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钓鱼台上，他是一条鱼；在命运的归途里，他也找不到归属，也像是水里的鱼。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57个故事—
一
去年六月底，我出于五点晨练的习惯，遇到了文祥。他变得有点奇怪，脸上已经出了很多老年斑，一头的短发因为很久没剪，已经堆在了脖子里，一抬起头，满脸松弛的皮肤。
像没剥皮就干了的玉米。
才五点半，我对他的出现有点诧异，还没等文祥解释，随着远处小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锻炼器材仿佛快要从广场里溢了出来。
我又问：“那些人在干嘛？”
“钓鱼的人呗。”
文祥的话不痛不痒，仿佛这些人与他无关，但我明白了文祥也是在“钓鱼”，但文祥是“鱼”，等待被一个小老板用人民币的鱼饵钓走。
其实就是揽工，但和揽工不同，这里没有整月的活，工资都是日结。这个地方在四月的时候自动变为了“钓鱼台”，我只是惊讶于“鱼”的数量，男的女的，三十岁的四十岁的，大多统一着装——县城两所高中的校服。
我跟着文祥挤进了人群。
西北六月的早晨还是有点冷，钻到人群里能闻到的只有烟味，人群越来越大，人慢慢流向312国道对面，国道仿佛变成了人行道。
我和文祥拉开了一段距离，文祥停住在口袋里摸索半天，取出一根四块五一盒的黄兰州，点着吸了一口便走向一小撮又一小撮的人。
过了半天他又朝我走来。
我问他：“找上了没有？”
“没有，那伙人说挖树去哩，一天才一百块，太低了。”他嘴里的一口烟只来得及冒出一半，说完话之后，最后一丝又从鼻子里出来。
“刘嫂，昨天种树怎么没把我领上呀！那么好的活，是不是老刘不答应？”文祥朝来的人问。
“你路子那么广，种树这种小活还找不到吗？”女人的脸上粉墨不均，像是来拉活的，身后还跟着一位脸庞红红的高大汉子。
男人开口说：“给你打视频你不接。”
“我没开流量啊，话费刚交上就没了，实在太废流量了。”文祥仿佛自言自语般回答。
二
文祥跟我是小学同学，我们老家都在灰条沟。
文祥是属于最后听到异地搬迁消息的那批人——也就是在灰条沟村倒数第三次村委会上。虽然最后两次会议，文祥也没机会去参加。
那年文祥五十三岁，三十岁之前，他从来没离开过灰条沟。到后来农闲时便去外面打工，这种闲活是有人联系好的，包吃住，固定工资。
这样的生活，文祥觉得很踏实，即使工价忽高忽低，种地的收入也不尽人意，好歹前有出路，后有退路，心里好像拴着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将他跟土地紧紧系在一起。
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下，当地政府号召“下山入川，异地搬迁”——意思就是从山里搬迁到平川里，川里的交通条件相对好很多，“要想富先修路嘛”——西北的深山里很难修出一条好路，所以很多地方都被划入了搬迁的行列。
大会召开第二天，在村支书的号召下，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好事，家中有男娃还没结婚的尤其觉得。现在很少有人家将女儿嫁到大山里了，这样的家庭急于找件东西来炫耀不多的财富，而一套好房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可文祥这一类人想的是，失去了土地，他就失去了退路。
“炕脚头放下一沓空白A4纸——装什么知识分子呢。”文祥把心底的这些委屈全部抱怨到支书的身上，但他这一类代表不了大多数，搬迁的工作在这偏远的山村里格外顺利。
进行第二次动员时，政府决定给每家派一个代表去搬迁地——黑石滩，考察以后要生活的地方，路费、住宿费、伙食费由政府负责。
每家恨不得多派一个人去。一天的舟车劳顿，使这些习惯出苦力的人也感到有些疲乏，在车上一直打瞌睡。但当看到钢筋混泥土的房子有机会属于他们时，文祥和邻居大半天都吃惊不已，嘴上只顾着说：“好着哩，好着哩。”
动员第三次时，大多数人已经交了5000块的搬迁费。有的人家收拾好家具，变卖了牲口。每个人脸上都泛着红光，但从不表达出来，内心极力向往，外表却极力掩饰。文祥说：“都不敢笑得太得意，万一以后过得不好呢？”
仅仅一年时间，留在灰条沟的人已经不多了。到了2018年的夏天，就全都搬走了。
三
为了推进搬迁，政府免费出资，租了推土机帮人们拆房子，主动提前推的，能有500块钱的补助。很少有人会拒绝这样的好处，所以那次拆迁，是灰条沟人的最后一次团聚。
推土机开到村里，文祥已经把收拾好的家具搬上了货车，院子一下子空了出来，把锈迹斑斑的铁门卸下来时，院子像个漏风的嘴。
