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军/口述
Rain/撰文
我叫郝建军，天津人，今年59岁。在国内，这个年纪的同龄人大多已经儿孙绕膝，开始享受晚年生活，而我和丈夫依然在离家万里之外的地方打工。
过去十几年，我们俩一直待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我做保姆，他当大厨，一起靠双手劳动赚钱。
出国时我们身负债务，只能不停地挣钱攒钱，后来拥有了人生第一个100万、第二个100万，不仅在老家买了两套房一台车，还帮儿子娶了媳妇，让全家人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疫情前，我和老公在欧洲海边旅游。
小时候的我，也曾有过优渥的生活。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条件中上等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15岁进的国营企业，母亲在无线电厂当工人，父亲在织布厂当车间班长。
他们俩门当户对，1958年结婚后便住进了父亲单位分的一间房子。生下我们仨姐弟后，父母每月工资能攒下100元，这笔钱足以让一家人生活得宽足。
自我记事起，家里就整齐地摆放着大衣柜、缝纫机，门口还支着一辆二八弯梁自行车，父亲经常用它载着我们走街串巷。
每年过年，母亲都会给我们仨买大红棉袄；到了夏天，别的小孩只能吃三分钱的普通水冰棍，我和弟弟吃的都是一角钱的奶油冰棍。
上初中时的我，吃喝不愁，人也活泼外向。
高中毕业后，我凭借父亲在织布厂积攒的人脉资源，被介绍进厂里当了一名挡车工。这个岗位不算累，我负责看管几台织布车，缺点是要一直机械性地重复劳动。不过在那个年代，能在这类一线岗位上争当劳模是件很光荣的事。
22岁时，我和天津毛毯厂的一个帅小伙交上了朋友。他一米八，长得一表人才，对待感情很专一。虽然那时候他工资不高，家里还有4个弟妹要养活，但我执意要和他结婚。
父母一开始都反对这门婚事，最后还是架不住我的倔强坚持，只得答应。丈夫娶我时拿的800元彩礼，还是他父母找亲朋好友七拼八凑才借来的。
婚礼过后，我们这对新人便和公公婆婆一起挤进了公家分的30平米小公寓。我们住里屋，公婆住外屋，条件虽有些艰苦，但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很温馨。
出嫁前我们家拍的全家福，后排最右边的是我。
怀孕八个月时，我为了补贴家用，依然坚持在车间上班。五台织布机需要我来回巡视换梭子，我时常倚着机器拆布，或是趴在桌子下接缝纫机的线。那时正是冬天，肚子里的孩子会因为贴到机器的冰冷铁板而乱动，我稍稍摸摸肚子安抚一下，孩子就乖乖不动了。
生完孩子后，我歇了56天产假，紧接着开始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挡车工干了没几年，我因为能写一手好字被领导赏识，调到办公室当上了统计员。日子依然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
工人时期的我，这是去北京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前留影。
直到历史大潮席卷而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被裹挟着前进的浪花。1995年，我成了下岗工人的一员，打包好个人物品后，心情沉重地从工厂回了家。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我不得不四处奔波赚钱。我在百货大楼卖过灯饰品，因为效益不好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之后又辗转来到一家台资食品加工厂工作两年，边上班还边织围巾卖，尽可能地挣钱补贴家用，手头总算宽裕了点。
儿子6岁大时，我一边照顾他一边在百货大楼做销售。
可轻松日子没过多久，老公也在国企大裁员的热潮中被拍上了岸。他很能吃苦，下岗后什么都愿意干，当过的哥，开过拉土方的大卡车，为挣钱养家到处跑。
那时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正是报业的黄金时代，看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母亲退休后一直在给邮局卖报纸，看着三姐弟当中属我们家过得最辛苦，她想着做报纸生意能轻松一点，就执意让我去竞标报亭。
在她的建议下，我成功招标到天津市第四医院门口的一家小报刊亭。那里人流密集，开业后生意果然很好。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了轰动全球的911事件，大家都挤在报刊亭交钱预定第二天的报纸，报纸成了大多数普通人认识世界的窗口，一来就脱销。
在平时，一块五一份的足球报和中国体育报是最畅销的，《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这些杂志也很受追捧，往往摆出来没几个小时就要补货。
为了不断货，我有时候凌晨三点多就徒步从河西区走到南开区进货，一边肩扛着大部头的书和杂志，一边手拎着热乎的新报纸。等我走回报亭时，天都麻麻亮了。
我有事或者接孩子的时候，妈妈就会来帮我看摊。
每个月，我靠经营报亭有1500元进账，老公开夏利开出租车能挣2000元左右 ，日子过得也算可以。后来儿子职校毕业进钢厂当了技术工人，一想到他没几年就要娶媳妇了，我和老公就很发愁。
我们五口人已经在30平米的小家挤了二十年了，我实在不想让下一代人继续过这种窘迫的生活。
守报亭的时候我养成了看报纸看杂志的习惯，也一直在留意有什么挣钱的好办法。有一阵子我经常能看到有关国外的一些新闻，其中有不少在外打工留学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出国务工群体。
