特指出了弗洛伊德的洞察存在着比布洛伊尔愿意看到的要多得多的东西，他用《面具之下》来形容这种临床关系：
布洛伊尔也许并不知道，但是他的病人把他视为——就像所有将来接受分析的病人看待他们的治疗师一样——父亲、爱人、告解神父、朋友、敌手、恶棍和英雄，治疗师从先前的关系转换成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因为这些认识上的转变唤起了她的情绪。

弗洛伊德后来将这种把来自过去关系的情绪和意象投射到治疗师身上的过程称为移情，将治疗师的反应称为反移情。安娜·O将她对父亲的情感移情到布洛伊尔身上，布洛伊尔反过来又将自己的爱反移情到她身上。在对“朵拉”的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充分地阐述了他的移情理论，朵拉是一名18岁的年轻女子，由其父亲介绍给弗洛伊德。朵拉指责父亲与K先生的妻子有染，转而，朵拉又指责K先生自她14岁以来就对她有讨厌的性关注。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朵拉对父亲的强烈渴望已经被移情至K先生身上。
布洛伊尔无法接受弗洛伊德对他与安娜·O之间关系的分析，两人之间的职业关联就此告终。弗洛伊德后来回忆道：“精神分析此后的发展使我付出了他（布洛伊尔）的友情。对我来说，付出这样的代价并非易事，但是我无法逃避”。弗洛伊德一直承认布洛伊尔对其思想的影响力，布洛伊尔对宣泄的首次描述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布洛伊尔还充当了弗洛伊德的榜样、合作者以及支持来源这一重要角色。回过来，布洛伊尔也描述了他对弗洛伊德的敬畏和钦佩之情，他回忆道：“他凝视其翱翔的智慧犹如母鸡凝视着鹰”。在他们分道扬镳之后，布洛伊尔独立治疗了一些癔症病例，但是这些病例没有一例具有安娜·O病例的影响力或重要性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还发现梦是通向潜意识的“康庄大道”，是用来探测潜意识心理的无价工具。他区分了梦的显性内容——我们梦见的事件、情境、物体和人，以及梦的隐性内容——潜藏在显梦成分之下的意义。通常，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隐性内容代表被压抑的愿望和欲望。为了理解隐性内容，我们必须辨认和翻译梦的特殊语言，因此才有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尽管这本书现在被认为是一部经典，并且得到广泛阅读，但是它的首次出版并没有获得成功。两年才售出351本，又经过六年多的时间，才将第一次印刷的600本全部售完。但是后来，这本书非常畅销，在弗洛伊德有生之年它发行了八个版次。这本书影响了许多读者。一位德国精神分析医师汉斯·萨克斯写道：
第一次翻开《梦的解析》对于我是决定命运的一刻——就像遇见了荡妇，只不过有着一个明显更为有利的结果。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正打算学习法律，但是没有做到这一步——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中产阶级从事法律相当常见。当我读完这本书，我已经找到了一件值得我为之活下去的事情。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最有迷惑力、最令人兴奋的一部著作，他认为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
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
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弗洛伊德还形成了他的人格发展的性心理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个体的发展都要经过若干阶段：口唇、肛门、性器、潜伏和生殖，每个阶段都以本能的满足和外部世界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为特征。如果儿童在任一阶段获得太少或太多的满足，那么他或她可能无法轻松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满足不足或过分满足还可能造成固着，或者力比多能量在此阶段的部分投入，它导致后来生活中的行为具有那个特殊阶段的冲突的特性。
在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中最具争议的观点之一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提出，在男孩发展的性器期，他体验到对母亲的性渴望和对父亲的敌意。当男孩体验到对父亲阉割自己的恐惧，并通过与其认同来克服这种恐惧时，问题才得到解决。弗洛伊德用厄勒克特拉情结描述小女孩在性器期的体验。后来，弗洛伊德在其论文《女性性欲》中反对引进这个术语，因为它强调了两性身上的相似发展，这是一个弗洛伊德无法赞同的观点。他宁愿对女性使用阉割情结一词，他认为女性的创伤集中在发现自己已经被——可能是被母亲——阉割后的失望。
弗洛伊德认为其较为宽泛的人格理论，即“心灵的脚手架”，是他对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心理由三个彼此分离但相互独立的结构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完全是潜意识的，是基本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来源；它是构成所有活动基础的生物储藏所。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寻求即刻的满足和满意。自我从本我获得能量，但是它是理性和精神健全的工具。它试图在现实的限制之内满足本我的需求，因此，它依据“现实原则”行事。大部分自我是有意识的，它运用记忆、对环境的感知和习惯来扮演一位理性执行者的角色。最后，超我体现了道德和伦理的绝对标准，扮演着“伟大的拒绝者和禁止者”的角色。某些满足通道禁止进入，因此不严格地说，超我扮演着良心的角色。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服务于三个主人：要求即刻满足和释放紧张的本我；禁止和限制的超我；还有世界，即人生活在其中的现实。弗洛伊德有时把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关系比作马和骑手之间的关系：马提供能量和驱力，骑手提供方向。健康人格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的结果，三种成分和谐地共同工作。在歇斯底里或神经症人格中，三种成分却不能如此。有时，弗洛伊德写得好像本我、自我、超我是寓居人体某处的真实实体。记住，它们只是隐喻，这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与其追随者
