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称不上观点论述，更像复习课本知识。缘起2020年初疫情最危急的关头，与我国著名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专家，我的大学本科老师俞顺章教授的数小时访谈（有关内容整理后以《苏德隆和上海公共卫生往事》为题，发表于《文汇报》2020年4月3日的《文汇学人》专栏）。师生对话与校稿期间，接连产生书斋式担忧，但当时按下不表，唯恐干扰抗疫大局。
有些问题是纯学术性的。虽普遍存在于各种媒体上，即使无法立即纠正，一时半会儿不会要命。姑且让它们飞一会儿，先做救命的要紧事。比如，媒体上到处可见的“死亡率”统计数字，极端的不严谨，不科学。因为大部分的见报数字，明明是指“病死率”。上述两个基本医学概念，老百姓一时半会儿也辨不明，写文章的非医学专业人士也绝大多数自以为是。对于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词汇，恐怕临床医生也早已还给老师了。但大家都能意会咋回事，反正是指新冠肺炎是要命的恶性传染病。
另一个是错误概念是“流行病”。从媒体刊出的大标题，到文章细节阐述，这三个字大概对作者与读者震撼力强，随处可见。殊不知三字既出，恰恰暴露了此文的学术信誉可疑，等于注明了该作者非科班医学出身，或反映出作者就学期间，对以数学为基础，重在分析、推理与归纳的公共卫生课程没学好。
现代医学上，只有“流行病学”和“传染病”二个严谨概念，前者专指研究包括上述“死亡率”与“病死率”在内的一门跨越数学与医学两个领域的大学问，后者才是特指致病微生物造成的人体病理变化。医学上不存在“流行病”这个病种。如果一定要用“流行”二字，唯“流行性疾病”或者“疾病流行”可行，当下人群中流行的疾病不仅有新冠肺炎，还包括季节性流感，更囊括了肿瘤、心血管疾病、老年退化性疾病，甚至肥胖症，以上内容都是流行病学关注的人类健康重点。
漂亮的文本中，出现上述语病，没有直接危害性，慢慢通过认真学习，提升个人学养即可，不耽误上进。但有些大作的缺陷就不限于此，作者似乎乐于在文本中卖弄博学，拼凑碎片化来路不明的旧照片与旧文字。这些出自旧货市场与拍卖行的待沽残片，如果经不起独立的二重证据支撑，史学上不足以成为引用旁证的信物。依托可疑的资料论今谈古，害处极大。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预防新冠的疫苗话题，开始摆到全球面前。不少文章往往从牛痘谈起，长篇大论。殊不知接种牛痘已成绝活，估计目前50岁以下的人群里，大多数没有接种过牛痘，因而出自他们手笔的文章，往往想当然地把牛痘种植，与接种其他疫苗混为一谈。笔者见过把肌肉注射接种，称作清末民初牛痘种植的实景史料，并辅以高清照片。如果当初真有医生护士敢于这样行事，搞出人命是大概率事件。
早期的天花疫苗根本不是减毒疫苗，由于制备技术和医疗条件有限，有时还特地选择不久前刚接种过牛痘的儿童，穿刺引流他的鲜活痘疱，为下一位儿童接种。具体做法是，用消毒后的刀片，轻轻划破皮肤表层，种上微量菌种。我国19世纪初的著名医书《引痘略》中，就介绍了不少刀法，一代代痘师各具独门经验。到了20世纪，牛痘种植开始进入标准化阶段，牛痘制品与临床操作有统一的规范。如果真的像外行文章所述，大剂量的牛痘疫苗肌肉注射，极易造成病毒载量突然剧增，恶性传染病天花，当即危胁生命。
正是因为有关疫苗的相关信息，社会效应巨大，直接影响受众对接种的信念，因此信源以及作者的信誉相当关键。数个月前，俞顺章教授不顾年近九十高龄，硬是在病床上写出了《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最重要！》一文，回顾历史，剑指当下。此文开篇时效性强，叙事上承主流，下界地气。
“最近9月9日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曾经对牛津的AZD1222，由于疫苗不能阻止猕猴感染病毒，也不能阻止动物将感染传播给其他人。曾经中断过一次临床试验。后续没有发生问题。已在英国、巴西和南非进入III期试验。按原计划还要在日本和俄罗斯启动临床试验。8号公司宣布，因一名受试者出现“可能无法解释的疾病”决定暂停，由独立委员会审查（据新华社9日上午电）”。
紧接着，俞教授笔锋迅速转向当下新冠疫苗研发与应用中的重点问题，既可算专家进言，也可算大众科普。俞教授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的专业话语当然可靠。如果再加上一些读者喜欢的学术门第等花边内容的话，也许可将学术箴言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胡适等早期庚款留学生，尚在旅美苦读大学的时候，俞教授的祖父俞凤宾先生，已经获得宾州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学博士学位。他1915年回到上海，1920年便接替伍连德博士，被全国同行公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二任会长，也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既有家学传承，又有严格科学训练的流行病学大学者俞顺章教授，放下身段书写可读性极强的医学科普文本，主动投稿大众媒体发表建言时，却被各方婉转拒绝，反馈回来的理由是，媒体主管部门暂不鼓励多谈疫苗相关问题。为此，只能说，作为中间转送稿件的学生我无能，没能完成老师安排我的发稿任务。笔者在此摘录几段，将耽误了几个月的文字公开面向大众，也算曲线弥补延时的缺憾。
“为什么新冠疫苗要经历除实验室安全试验外，还要经过三次临床试验（由开始几十人，几百人，到几万人）？这得从几十年前几起新疫苗曾引发的严重事故说起。
（1）黄热病疫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黄热病广泛流行，导致许多士兵死亡。为了预防黄热病在军营中的流行，美国国防部决定为这些士兵接种黄热病疫苗。当时的黄热病疫苗刚刚研制成功，疫苗是用人血清中分离到的病毒研制成的减毒活疫苗，疫苗中含有少量人的血清。
