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这是馒头说第 444 篇文章
当年《潜伏》热播的时候

曾有人说，后来去台湾的余则成

原型是台湾的一位将军
其实“余则成”这个角色，
是当年中共隐蔽战线很多英雄的集成

不过那位台湾的将军

确有其人
1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抓了一个人。

抓人的地点，是台北泉州街26号，被抓的人，大家都叫他“老郑”。

“老郑”的真名叫蔡孝乾，原名蔡乾，也用过“蔡前”，“杨明”这些名字。之所以他有那么多的化名，和他从事的工作也有很大关系：
他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
而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感兴奋的是，这位蔡书记不仅仅是一位书记，还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
他掌握着台湾中共地下党的所有秘密。
2
蔡孝乾年龄不算大，但已是一名老党员了。
1928年，当时20岁的蔡孝乾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并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1932年，蔡孝乾去了瑞金，由于他精通日语，还为周恩来翻译过不少日文的马列著作。在1934年的中共二大上，26岁的蔡孝乾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

1934年10月，蔡孝乾作为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员，参加了长征——这也是他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年轻时的蔡孝乾
在抗战爆发后，蔡孝乾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用日语对敌人宣传，以及管理日本战俘，后来还担任过民运部部长。由于党中央觉得像蔡孝乾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需要保护，所以特地在1939年将他从前线又调回延安。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蔡孝乾是土生土长台湾人，资历又够深，所以被任命为工委书记，在1946年7月化名“老郑”，从上海秘密前往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初到台湾，蔡孝乾的工作碰到不少阻力，但凭借他不俗的工作能力，以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大陆势如破竹的大环境，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得还是不错的。截至1949年12月，台湾的共产党员已达到1300多人，可以发动的群众多达10万人。而这时候蔡孝乾向中共台湾省各级地下党组织下达的工作方针就是：
“一切配合解放军作战，一定要解放台湾！”
而就在方针下达后不久，蔡孝乾就被捕了。
蔡孝乾是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出版物《光明报》被发现而被捕的，这件起初影响并不大的事，最终导致一个叫王明德的地下党员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一系列名单，国民党保密局顺藤摸瓜，在1950年1月29日抓到了蔡孝乾。

蔡孝乾毕竟是“老革命”，在被捕之后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透露情报。而国民党保密局也没有对他上刑，反而礼遇有加。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在查抄他家时发现一张10元纸钞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标为“计小姐”，一个标为“朱小姐”。
叶翔之在“宽容”蔡孝乾七天之后，请他诱捕这两位小姐，蔡孝乾假意答允，在特务押解他去诱捕的过程中，居然成功趁乱脱逃了。

蔡孝乾逃出后立刻通知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撤离，自己也搬离了台北。然而，当初收留他暂居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黄天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重刑之下招供出了蔡孝乾和他小姨子马雯娟（就是那位“计小姐”）
的藏身之处。

蔡孝乾二次被捕。
1937年“平型关战役”后，蔡孝乾（左）与战友合影
这一次被捕，保密局没有对蔡孝乾再假意客气，直接上了重刑。蔡孝乾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意志开始出现崩溃。当保密局特务将与他有染的小姨子马雯娟送入他的监牢后，他的阵线全盘垮塌。

蔡孝乾的叛变对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是致命的，国民党当局随即在台湾省逮捕了上万有关联的人，其中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徒刑，中共台湾省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盘瘫痪。

而在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位女性。
这位女性，就是那位“朱小姐”。
她的被捕，让蔡孝乾叛变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3
“朱小姐”叫朱枫，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户之家。
相对于蔡孝乾，朱枫是一位“新党员”，她194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入党之前，朱枫已完全符合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学生时代，朱枫就积极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抗日战争时期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跟随新四军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1949年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攻金门和舟山群岛的两场战役中均遭受了挫折，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情报工作并没有发挥更大的的作用。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台湾的地下党工作，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也要更加密切。
而赴台联络和传递情报的任务，就落在了朱枫的身上。

朱枫
朱枫恰好也有这样的条件：她的女儿陈连芳一直由妹妹朱贻云抚养，而妹妹和妹夫都是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在1949年带着朱枫的女儿一起迁居台湾。
朱枫赴台，完全合情合理：探亲。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坐海轮“风信子”号抵达台湾基隆港，与女儿和女婿一家团聚，但是她并没有告诉家人她的使命，而家人也并不知道她的身份是中共党员。

