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亚特兰大枪击案背后交织纠缠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此轮反亚裔歧视运动的不同以往之处，新晋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翻修公共住房作为绅士化的替代方案，以及埃隆·马斯克神话中值得警惕的地方。
文｜贾敏，季寺
亚特兰大枪击案会成为反亚裔歧视运动的转折点吗
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的多家按摩场所发生系列枪击案，造成8人丧生，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21岁的嫌疑人罗伯特·亚伦·朗在被逮捕后的初步审问中声称其犯罪动机为“性瘾”而非“种族歧视”，当地警方发言人一度援引了他的这一说法，引发巨大争议。
2021年3月20日，美国纽约，当地爆发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的游行和集会。

新冠大流行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导致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大幅上升。疫情初期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停止亚裔仇恨”（Stop AAPI Hate）在过去一年间收到了近3800起包括言语辱骂和身体攻击在内的事件报告。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针对一些警局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16个美国城市中2020年度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共计122起，而2019年的数据为49起。最近几个月，一些亚裔老年人被攻击的视频在网络上大量传播：1月，一名84岁的泰国老人在旧金山街道上行走时遭到攻击后死亡；2月，在奥克兰的中国城，一名75岁的亚裔老人遭到攻击和抢劫后去世。上周，美国现任总统谴责了“针对正在遭受攻击、骚扰、指责和被作为替罪羊的亚裔美国人的恶意犯罪”。

被非人化的亚洲女性
《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iayang Fan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和亚裔女性的非人化》一文中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身为一名亚裔女性在疫情下的美国所遭遇的困境。她指出，一桩无意识屠杀可以以令人痛苦的方式澄清一个国家的状态。正如弗洛伊德和无数其他非裔美国人的死证明的那样，结构性种族歧视正在变得既平常又病态。种族主义者前总统的煽动性言论加上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引发的绝望情绪加剧了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的生存危机。“作为亚裔美国人在这段时间生活意味着同时对病毒和恶毒的迁怒无能为力。感觉被困在了一出美国悲剧中，同时又被否定了作为美国人的合法性。”

Jiayang讲述了自己在特朗普将新冠称为中国病毒后遭遇的一系列嘲讽和辱骂，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去年7月的一天，她从杂货店走回家的路上被一名男子尾随搭讪的经历。当时她戴着耳机听播客，一开始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但他提高了音量直到她不得不面对他，他长着一张无甚特点的娃娃脸，穿着白色球鞋，随意地背着包，看起来很年轻，可能不比枪击案嫌疑人朗年长，Jiayang一度以为他是想要问路。然后这名男子就开始对她做带有性意味的手势，咧嘴笑，舔嘴唇。她的第一反应是避免对视和检查自己的衣着。当听清楚他在说“Chin chong Kung flu（新-中-国-流感）”时，Jiayang停下脚步面对他，周围的行人匆匆经过。她拿起手机给骚扰者拍照，对方开心地笑着比了竖大拇指的手势。之后的几周乃至数月，她回看这张照片时，仍然会重新回到那个场景，被耻辱感压倒。一开始，她认为自己拍下这张照片只是为了记录这些骚扰时真实发生过的，而不是她对一次普通相遇的偏执幻想，然而她后来意识到自己想要捕捉的还有其他，即少许性欲变形为种族主义嘲讽的那个瞬间。

Jiayang指出，厌女症和种族主义从来不曾边界分明地各自为政，而是共同强化一种非人化的“他者”叙事从而肆意破坏。尤其是亚洲女性的身体，长期以来都在被物化、憎恨、迷恋和色情化。从1875年颁布的以卖淫为由禁止中国女性移民到美国的《佩奇法案》（the Page Act）到银幕上和流行文化中的母夜叉形象，亚洲女性先是被高度性欲化，然后又被以这种被投射的高度性欲而妖魔化。无权势者的一大悖论就是当权者会将自身的弱点安在你身上，因为你甚至无力反对。