报亭经常有形形色色的人驻足，一些从国外打工回来的人会来我这儿买电话卡，他们穿得很高级，看上去神气十足，有的开着大奔，据说还住上了单独的小洋房，看得我很是羡慕，也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
2005年 ，眼看着报亭生意逐渐饱和 ，跑出租也挣不下什么钱，老公等不住了。他打听了一番，相比热门的英国美国，去西班牙打工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有天津老乡在那边能帮上忙。于是凑了三万，又找亲戚借了三万，找中介办了西班牙签证，决心出国挣个买房钱。
老公第一次出国时的往返机票，至今还保存完好。
出国前 ，老公专门花三个月时间学习了制作日本料理的方法 ，希望靠这一技之长讨生活。到达马德里后果然很顺利，他很快就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中餐厅。不过初来乍到，他只能从底层刷碗工干起。
每天从中午十二点干到晚上十二点，老公一直接触洗碗液，洗得手都发白起泡了，皮也磨破了。好在回报让人很满意，那时欧元的汇率比现在高，每个月700欧元工资，就相当于国内7000多！坚持干了一年，老公便还清了出国前的借款。
后来他从中餐馆跳槽到日料店当了厨师，一个人挣的比以前我们俩一起挣的都多。2007年2月，我毅然关闭6平米的报亭。母亲资助了我几万元，我又向好友借了几万才凑够找中介办签证的费用。
那一年我45岁，告别刚刚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儿子，满怀斗志地坐上了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一心憧憬着和老公赚大钱，帮儿子买房。
下飞机后，我跟着老乡去马德里街头参观。
我没有很高的文凭，更没有一技之长，无法靠才华吃饭。但我吃苦耐劳，愿意做脏活累活。到达马德里后，我经人介绍后去一位中国浙商家里当起了保姆。
这位浙商在马德里市中心开了三个福袋礼品批发店，我每天的工作是给老板一家三口和店里的五名员工做饭，还要打扫屋子，每个月工资1100欧元。而熬成大厨的老公已经在拿1500欧元的月薪。
除去每月花销，我们一年攒下的钱就相当于20万人民币。
在浙商雇主家里，我一干就是14年。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雇主家的批发生意逐渐萧条，为了节约成本，他当机立断关停了一家店，辞退了两名工人。老板娘后来亲自出马，既谈合作又干杂活，慢慢稳住了生意，否则我也有可能被辞退。
我那时住在批发市场二楼，和雇主家8岁的小孩睡上下铺。他每次半夜上厕所，我都会起床给他开灯，天天给他做营养餐，始终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看着他一点一点长高。
我和雇主家人一起去郊游，聊天谈心，亲如一家。
因为我干活实在，雇主一家都把我当亲人，逢年过节会给我发红包，在我生日的时候还给买蛋糕，给我包一个500欧元的大红包，围在一起为我唱生日歌。
孩子各个阶段的毕业典礼，雇主一家也都会带我一起参加，陪孩子拍集体照，喝香槟庆祝毕业。在老师点名表扬小孩时，我也湿了眼眶，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得了荣誉。这份难得的感情，得以让我在异国他乡也能活得很开心。
这是我51岁生日的时候，雇主一家人给准备的蛋糕。
不过和国内相比，我出国后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除了上班赚钱，很少像国内一样走亲访友。我的日常也和很多在外打工的同胞一样，因为语言不通而备受交际方面的困扰。
我只会去华人开的中餐厅吃饭，要不就是去说几个数字就能取餐的麦当劳、肯德基，并没有太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最倒霉的时候，我还遭遇了抢劫，差点丢掉性命。那是2011年的一天，我下午三点多搭乘地铁回郊区别墅打扫卫生，刚下地铁口就感到脖子一紧，瞬间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躺在角落里的我被好心人叫醒，才回忆起到自己被抢劫了，一个名牌挎包以及放在包里的签证、别墅住家钥匙全都被拿走，报警之后也没有找到。
经历过这次抢劫后，我长了教训。再走这条街时，我就只提着塑料袋，天黑走夜路，我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有没有人跟踪。
后来晚上再出门，无论是干活还是闲逛，我都很少再背包。
总体来说，我在西班牙的前五年过得还是比较顺，每天忙于打工攒钱，时间过得很快，钱攒得也很快。
2011年回国看望亲人时，我和老公已经攒下了100万人民币。
一回天津，我们就带着全部积蓄在市郊津南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虽然位置有点偏，但空气很好，总算让一家人有了安居之所。
我们给家里老人带了红酒和新衣服，还请亲朋好友去吃了顿大餐。大家看到我们俩夫妻都很羡慕，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发达了，之前还担心我们会不会客死异乡呢。
我和老公第一次回国后，在一家高级餐厅请客吃饭。
同年，儿子也经我好朋友的介绍，来到西班牙的一家服装批发市场打工。这实属无奈之举，儿子在国内工厂干技工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来西班牙之后月薪有1500欧元，直接涨了10倍！累是累了点，但这三年是我们一家攒钱最快的时间，聚在一起也没那么想家。