抵达台湾后的第二天，朱枫就和中共台湾省的地下党负责人在一家茶楼里接上了头——那个人叫“老郑”，也就是蔡孝乾。
在台湾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朱枫出色完成了任务，既传达了大陆的信息，又转移了一批台湾的重要情报。在任务完成即将返回大陆的时候，朱枫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老郑”被逮捕了。
很快，一批又一批的中共地下党被逮捕，朱枫已经得到了明确告知：“老郑”已经供出她就是大陆派来的“秘密特派员”。

1950年2月4日，朱枫凭借着一张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颁发的“特别通行令”，搭乘军用飞机飞离台湾，抵达国民党控制下的舟山定海，随后连夜从定海机场赶赴沈家门，躲进了一家医院。

此时，国民党已经封锁了定海，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搜捕。
朱枫在躲避了两个星期后，于2月18日被捕。
朱枫赴台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朱枫被捕后，毛人凤派了多批人来游说她，其中也包括她的女儿和女婿。但朱枫一直不为所动，坚决没有泄露任何情报。

朱枫虽然一字不吐，但她的被捕客观上还是证明了国民党的一个猜测：

那张保证朱枫登机离台的“特别通行令”，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究竟是谁签发给她的？

也正是这张通行令，让毛人凤惊恐地意识到：

国民党的高层中，居然有“内鬼”。
4
那个国民党高官的名字，叫吴石。
他当时的职位，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州，16岁就投笔从戎，唱着《祈战死歌》，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6年，吴石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同期同学有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当时吴石的毕业成绩是全校第一，人称“吴状元”。

在经历了十几年戎马生涯后，吴石在1929年提出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日本炮兵学校，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时为那一期的第一名，名动日本和中国军界。

吴石。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不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已经升任少将的吴石进入参谋本部第二组担任副组长兼任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武汉会战期间，身为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吴石每周都要受到蒋介石的召见，问询日军动态。

在获得大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身为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也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订，他的“部分兵力坚守正面，机动兵力转移到侧翼消灭日军”作战计划，得到了包括薛岳在内的一线作战人员的认可。
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吴石目睹国民党内部种种腐败现象，心中产生巨大失望，而对共产党则产生了好感。吴石曾多次私下和友人聊天时说过一句话：
“国民党不亡无天理。”
1947年4月，吴石通过别人的引见，在上海的锦江饭店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自那次会面后，吴石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开始接受一个最危险的任务：
潜伏。
1949年4月20日晚上8点，百万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惊恐地发现，解放军的突破口，几乎都是长江防线中最薄弱的环节。这是因为，人民解放军在总攻前已经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长江防兵力部署图》、《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等绝密资料，其中国民党军队在长江防线上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精确到了团一级——这些都是吴石送来的情报。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败退到广东、福建一带，国民党军在福建的战斗序列部署情报在第一时间被送到了解放军手里——这些也都是吴石送来的情报。

1949年7月，解放军又得到了国民党部队留在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人数、配备和整编计划的绝密资料，以及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川、滇、湘、黔、粤的兵力部署图——还是吴石送来的情报。

1949年6月，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接到调令：前往台湾。当时中共党组织给他的建议是：如果没有把握，就留在大陆。

吴石的回答是：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吴石将军
当时的台湾一片“白色肃杀”，国民党到处在逮捕和屠杀中共地下党员，奉行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在艰难的环境下，吴石和大陆的党组织还是取得了联系。朱枫到台湾后，联系上了吴石，吴石给了朱枫一批微缩胶卷，里面的资料是：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军基地的舰船部署，空军机场和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的资料，国民党军队海、陆、空三军的所有部队番号、武器弹药配备，所有部队团以上军官姓名，主要军事机关所有科以上干部姓名……

蔡孝乾被捕后，吴石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但他没有顾及自己的危险，而是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朱枫，让她尽快离开台湾。
为了确保朱枫能够安然离去，他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给她签署了一张“特别通行令”——这是冒着极大危险的。
在朱枫被捕后，正是这张“特别通行令”，让吴石也彻底暴露了。
5
毛人凤其实对吴石有过怀疑。