在文章最后，Jiayang写到最难以承受的讽刺在于她对羞耻感太过熟悉了。当听到陌生人侮辱性的称呼或是骚扰语言时，她都会感到羞耻。她和她的亚裔美国人朋友们都曾在群聊中感谢口罩和冬天的大衣挡住了她们的亚洲脸孔。她们因为不知如何更好地保护老人和更脆弱的所爱之人而痛苦。她们疑惑是不是应该准备后紧急措施以便一旦暴力升级可以及时撤离。她们担心太强硬地展示团结会滑入部落主义。她们担心自己会因为担心而变得软弱。尽管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杀害无辜的罪犯。

此轮反亚裔歧视运动为何不同于以往
韩裔美国诗人、作家、教授Cathy Park Hong在其非虚构作品《少数的感受：一名亚裔美国人的清算》（Minor Feelings: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一书中写道：“在这个国家，身为亚裔的屈辱被低估了。”在这本文集中，她对亚裔美国人经历的痛苦且通常是不可见的创伤进行了探索。她的作品捕捉到了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种族体制中的特殊位置。政治学者Claire Jean Kim将这一动态描述为“种族三角（racial triangulation）”：非黑非白的亚裔同时被模式化为模范少数族裔和永远的外来者，从而被用作楔子卡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攻击亚裔事件的上升，亚裔美国人开始呼吁社会关注他们受到的种族歧视。

就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前，《大西洋月刊》助理编辑Morgan Ome对Cathy Park Hong进行了专访，访谈围绕为什么过去一年间的暴力和仇恨犯罪刺激了那么多不同国族的亚裔美国人这一问题展开。限于篇幅，以下为该访谈的节选：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并不新鲜。但最近，人们感到更多亚裔美国人开始发声和抗议。为什么？
Hong：几年前，越南裔美国医生陶大卫在美联航的飞机上遭到攻击并强行拖走。我记得那时候媒体并没有讨论他的身份。那只是一个中产男性被拖下飞机的故事。但当时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心想，我打赌他要是个白人就不可能被这么对待。但没人说这个问题。从那时（译注：2017年4月）到今天，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身份政治发生了真实的倒退，人们更坦率地谈论种族和结构性的种族不平等。这促使了更多亚裔美国人发声。

自从2014年弗格森暴动后黑命攸关运动开始获得力量以来，我看到更多亚裔美国人开始组织起来和声援他们。去年夏天，人们开始真正内化黑命攸关抗议和关于社会正义的对话。现在，当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发生时，亚裔美国人更加积极地发声和组织：从在《纽约时报》写评论到在奥克兰中国城组织老年人陪同团体。

过去是否有过类似的时刻？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同类事件是1982年的陈果仁（Vincent Chin）之死，当时在华裔和日裔美国人中引发了强烈抗议。其他历史上的例子没能让亚洲人进行大规模抗议，比如二战期间的日裔拘留营。洛杉矶暴动中被破坏的韩裔经营的商店也没能让非韩裔的亚裔美国人为韩裔社区发声。
Hong：是的。洛杉矶骚乱之后，你没有看到其他亚裔来支援韩裔社区。现在的不同在于，被攻击的人包括了所有亚洲族裔。即使他们被认为是华裔，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菲律宾裔、越南裔和韩裔。种族主义的症候之一就是把所有人都混为一谈。

另一个历史上的同类事件是911之后，穆斯林遭到袭击和迫害。或者是当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出现了关于拘留穆斯林的言论。美国人攻击的包括穆斯林和看上去稍微有点像穆斯林的人：包括印度教印度人、锡克教印度人——所有棕色皮肤的人。我相信这的确刺激了南亚社区和穆斯林社区。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社区出现了更进取的行动主义。究竟是哪个群体被针对不再重要。

你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和洛杉矶暴动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否有相似之处？
Hong：和洛杉矶暴动类似，非裔工人阶级和亚裔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经济鸿沟。很多黑人因为韩国移民进入他们的社区经营商店而心怀怨恨，因为他们受到了经济歧视。与此同时，这些韩裔移民也是入不敷出。他们没有任何保险。但他们确实在经济阶梯的上一级。很多来自洛杉矶暴乱和关于被韩国移民杀死的黑人女孩Latasha Harlins的记忆的怨恨仍然存在。