三年后，儿子到了该谈朋友结婚的年纪，再三考虑过后，他决定回国找工作恋爱结婚。在国外打工钱是挣得不少，但朋友圈实在太小，迟迟交不到女朋友也很让人头疼。
回国后，儿子成功应聘到一家日资企业工作，月薪六千元，工作稳定，算是有了结婚的条件。
但儿子住在我们郊区的房子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了，考虑到他将来结婚不方便再和父母一起住，我和老公又在市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小户型，交完110万首付，还剩下69万贷款慢慢还。
我们家精装修的房子，儿子的那套现在也快装好了。
我和老公一直觉得，住在有房产证的房子才有安全感，才算有属于自己的家。买完房子，我们老两口又回到了西班牙，此时家里已经有了两套房子，整个人好像都比以前更有底气了。
忙碌打工之余，我和老公也一改往日节俭作风，时不时玩个浪漫，把生活过得小资一点。有空聚在一起过周末的时候，老公总会给我送礼物，像CK的镯子、寇驰的包包、古驰的围巾，这些名牌他都有买给我。
这些在国内动辄上万的奢侈品，在西班牙的价格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像CK的镯子也才不到200欧元。
都不忙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附近的旅游景点逛逛。平时我们俩都挺忙，我在雇主家，他在日料店，租的房子我也比较少去，经常是他一个人住。
为了省钱，我和老公只租了个9平米的小房间，房租每月300欧元。
自从儿子回国后，我们每年春节又和以前一样去雇主家过。他们总会邀请一大帮亲朋来别墅聚餐，像农村摆流水宴席一样热闹。
我总爱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每次听到主持人说：“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拜年啦”，我的眼泪都会夺眶而出......
十几年异乡漂泊，我何尝不想回家呢？无非是想让下一代过得更好些。每次一想到儿子，我就不觉得有多累了。
2018年9月16日，我终于等到了儿子结婚的大喜之日。我给儿媳妇买了国外的项链手镯，还给他们买了一辆轿车，摆了11桌酒席，让儿子风风光光娶了媳妇。
儿子结婚典礼上，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我拍了这张照。
完成了为人父母的任务，我和老公如释重负，但荷包似乎又空着了。我们本可以安度晚年，但怕70多岁时走不动，生大病没钱治，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返回西班牙，再干三年赚够养老钱就退休。
谁知，2020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西班牙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浙商雇主家的生意基本垮掉，一家人没事做都在家呆待着。老板辞退了仅剩的三名员工，生意依然不见好转。
看着雇主家亏损严重，我决定主动辞职，他们也没有办法，无奈又抱歉地跟我许诺：“等我们生意好了，再把阿姨请回来。”
疫情期间，马德里封过几次城，街头人也少了很多。
没了工作之后，我在家休息了几个月，虽然外面疫情严重，但我一不干活就闲得发慌。到了六月，我实在坐不住了，在网上找了一份为单亲妈妈一家当保姆的工作。
奈何去了之后，工作范围大大超出了想象，我既要照顾雇主家的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批改作业。
疫情最严重时，那位单亲妈妈还飞去国外游玩，后来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
为了一家人的安全，她主动要求隔离。我虽然很害怕被感染，但也清楚她家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没有立即辞职，一直干到她身体康复后才离开。
我在雇主家的小单间，桌子上面有保温杯和感冒药，那段时间很注意身体有什么症状。
今年1月18日，我突然接到浙商老板妹妹的电话，说他朋友家的姐姐需要保姆照顾双胞胎，想请我过去照看。因为是熟人，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家的别墅很大，有三层楼，我和老板娘每天都需要轮流做饭看孩子，我还要打扫三层楼的卫生，每天爬上爬下。或许是岁数大了，身体素质大不如前，我的膝盖经常又酸又疼。
老公知道后很心疼我，一个劲儿地劝我歇歇。儿子原本不太擅长表达，如今也会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叮嘱我尽力而为，不要拿身体去逞能，说他工资虽然不高，但赚钱养我没问题。
膝盖疼痛加重后，我去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听着老公和儿子的暖心话，我很欣慰，但我已经像个陀螺一样转了一辈子，想闲也闲不下来，还会坚持继续做保姆。
我知道自己到了该退休的年纪，留在西班牙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每一天，有空的时候尽可能去更多地方走走看看。
从去年底开始，我还学着拍起了西瓜视频，没事讲讲这一路走来的故事，跟网友分享分享国外的见闻，生活也不像以前那么单调了。
我离60岁还有一年，艰辛的十五年打工之旅就快收尾了。等回国之后，我要好好享受辛苦打拼换来的安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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