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一段我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我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写出来。由于其发生在儿童身上,我尽可能不写的过于露骨,以免造成不适。为了证明其真实性,我决定部分公布校名、地名,并愿意承担任何质疑甚至诉讼。但因其发生在近20年前,我还是不公布当事人姓名,尽管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忘却。


(方力钧画作,2021.3.03摄于湖南省博物馆)


我出生在寒冷的北方小城——山西大同,一个因为煤矿而被全国人民记住的地方。在中国,资源禀赋优越的城市,往往有着较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单薄的市民社会,这塑造了当地人的性格,保守、老实,易于管理。


儿时的我就读于城区二十三小,位于市内人口密集区,年年招生爆满,一个班里平均有70-80人,无论对于学校和老师,管理压力都不小。


但随着一位教导主任(以下化名“章老师”)的上任,一切都发生了改观,学校无论在成绩、纪律和仪表考核上都排入了市内前列。从教育局的打分上看,它无疑是一所好学校。


这一切的变化,都要归功于一种叫“值周生”的制度。在很多学校,“值周生”的存在只是在校门前站岗,检查红领巾和记录迟到,而章老师上任后,它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每天课间,都会有带红袖章的学生游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随意没收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东西,零食、玩具、卡通书瞬间成为“违禁物品”。甚至,班主任也成为被监督的对象,课堂言论、班级纪律和卫生情况,都由“值周生”打分向上汇报,并直接挂钩工资绩效。


一时间,人人都变得战战兢兢。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摸到了这份差使的门路。没收的财务不上交而是自己享用,故意举报讨厌的同学和老师泄愤,埋伏在操场角落等待课间携带“违禁物品”的同学,在没收东西时才掏出“红袖章”亮牌身份........


当然,这种“美差”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只有到四年级才有资格成为值周生,并且成绩要名列前茅。满足这两个条件后,章老师还开发出了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确保只有最服从和听话的学生,才能获得如此“特权”。


这个标准包括教务处的“评价”和老值周生的推荐。前者考察的无疑是服从性,而后者则催生出“派系”。作为贯彻官方意志的“执法者”,值周生必然是占比很小的“精英”。长期的监视行为会积累怨气,容易遭到同学报复,而寡不敌众。因此,一个会“做官”的值周生,必须拥有自己的“拥趸”,靠的就是分赃和培植势力。


你无法想象一个7、8岁的小孩,已深谙权力的游戏。一些值周生会在低年级安插自己的眼线,为自己通风报信。一有“违禁物品”出现,立刻赶赴现场没收,然后再与“拥趸”们销赃。当然,对于低年级同学,最重要的是搞好和值周生前辈的关系,这样便能在升入四年级时得到推荐,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有的值周生还会把自己的“红袖章”偶尔借给小弟爽一爽。



推举制度所产生的“派系”,成为了学校最大的“黑社会。值周生麾下小弟,为了获得“大哥”的赏识,疯狂举报同学,遇上冲突时甚至冲锋在前线,形成了一种“内卷”。低年级同学因为体力因素,成为被欺凌的主要群体,但等到他们“上位”成功,又会变本加厉欺负比自己低龄的同学。


教导主任并非对这些事不知情,曾有人向教务处举报“值周生”的胡作非为。然而,却没有一位值周生被给予处分或警告。因为,他们的存在,的的确确给老师的“政绩”带来了提升,而那些“特权”则是犒赏。成绩、形象建设是校领导最在意的,至于用什么手段实现,似乎并不重要。


我想起一位著名政治家的组织论,“要控制全社会的人,只需要控制5%的精英,然后让这5%的精英去控制剩下95%的普通人。”“要通过不停的政治斗争和清洗,来确保5%的精英时刻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以便更好地执行组织的意志......”



值周生会在每季度的校考后进行换新,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继续在升旗仪式上享受同学羡慕的目光,就必须努力考出高分,这客观上的确是一种激励。我虽然不努力,但从小读书比较在行,居然不小心考了全校前十,阴差阳错得到了“特权”。


得到通知后,我来到教务处接受培训“洗脑”,领取了那象征“特权”的红袖章。出门后,一个老值周生和我套近乎,为了获得下届我的推荐票,他告诉我如何找小弟,同学喜欢藏在哪里看漫画书、玩“洋号”和卡片,并主动带我去“试试手”。


回到家中,父亲注意到了我来路不明的零食、玩具和漫画书,便向我质问由来。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居然自豪地向父亲介绍自己的“光荣履历”。听毕,父亲与我促膝长谈,第二天,我上交了没收的零食玩具和“红袖章”。刚满9周岁的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原谅这种制度给同学们带来的伤害。儿童并非不明事理,只是无知而分不清善恶。在他们价值观建立的时期,把不受约束的权力赋予他们,让他们彼此斗来都去。当他们尝到了这种“特权”的甜头,产生路径依赖,会给他们未来的为人处事带来怎样的影响?


想到这里,我细思恐极。为了表面的光鲜亮丽,同学之间基本的信任感和道德感荡然无存,只剩下彼此的警惕和竞争。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恢复儿时应有的朴素情感,每个同学像原子一样被打散在社会,彼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老师常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我觉得它更像社会的镜子。在畸形的遴选制度下,所产生的“道德模范”,往往是道德败坏之人,是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自此之后,我不再对升旗仪式下的“先进少先队员”抱有仰慕,我觉得恶心并开启了我的“叛逆之路”。从此,一切评奖与我无缘,而内心的价值观却在悄悄建立。


这让我想起秦制,在鼓励互相揭发、检举中,秦皇的意志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集法家大成的《商君书》认为,人只有两个功能,即“农战”——生产和战争。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两个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被使用,任何道德都可以被抛弃。



如今,法家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秦国的覆灭而消亡。各种师生检举、同学检举依然被使用到学校的治理中,看似能更好地服务于某种目的,却让学校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成为人文主义的沙漠。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学校,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作者:仝麟阁,95后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50万字。百万级报道数篇、千万加报道《扒一扒武汉病毒所所长成功史》作者,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喜欢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现居广州潜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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