在今天讨论一名黑人或者棕皮肤的人袭击亚裔老人是充满张力且十分棘手的，比如那名泰国祖父。二代和更年轻的亚裔移民关于种族的看法和一代移民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年轻的亚裔移民对亚洲社区的黑人歧视和警权是很敏感的，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亚洲移民而言，这些罪行可能会再次肯定他们的黑人歧视并驱使他们向右翼靠拢。
我担心的是这些罪行正在加剧黑人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分歧，白人则不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每当我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些袭击事件都是白人至上主义的症候”时，白人总会说：“犯罪的不是白人，怎么可能是白人至上的错？”Claire Jean Kim精彩的“种族三角”理论讨论了黑人、亚裔和白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在洛杉矶暴动中看到了这一点，在我看来相同的动态今天仍在上演。

在《少数的感受》中，你写到使用“我们”这个人称代词的困难，因为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如此多元化的人群。亚裔美国人这个术语是1968年由激进学生组织者们创造的，他们当时想象的是一个泛亚的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提出的亚裔美国人理念是否只是一个理想？还是一个你所看到正在形成的真正的基于身份的联合？
Hong：人们忘却了那段历史。我也忘记了。亚裔美国人走到一起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术语来描述我们。过去，我们被称为东方人，或者是用我们的国族。创造亚裔美国人这个名字的是越南战争和黑色力量运动。记住，那些亚裔美国人组织者是二代甚至三代移民。他们是菲律宾裔、华裔、日裔。其中很多人的家人曾被关进拘留营。他们是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有很多愤怒的对象。

那是充满力量的往事，却被移出了我们的历史。部分是因为美国的移民模式。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之后，不同国家的亚裔移民大量涌入。我们变得更加多元：巴基斯坦裔，孟加拉裔，柬埔寨和越南难民，韩裔。这些移民中很多人的孩子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却意识到由于肤色和口音自己仍然是二等美国公民。

新的意识和觉悟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更多了。我们中更多的人在这里生活了足够久的时间，可以要求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比起我20多岁甚至30多岁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更加激进，更加卷入，更为作为亚裔美国人而自豪。“我们想要在好莱坞看到更多亚洲人”的叙事改变了。不只关于代表性政治，也关于对抗亚裔美国人中的阶级不平等以及努力和其他有色人种建立团结。

关于亚裔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较少地将其作为一种身份，更多地作为一种联合，那么可能亚裔会更容易认同它，因为它为我们所有的国族、经济和地区差异都保留了空间。

你在书中写道，“自1960年代末以来，自从亚裔美国人行动家和黑豹党一起抗议起，至今还没有一场大规模运动可以被称为是我们自己的。”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Hong：一些人争辩说自那以后有过很多运动。我会说它更多是断裂的。但我认为在亚裔美国人中间建立一个跨文化社区，同时和亚裔、非裔、拉丁裔、原住民社区建立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如果我们想要修复结构性不平等、改革司法体系和警察部门，获得所有人的医疗，那么谈论我们的种族身份就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对此感到切近。你不能像安德鲁·杨那样说人们过度沉溺于身份政治里。如果白人错误地用身份或种族让我们彼此竞争，我们就必须作出应对。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并且为在这里生活感到自豪，为了发声反抗暴力，我们需要建立社区。这意味着建立超出珍珠奶茶和韩国流行音乐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认同。

法国的绅士化替代方案
普利兹克建筑奖是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近日，普利兹克建筑奖官网公布了今年的两位获奖者，他们是来自法国的拉卡顿（Anne Lacaton）和出生于摩洛哥的瓦萨尔（Jean-Philippe Vassal），他们拒绝拆迁，与此相反翻修了公共住房，从而使居者有其屋。《红色都市：社会主义与伦敦政府》一书的作者Owen Hatherley在《论坛报》上称，拉卡顿和瓦萨尔的作品体现了真正的替代绅士化的方案。
拉卡顿（Anne Lacaton）和瓦萨尔（Jean-Philippe Vassal）

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社会”项目在建筑界受到赞誉时，值得留意观察其实质。上一次获奖的是智利建筑师Alejendro Aravena，他为康斯坦丁和伊基克镇设计的“半房”（Half-House）计划让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在这些低收入住房中，基础设施和房屋外壳由政府建造，其余部分则由未来居民建造。