弗洛伊德与阿德勒
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名声和重要性，弗洛伊德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把自己视为他们的领导者、老师和先知。从1902年开始，包括弗洛伊德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内的一个五人小组每周三晚上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客厅里聚会。他们逐渐以星期三精神分析协会而著称。到1908年，这个小组扩充至二十名会员，更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当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癔症和催眠的性欲理论做出评论后，两人开始疏远。到1911年，阿德勒被迫辞去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职务，并带走了他的九名追随者。阿德勒随后创建了“个体心理学”学派，强调社会因素，也强调健康与和谐行为的统一。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相对抗。
弗洛伊德与荣格
一个甚至更难以接受的隔阂出现在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之间。在荣格把自己的一本关于联想测验研究的书送给弗洛伊德之后，他们的通信于1906年开始。接下来的七年里，他们频繁通信，其中的360封保存下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通信表明了他们关系中的明显变化。起初，荣格是顺从的学生，渴望从弗洛伊德那里学习；后来他是“王储”，注定的继承者。七年后，在荣格潜心于神话并提出“集体无意识”这种弗洛伊德无法接受的概念之后，两人之间的通信以这封简短生硬的信件告终：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我同意您的希望，即放弃我们的私人关系，因为我从不把我的友谊强加给任何人。至于此刻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本人是最佳评判者。余下的是沉默……
荣格 敬上
1914年，荣格和他的瑞士同事被逐出精神分析运动。
弗洛伊德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家长作风，固执己见。他无法容忍不同意见或接受其追随者的挑战。他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信徒，希望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他所说的话。意见不同就是背叛行为，持异议者往往遭到辱骂。作为对阿德勒和荣格的背叛的反应，弗洛伊德于1912年建立了一个由忠诚追随者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来确保纯洁和正统。
弗洛伊德与安娜·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是其追随者中最忠实的人。1915年，她获得教师资格，任教六年。安娜·弗洛伊德没有上过医学院，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她父亲的教导。后来，她将自己的分析训练描述为“即使不是支离破碎，也是完全非正规的”。他们的父女关系既受到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安娜不会像其他女孩一样——的影响，也受到维也纳人对女性的恰当角色期望的影响。
安娜·弗洛伊德努力“像男子一样”追求成功，但是也像女子一样追求舞蹈与慷慨大方。她提出了针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诸如游戏治疗之类的新颖方法。她还在维也纳创建了第一家日间托儿所。安娜·弗洛伊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父亲。她终身未婚，扮演着父亲的密友、秘书和同事的角色。1938年，她随弗洛伊德一起流亡，1947年，在伦敦建立了汉普斯特德儿童治疗诊所。这家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的资金支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安娜·弗洛伊德非常憎恨美国。这一财政支持的后果之一是美国学生在该中心获得优先权，因此许多美国学生在那里得到训练。安娜·弗洛伊德的永久遗产是将她父亲的精神分析扩展到儿童身上。有一次，诊所里的一位年轻人问她有多少个孩子，安娜·弗洛伊德很诚恳地回答道：“我有许多许多的孩子”。
弗洛伊德与霍妮
卡伦·霍妮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教书，她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1932年，霍妮加入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1934年，她成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名教员。1941年，霍妮创建了精神分析促进会。1922年到1935年之间，霍妮撰写了14篇论文，在文中挑战弗洛伊德反女权主义的偏见，并强调性别差异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理的，还强调“女性心理学”。霍妮是弗洛伊德的女性观点的一位强有力批评者。根据霍妮的观点，女性并非嫉妒男性的生理结构，而是嫉妒男人可以利用而女人却被拒之门外的机会和权力。霍妮写道：
有一半的人类对其被指定的性别不满，而且只有在有利的环境中才能克服这种不满——这一主张无疑令人不满。