灰头土脸的文祥赶忙递支烟给司机，希望司机拆的时候小心些，不要把墙里的木头弄断了，因为文祥看了看领居家拆下来的木头说：“都还好着呢。”显然文祥还想用这些木头再添几间房子，让他们到新家继续发挥价值。
推土机拆房子的时候，文祥就坐在树下，用纸擦了擦牙上的灰，嘴唇干裂得像那些老房子上的墙皮。他点了根烟，看着自己结婚那年盖的房子，这是文祥和他父亲花了二十年攒出来的。那天推土机只花了二十分钟就推平了。
灰尘冒起来直冲鼻子和眼睛，文祥呲着被土染黄的牙说：“新房子比这个好得多，可今天这么一拆，人的心空落落的，越看那些烂了的土砖越像粮食捆子。”当推土机离开时，拉家具的车和灰条沟的人也一起离开了。
新房子没装修好，老房子又已经拆了。
文祥舍不得在白得像面粉一样的房间里再烧起火炉，总觉得这样阔气的房子里面，烧上一个洋炉子实在不搭。
于是他索性将装修房子的六万里取出来三万，交给很早来到县城里搞装修的刘大江，而自己一家人就到县城租了房子，边住边照顾第二年要高考的孩子。
大江三十出头，是隔壁村的，很早就来到县城。除了大江是在搞装修的之外，文祥谁也不认识，也除了大江在搞装修这件事之外，对他什么都不了解。
四
城市化的步伐在这个小城里越来越快，随着搬迁的人的加入，使劳动力更加丰富也更加低廉。在钓鱼台上，一伙人在讲价钱，一伙人已经坐在了包工头的车上。这种车往往是面包车，因为这里的活往往是又苦又累的小活。
这种压工价“趁火打劫”的行为，在这里屡见不鲜，不正当的竞争使工价更加便宜。
没有人觉得这种行为的卑鄙，仅有的抱怨也是为什么刚才还会犹豫，不先钻进车里。
一辆车的前面恰好发生了压价的事。
文祥说：“现在挣个钱，是真的太不容易了，哪儿都是人！在这里哪还有什么面子，现在面子和钱冲突着。想要面子就不要来这里。”
到了六点半，文祥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活。
“老刘哪里人啊？”我问那个红脸高大汉子。
“古城的，娃娃念高中呢，租了个房子照看着，我们就出来钓鱼呗。”老刘格外热情，说着话就从口袋往外掏烟。
“老刘，严老师从来不抽烟。”
我又跟着解释：“气管不好，没有抽过烟。”
老刘给文祥递了一根，自己也抽了起来。
后来我发现在钓鱼台上，很少有人相互递烟，文祥给我解释说，每天需要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了，要是递烟，一盒烟一早上就都没了。
我想起文祥来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就问：“准备给娃娃去哪办升学宴，在新房子吗？”
“房子还没有装好哩！”文祥提起这个话题，脸上的老年斑因为气愤堆在了一起。
“刘大江那个X。”文祥语无伦次地讲述装修的经过，里面偶尔夹杂着一两句骂人的脏话。
半天我才明白，大江同时承包了好几家装修，开始一天每家都干点，移民点上好几头跑，而文祥给的三万块钱，装修上没花多少，剩下的大江却给自己的小楼房买了家具。
没钱了，装修自然就停下了。
文祥只好又给钱，又搭进去两万。
大江还花了其他人家给的装修钱，别人却不愿意再给，加上那几家的逼迫，倒是拿了文祥给的钱给别人家装修了，而文祥家的装修活，大江就一直拖着。至此一年半了，房子还没有装出来，文祥才发觉，自己被骗了。
原本说好六万的活，现在还剩一万算是大江的工资，这六万是文祥积蓄的一大半，事情成了这样，文祥自然也不掏了。
他说，等房子装修好了才能给他。
又有一辆车停了下来，文祥再次围了上去。
他的背影让我想起我们小学上下课时敲打的久钟，这种忙碌，让我感到心慌。
“文祥，我走哩，你们看着。”
文祥没回我的话，我也没再说一遍。
五
十一月份的城管巷子，我又遇到了老刘。
老刘这次穿着墨绿色的棉衣，黄褐色的皮鞋上搭配一双白色丝袜，长长的袜腰包住了棉裤裤脚。冬天的臃肿衣服使他看起来更加高大。
他老远就对我露出熟悉的笑容，我惊讶于他这么长时间还记得我，赶忙抢先伸出了手。
老刘和我一样是去超市买菜，我们排在特价鸡蛋那里，前面大排长龙的队伍，使我们聊了很久。在老刘看来，钓鱼台上的文祥是一个老手了，总能找到一些轻松又价高的活，让他跟着也占了不少“便宜”。用他的话来说，文祥是“算盘珠珠子吃到心里——是个行家。”
老刘也属于搬迁一族，如今黑石滩是他们的家乡了。小麦、青豆在那个地方是种出不来的，只能种大麦和藜麦，但这些对技术要求很高，大多人都不会种，所以那里本就不多的地被人承包了，粮食低廉的价格注定了租金的低廉。大棚也被人承包种香菇去了。
黑石滩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套阔气的房子。