美国军营开始接种黄热病疫苗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军营的士兵中爆发了肝炎。1942年，美国国防部长报告，在1月1日至7月4日间陆军士兵中有28 585人发生了黄疸，死亡62人。他们认为，这些士兵的黄疸很明显是与接种黄热病疫苗有关。1942年5月至9月，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尔克军营中的士兵只使用过黄热病疫苗也暴发了肝炎，共有4 083人患病。由于这些军营的肝炎高发，导致整个部队无法出国作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英国。英国医生麦凯阿伦也发现一些在给士兵们接种黄热病疫苗后出现了肝炎。麦凯阿伦回想起他曾看到相似的病例，在接种含有人血清的疫苗后发生肝炎。他还了解到一些糖尿病和老年病患者在使用了未消毒的注射器后，也会发生肝炎。于是，麦凯阿伦把这些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很可能是含有血清的疫苗中带有引起肝炎的病毒，或者是未消毒的注射器针头上残留的血液中含有导致肝炎的病毒。为此，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短短的时间里，麦凯阿伦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对一批志愿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假设。同时还搞清楚了肝炎不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还可通过消化道传播。几乎同时，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们也证实了肝炎的这两种传播途径，并把它们分别称为“传染性肝炎”和“血清性黄疸”。他们还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传染性肝炎”比“血清性黄疸”的潜伏期短。1947年，麦凯阿伦提出把因粪便污染了食物和水后经消化道引起的肝炎称为“甲型肝炎”，因污染血液经输血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乙型肝炎”。
据现代研究所知经血液传播的病毒性肝炎有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之分。那么，军营中暴发的肝炎肯定就是乙型肝炎吗？会不会是丙型肝炎呢？
为了进一步证明当年美国军营中黄热病疫苗传播的“血清性黄疸”的病因就是乙型肝炎，1987年美国医生西弗等对1942年美国军营与黄热病疫苗有关的肝炎暴发中的大约5万名退伍士兵进行了随访，发现当年接种过黄热病疫苗后发生黄疸的士兵中97%检测到乙肝病毒抗体，0.26%仍携带有乙肝病毒。根据作者的调查估计，当年可能有33万名军事人员因黄热病疫苗导致乙肝病毒感染，但极少因此导致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这项调查同时说明，成人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大多数发现为急性乙型肝炎，大部获得痊愈，极少发展为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而母婴传播的乙型肝炎约85%可能发展到慢性肝炎。
（2）脊髓灰质炎疫苗灭活疫苗。1955年，美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疫苗事件，“克特疫苗事件”（Cutter incident），克特疫苗事件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制药灾难之一。
1954年4月，美国病毒学家Salk J所领导的团队成功研制出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即索尔克疫苗，在美国加州卡特实验室生产，大规模上市后不久，发现疫苗因工艺缺陷而导致活病毒没有被完全灭活，在疫苗中含有少量的传染性SV40病毒，该病毒抵抗了福尔马林的杀毒效果。最终，这次事件让4万名儿童因此感染，最终200名瘫痪，10人死亡。
（3）新冠疫苗未来的使用权，也需要有个说法。不要重蹈美国在当年猪流感爆发时先给美国人接种后才允许生产商向加拿大出口的覆辙。希望本着以人为本原则，首先试用于防治新冠肺炎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如临床医务工作者，勤务人员等。也可试用处于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群（采样检测人员，接机防疫人员等）。从流行病学角度看，认为是重要的对象。聚集性成员，密切接触者。应该把疫苗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他关系着全球上万人的生命”。
疫苗科普，事关性命。与本文开篇讨论的“死亡率”、“流行病”等书斋问题，缓急轻重不可同语。疫情之下如何打通医学科普的阳关正道，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按下不表的小事。上医师兄弟中，被国际学界认可的流行病学专家不少，比如加州大学的张作风教授，牛津大学的陈铮鸣教授，杜克大学的汤胜兰教授等，都是公共卫生学院和俞顺章教授的高足。疫情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经常私下交换看法。但是，这批大学问家们的言路，特别是在社会影响力拉风的大众媒体上，并非特别通畅。即使他们对公共卫生专业问题的把握，往往一言中矢，可以一针见血，直达公共卫生所涉及的医学与社会之关键，极其敏锐精准。
公共卫生的学科特色，就是直接为人群服务，明显有别于为个体服务的临床医学，直接影响社会健康与否的宏观走向。它的社会介入性，源自学科本身的DNA。当公共卫生权威本尊，都深陷学科特色之悖论陷阱而无法自救自拔，不仅凸显学科本身的生存意义，主要衍生该学科与社会政治共生相依的生态忧患。
当然，做一名像学弟张文宏那样的网红医生，社会贡献确实超大，但其体脑压力，同门校友不难感知。准确传播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科普知识，恰似另一种形式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用个别的网红形式替代学科本色，是科普生态的悲哀，更是公共卫生专家群体的集体悲哀。
本文在财新网首发，作者方益昉先生同意在美国医人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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