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排他性：西方反华的意识形态源头

摘要：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国内基督徒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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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理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外交的内在动因，就必须从根源去梳理这种东亚国家无法理解的事态——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残酷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除了清末的太平天国和同治回变，两者都对儒道佛进行无差别消杀。

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形态战争是什么时候？

是罗马摄政普尔克里娅因为波斯皇帝巴赫拉姆迫害境内基督徒而对波斯帝国开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大国因为意识形态而非具体的国家利益对另一个大国发动战争。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第一，普尔克里娅是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儿，他的父亲在冷河战役后基本消灭了罗马境内的非基督徒，当时的罗马已经是全民信仰基督教，尤其是东罗马更加虔诚。狄奥多西大帝死后没多久，普尔克里娅掌握了东罗马帝国的权力，但她的权力并不符合罗马人的传统——人们更倾向于一个男人掌握权力。

第二，波斯帝国的某个基督徒主教希望自己成为该教的圣徒，悍然破坏了波斯城市苏萨的沃教神庙（这是波斯帝国的国教，崇尚二元性，没有基督教那么排他性），这使得波斯帝国政府开始镇压这种行为。大批基督徒逃到罗马帝国境内，向罗马帝国境内的教胞（人类历史记录中最早的意识形态政治难民）波斯人对基督徒的残暴，罗马境内的基督徒群起激昂，要求罗马军队进攻波斯，伸张上帝的正义。

就这样，战争爆发了，东罗马帝国和波斯损失惨重，这场战争除了让普尔克里娅巩固自己权力以外，没有任何收获，但这对普尔克里娅来说，已经足够了。

无独有偶，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中，这种情况也同样明显，十字军中最重要的两位君主：

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之所以选择发动十字军战争，绝不是为了现实英格兰的领土利益，英格兰在巴勒斯坦这种地方不可能占据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只是为了基督教意识形态，这对他的王权至关重要——尤其是亨利二世在杀死自己的主教好友贝克特，遭到教皇的绝罚威胁，这可能使亨利二世丧失国王的地位，他不得不领导一场对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战争，否则不足以捍卫他的王权。事实上，正是因为亨利二世在十字军战争中的表现，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虽然领土、经济各方面一团糟）。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有着同样的政治目标，为了巩固他在法国的王权，他的权力面临着国内贵族联盟的的强大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异教徒的战争，对于维护他的王权至关重要，路易九世修建教堂、迫害犹太人和多次发动大规模十字军战争，使得他获得法国甚至全欧洲基督徒的狂热拥护，他拙劣的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也不可能有任何可见的领土收益，这位国王甚至死于最后一次十字军惨败。但是，这位国王恰恰在死后封圣，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偶像，甚至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会有欧洲国王热衷于十字军这种看似毫无收益的昂贵事务，原因就在于能够巩固这些国王在国内的统治和合法性。

今天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同样是这样的道理，作为所谓的民主制度起源地，尤其是美国，实际上是极为看重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真实的政治利害—西方人深信他们的所谓民主是历史的最终方向，他们不能接受另一种意识形态威胁到这个论断，政客必须为这种意识形态奋斗，或者装作奋斗，否则不足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威望。

尽管其中会有现实利益的调和，但若是了解美国外交历史的细节，就会知道，美国在对待伊朗巴列维、埃及穆巴拉克和阿拉伯的王室等非民主盟友时常常受到巨大的意识形态国内掣肘。

现实主义者往往会误会西方和美国，因为现实主义者几乎完全不相信世间存在政治上的“真理”，他们往往会将西方特别是美国口中意识形态口号价值视为与自己内心认为的同样浅薄，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大外交中，曾经以巨大的篇幅讲述冷血现实主义者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对待美国东欧民主承诺时所产生的误会。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英美保证，他将让东欧实现民主选举，美国人信以为真，丘吉尔心中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斯大林则认为这只是罗斯福的政治把戏，就跟他平常玩弄的一样单薄。这个承诺之后，美国从欧洲不断撤军，并承认了斯大林的东欧影响力，但是随着1946年后半年斯大林在东欧违背信诺的事实不断呈现，最终使得美国对苏联完全丧失了信任。

从此，美苏冲突接连不断，对抗的鼓声持续敲响，最终铁幕在彼此的怨恨中落地，世界分为两半。

参考文章：《世界的决裂：大国政治家的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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