霍妮对神经症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强调，以及对像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弗洛伊德学说基础的反对，无疑都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修正。其他重要的女性分析师包括梅兰妮·克莱茵、海伦·多伊奇和玛丽·波拿巴。
流亡中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悲剧性地低估了纳粹造成的危险。根据他的传记作者恩斯特·琼斯的观点，弗洛伊德热情地相信德国人民将会遏制纳粹运动，因为“一个产生了歌德的民族是不可能堕落的。1933年，在莱比锡心理学大会上，精神分析被标记为“犹太科学”，随后在德国遭到取缔。创建于1921年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关闭了。甚至当纳粹于1938年3月占领奥地利之后，弗洛伊德依然否认危险的现实。在恐怖和危险之中，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依然保持幽默感和超然。当纳粹士兵来到他们家中时，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请他们将其步枪与雨伞一起，靠在客厅里。士兵们搜查了他们的公寓，当他们离开后，玛莎告诉丈夫，他们拿走了价值约840美元的一笔钱。“哎呀，”弗洛伊德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出访就带走这么多钱”。
虽然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可能从未读过弗洛伊德著作中的一个字，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书是德国文明上的一个污点。他们销毁了弗洛伊德私人图书馆以及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图书馆里的许多书籍。纳粹用维也纳公共图书馆的所有关于精神分析的书籍建了一堆公共篝火。弗洛伊德评论道：“我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啊！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掉；如今他们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
弗洛伊德当时是一位病人，但是因为他害怕换了医生会缩短他的寿命，他决定继续留在维也纳。弗洛伊德还受到负罪感的折磨，这一负罪感认为抛弃家国就像一位船长抛弃正在下沉的船一样。琼斯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被锅炉爆炸冲到水面上的船长的故事来安慰他。当调查委员会严厉地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弃船的？”他骄傲地回答道：“先生，我从未弃船；是她抛弃了我”。
在盖世太保审问了安娜·弗洛伊德之后，她问她的父亲：“如果我们都自杀是不是会更好呢？”永远的分析师弗洛伊德回答道：“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这样做？”最终，弗洛伊德的朋友和同事说服他离开本国寻求避难之所。他的精神分析对象之一——玛丽·波拿巴公主为他的释放支付了一笔赎金（避难税），但是在他离开之前，纳粹坚持让他签署一份声明——他们曾善待他和他的家人。弗洛伊德在这份声明上添加了评论：“我可以向任何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或者没有看出这个讽刺，或者选择忽略它。1938年，弗洛伊德离开了位于伯格斯19号他已经居住近47年的家。
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名学生，美国人桑福德·吉福德，描述了弗洛伊德的处境：
我明白，就他离开这个国家，存在一场与纳粹的漫长谈判。我不清楚这些谈判的确切实质，但是它们最终得以解决，这家人被授予离开的许可证。然而，一份离开的许可证并不总是它所自称的那样。许多情况下，许多名人都被授予这种许可证，他们被准许登上奔向其目的地的火车。然而，当他们到达边境时，纳粹官员上火车彻底检查移民随身携带的物品。这常常引起很多困扰，经常造成撤销许可和移民被赶下火车。对于弗洛伊德一家的情况，这真的很危险。
英国前内政大臣萨缪尔·霍尔爵士和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弗洛伊德施展了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在对纳粹施加压力，让其签署弗洛伊德及其家人的出境许可。美国记者兼历史学家沃尔特·兰格自愿在火车上陪同他们。在德法边界，纳粹官员上火车讯问移民。兰格站在弗洛伊德一家的车厢隔间外面，使人明白，他，一名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着官员的行为。虽然一些人被赶下火车，但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没有。
他们安全抵达巴黎，在巴黎逗留几天后，他们一家于1938年9月27日旅行至伦敦。由于恩斯特·琼斯的斡旋，他们在汉普斯特德的梅尔斯菲尔德园20号找到了避难所。1936年，弗洛伊德入选皇家学会。后来，安娜·弗洛伊德在街对面的梅尔斯菲尔德园21号创建汉普斯特德儿童治疗诊所。弗洛伊德偶尔可以出席伦敦精神分析协会的会议和研讨班，直到去世的前几周，他还接待病人。但是，他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1939年9月21日，他提醒医生马克斯·舒尔他们之间的协议，即万一病痛变得无法忍受就结束他的生命。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三厘克吗啡，紧接着在9月22日又两次注射更大剂量。1939年9月23日凌晨3点，弗洛伊德去世，享年83岁。
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
1895
《癔症研究》
1899
《梦的解析》
1901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905
《性学三论》
1913
《图腾与禁忌》
本文改编自：戴维·霍瑟萨尔，《心理学家的故事》，新曲线·心理学丛书.
• 图文编辑 | 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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