十一月，钓鱼台关门了，但那些“鱼”大部分都留在了这里，一样去寻找小工。
一直到去年疫情缓解，周末休息时，我突然想起了文祥，想去看看他。
文祥的家并不难找，他租住在城中村，那里的房屋类型大同小异，每家像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院子里却有二十多间房子，文祥就在其中一层楼的一间房子里。
那里的每间房子门口，摆满了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木柴。文祥对我的到来表示出十足的诧异和热情。往年我每次回到老家，都会去他家，昏黑的六十平米房间挂着一个节能灯泡，桌子上摆满了他妻子弄好的食物。
文祥跟我说，现在基本找不到活，只能“坐吃山空”，他对使用的这个成语十分满意，说了好几次。疫情期间，文祥在几个老板的联系下，只间断地种了三四天树。
那是他从前年十一月到去年四月的唯一收入。
五月时，钓鱼台自动开工了，人数由少到多，又开始从小广场溢了出来。
可五月的时候，文祥没能一直站在钓鱼台上。
我得知他生病住院了，去看望他。
文祥躺在病床上，见我进来就把嘴上的氧气罩摘了下来，脸上的皮肤垮得更加明显，不像是自己的脸，反而像戴着一个面具。
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和微弱的呻吟掺杂在一起，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又透出点杂乱无章，像极了病人的心理活动——躺在这儿的人必须养身体，但在这儿又养不了心。
他的妻子要给我倒水，我赶忙摆摆手。文祥说：“严老师，这次事把人害住了，这两个月怕是干不了活了。”他的身体倒像是无关紧要。
“你想啥呢，大夫说这半年都不能干活。”他妻子边说话边将被割掉的阑尾拿给文祥看。
文祥看着原本身体里的肉放在医院袋子里，偏过头，半天没说话。
我从他的妻子那听说，文祥和她去种树，因为工钱按种树的数量算，所以文祥格卖力，总想弥补疫情期间白白浪费的力气，急性阑尾炎就在种一颗树时犯了。
一开始文祥没当回事，一直硬撑到一天结束，然后被老刘背进了急症室。
他这几年挣的钱也被这次偶然意外给耗干了，还好人还在，钓鱼台还在，这对文祥一家来说也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生活还有希望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六
然而不久后，我和文祥又见面了。
这次是在他兄长文成的葬礼上。
文成是个比文祥精明一点的庄稼人，早十年前，他就彻底离开了那片土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文成攒了一笔可观的积蓄，而这笔积蓄用来给他的儿子买了楼房，他想要“退休”的心愿也因此破灭，只能继续打工苦熬。
给儿子买房后，文成被华家叫去种地。
种的地恰好又是灰条沟的地，那些地被华家从乡政府的手里承包过来种植草药。
文成和女婿一起，还有一个小伙。那天早上他女婿的朋友圈，是他这一生最后的见证。
灰条沟村几乎没有平地，当然也没有成块的地，所以三个人都是要独自干活的。
那天文成开的拖拉机翻车了，因为没人发现，就这样孤零零地去世了。
文成是出意外死的，照例是不能进祖坟，最终被埋在了黑石滩。
那块墓地叫“苍蝇圈”，据说是因为开春的时候苍蝇比较多。
丧事办完后，文祥跟我说，他在想他以后去世了埋在哪呢？
灰条沟没人了，他已经不是灰条沟的人，故土南归；如今他在县城里的生活稍微有些奔头；可他也不是县城人，后半辈子的大多积蓄花在了黑石滩的房子上，可他都没在那个房子里待满过一个月，所以他也不是黑石滩的人。
文祥像变成了一条鱼，在彻底离开故土之后。
在钓鱼台上，他是一条鱼；在命运的归途里，他也找不到归属，也像是水里的鱼。
“死到哪，埋哪算了。”
这是文祥苦苦思索出来的答案。
文祥还说：“我现在一听到前院道士的唢呐响，我就感到心慌。”这次文祥没抽纸烟，而是从兜里掏出他父亲用过的烟锅吸了起来，抽完一锅子，烟灰堵在烟锅头里，吹了好几次都没吹出来，最后拿了根铁丝掏了出来。
“刚做完手术，气还虚着呢。”
他的笨拙使我只能想到这句话来安慰。
“好好养着。”离开时，我对文祥说。
“病好了，还得赶紧挣一个烧水锅炉的钱哩，家里还少个锅炉。”文祥离开时对我说。
作者 | 灰条
编辑 | 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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