不管这些方案有什么优点，都非常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国家（及其使者建筑师）应把座位让给市场的自由与自发创意，让原本是公屋租户或贫民窟居民的人变成建筑商与业主。建筑师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受到针对大众住房的批评浪潮的冲击，他们倾向于选择这种自由主义的“一招鲜”来解决深刻的全球住房危机，似乎上天禁止我们再次通过建造大量公有住房来解决住房危机。

然而拉卡顿和瓦萨尔正是从这种大众化的住房开始的。他们的目的一直是要证明，大众住房可以被翻新、扩建，并使其在服务于完全相同的社会目的的同时，变得更加宜居。他们曾经以引人注目的、原创性的艺术建筑改造项目而闻名，如巴黎的东京宫和敦刻尔克的FRAC艺术中心，但他们在住房领域的声誉建立在巴黎和波尔多的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上。

在巴黎，他们赢得了翻修城北一塔楼的委托，这是一幢相当普通的战后塔楼，已被预定拆除。他们建议对其进行翻新，扩大现有的单位，在混凝土结构的两边增建新的单位，并以谨慎、渐进的方式进行，以便在此过程中没有人需要搬出去；没有提高租金，也没有向慈善机构或开发商进行“存量转让”。没有人被“退房”。巴黎最终在这个地块上获得了更多、更好的社会住房，其环境和社会成本远远低于拆除所需的成本。

随后，拉卡顿和瓦萨尔有机会在波尔多做了同样的设计，他们因此获得了2019年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最佳欧洲建筑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两年内对欧洲建的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作品）。作者问过瓦萨尔是怎样做到的，因为在英国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巨大的争议。瓦萨尔告诉作者：“我们只是说服了委员会，这样做会更便宜。”

而在英国，在过去30年里，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人们说服自己，从社会角度看，把一个社区分散开来更好；人们决定，最好是浪费大量的碳；人们选择用中产阶级的混凝土结构公寓楼取代工人阶级的混凝土结构公寓楼，并觉得自己做得棒极了。

从格拉斯哥的大规模拆迁，到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战后房屋的私有化和“时髦化”（hipsterfication），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做法，不过还是伦敦的“地产再生”（estate regenerations）数量最多。交易方式总是这样：与发展商达成协议，有助于维持市政府的运作，而私人单位将“交叉资助”（cross-fund）兴建新的社会单位；这些隔音良好的新单位将取代使用耗能低廉的公营房屋（council blocks）；新的“社会混合”将取代“单一”或“单一阶级”的社区。每个人都会赢。但是一份研究发现，地产再生是建立在一个迷思之上，浪费金钱与资源，与居民对立，并导致了首都伦敦社会住宅的净损失。

如果说那份报告充分证明了我们不应该做什么，那么拉卡顿和瓦萨尔的作品则展示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战后建筑的支持者经常被指责为怀旧，指责人们生活在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环境中，但在巴黎的塔楼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翻新实际上是如何变得更现代、更人性化、更有吸引力的，同时也是对能源和资源的更可持续利用。

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比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那些典范更好的改造方式。举例来说，拉卡顿和瓦萨尔在波尔多所做的工作是不加租、不驱逐（对不起，人家叫“倾析”，decanting，原义是缓缓地倾倒以免荡起沉淀物，在城市住房问题中的实际意思还是居民强制搬迁）、不清空、更吸引人的外墙。相比之下，开发商在谢菲尔德公园山公寓项目（Park Hill，始建于1957年至1961年之间，后来开发商将其改造成一个大部分为私人所有的混合使用权房地产）中做了什么呢？现有社区被打破，以便将所有人迁出，将其中一栋大楼挖出卖给“创意阶级”，剩下的则是废弃的电视与电影场地。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埃隆·马斯克只是一个超级资本主义的小丑
近日，Akin Olla在《卫报》发表评论文章提醒人们警惕当前流行的埃隆·马斯克神话。

最近，埃隆·马斯克称王了，他宣布自己在特斯拉的职务是“技术国王”（Technoking）。对于一个有封建抱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称号。他劳动实践史可说不佳，而且相对于他个人的实际生产力，通常会表现出大量的傲慢。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是一个表演者——但仍然配不上围绕他所谓的天才的人格崇拜。实际上，马斯克是一个自负的煽动者，他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权力。
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中，其中是坚持不懈的自我营销和自我庆祝。他承诺——然而失败了——在大流行之初向加州提供1000台呼吸机。他还自告奋勇地设计了一艘微型潜艇，目的是为了营救12名被困在泰国地下洞穴中的儿童，却被一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洞穴潜水员打败了——马斯克随后就影射这名潜水员是一名恋童癖……

马斯克是世界第二大富豪，鉴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个头衔本质上是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需要穷人或奴隶的劳动力去做伤身伤心的劳动，以维持上层人士的财富。马斯克的财富也不例外。2019年，人权组织International Rights Advocates起诉特斯拉和其他公司，指控他们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童工劳动中获利。

特斯拉和其他大多数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其锂电池依赖于钴，而这些钴大部分来自刚果的矿山。虽然特斯拉正在改革其做法，但它在诉讼一年后才正式做出承诺，而且是在与全球最大的钴矿公司Glencore达成长期协议后，才在钴矿开采方面加倍努力。这一承诺显得很奇怪，因为马斯克在2018年曾宣称，他正朝着彻底消除特斯拉汽车中的钴的方向发展。

2019年，加州法官认定马斯克违反了劳动法，因为他错误地解雇了一名试图成立工会的工人，他还在推特上表示，成立工会的工人将不得不放弃宝贵的公司股票期权。在同一系列推文中，马斯克继续批评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并声称它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没有为工作保障做任何事情。2016年，工人们被警告说，他们可能会因为试图加入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而被解雇。

在Medium的一篇文章中，一名员工Jose Moran声称，工人们正在受伤，并被迫在不安全的机器上长时间工作。这与一份报告相呼应，该报告发现，仅一家工厂就打了100多个救护车电话，因为工人经历了胸痛、抽搐和晕厥。根据《卫报》的报道，还有数百个电话是因为“受伤和其他医疗问题”。马斯克回应称，他关心工人，特斯拉的工厂安全记录正在改善。

当然，这与他的许多工人在去年疫情中的待遇是相悖的。2020年初，上面提到的特斯拉工厂所在地阿拉米达县为了工人的安全，下令企业停工。马斯克——他已经对居家令提出了批评，将其比作法西斯主义——拒绝遵守命令，并重新开工。特斯拉给员工打电话和发短信，要求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一些员工告诉《Business Insider》，他们担心如果拒绝，可能会失去工作。一位匿名发言的工人说：“他们更关心盈利能力，而不是我们”。

马斯克起诉阿拉米达县，最终得到了一个妥协，允许他在放弃诉讼前重新开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重开后的7个月内，该工厂约有450名工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一比例高于阿拉米达县的其他地区。

从马斯克对未来的目标中可以看出他对工人的看法以及他与政府的关系。马斯克因其对太空探索的投入和他想（用最贴切的词来说）殖民火星的愿望而被誉为远见卓识。如果你说马斯克对太空探索的努力必要的，那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对于联邦预算的其他部分的优先级被取消，并且其资金不足。

如果不是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不断和税收制度博弈，比如他搬到得克萨斯州，以避免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美国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实验火箭。他早就在加州的家中威胁过这一举动，将其作为对抗该州关闭其阿拉米达工厂的弹药。

马斯克希望将尽可能多的资金用于殖民火星；他曾表示，希望在2050年之前私人运送100万人到红色星球，向工人提供贷款，一旦他们到达火星，就可以用劳动来偿还。当然，这听起来很像契约奴役。对于特斯拉的技术国王来说，这是一个适合他的愿望。

马斯克真正的错误在于一个制度，让个人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并利用它来控制现在和未来，然而，他这个利己主义品牌也特别危险。公众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依靠马斯克这样的人把我们带到太空，或者决定劳动的未来。人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在推翻君主制和封地制（fiefdoms），让一个新的、利己主义的少数人主宰我们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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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本期微信编辑：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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