在蔡孝乾被捕后，特务从他的公文包中搜出许多名单，其中有一个写的“吴次长”——想来想去，国民党内部姓吴的次长并不多。
而朱枫的那张“特别通行令”，坐实了吴石的身份（当时吴石也给蔡孝乾的小姨马雯娟开过一张“特别通行证”，同样被发现）。
吴石在国民党内部人脉颇广，是“行政院长”陈诚的同学，也是“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好友，保密局一开始并不敢动他。毛人凤亲自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的也是模棱两可的回答。最终，毛人凤派人去找吴石的妻子，从她口中套出了朱枫曾和吴石见过面的信息，最终认定吴石肯定“有问题”。

1950年3月1日，吴石在自己的家中被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一起参与情报传递的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以及另一位国民党高官：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在此前先后被捕的，还有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宣传部部长洪幼樵，武装部部长张志忠等一大批人。
逮捕吴石的特务彻底搜查了他的家，但除了搜出大量的书籍和字帖之外，只搜出了一根金条。对于堂堂国防部次长家里只有一根金条，办案人员感到迷惑不解，当时还有人感叹：
“这个官当得不值得”。
吴石将军和妻子王碧奎，幼子吴健成
在狱中，吴石遭受了严刑拷打，一只眼睛因此失明。参与过此案审理的相关人李资生后来写了一篇《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其中这样记录：
“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他们。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承认，尤其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
他还写道：
“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朱谌之)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所以，国民党当局在知道情况后曾后怕：
“要不是因为台湾共党组织的破坏影响……那么吴石将是中共兵不血刃而解放台湾的功臣！”
被捕的人里，有不少后来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是“硬骨头”的。
朱枫被捕后，趁人不注意，将自己贴身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咬碎，将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分四次吞下，决意自杀。在昏迷后被国民党特务急送台北医院，医生最终用泻药将金片排出。
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在《吴石等叛乱案》中也不得不佩服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并记录：
“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的国民党国防二厅中尉王正均也被牵连入狱。在狱中，面对严刑拷打，26岁的王正均一字不吐。有人劝他：
“你仅是副官，系吴石从犯，只要认罪，只要悔过，或许能保住性命。”
但王正均就回了四个字：
“我无言可诉。”
6
1950年6月10日，吴石他们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
下午4点，台湾“国防部军法局”的“军事特别法庭”开庭，“吴石案”开审。

吴石、陈宝仓、聂曦和朱枫被带上法庭。整个审判过程一共只有10分钟，审判长蒋鼎文在问过四人的姓名、年龄和籍贯之后，很快就宣判这四人的死刑。
其实在审判之前，蒋介石就已经下过命令：

“一定要枪毙，并且死要见尸。”
军事法庭上，受审的四人在写遗嘱。从右往左依次是聂曦，吴石（写遗嘱者），朱枫（倚靠栏杆者），陈宝仓
下午4点30分，吴石四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

在刑场，吴石、聂曦、陈宝仓、朱枫四人均没有惧色，慨然就义。
聂曦上校就义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时被媒体公布后，因为聂曦的神情自若而轰动一时
尤其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朱枫，在就义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朱枫就义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事实上，朱枫是就义的四人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其他三人都不是中共党员身份
吴石在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本文完）

馒头说
我之前写过几篇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文章，总体结局都是圆满的。

而这一篇，我相信不少人应该看得有点憋屈。
《潜伏》这样的电视剧，当年为什么能够在诸多谍战剧中脱颖而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拍得真实——让观众们真心感受到了隐蔽战线的危险性。
而真实的“潜伏”，比电视剧里的更残酷：哪来那么多千钧一发之际的化险为夷？不管你什么身份，什么经历，离成功还有多近，稍有不慎，就真的满盘皆输了。
事后也有人冷静分析了1950年台湾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的这次重大挫折，其中确实也有值得检讨的原因：
当时解放军在大陆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包括台湾的地下党员在内，也都有些乐观，放松了警惕，认为台湾早晚解放，且易如反掌。很多地下党员在联络时都违反了纪律，出现了很多粗心大意的情况。而朱枫其实也违反了“单线联系”的纪律，同时联系了蔡孝乾和吴石，一定程度上导致吴石的暴露。
但是，英雄却依然是英雄，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吴石这些人因为当时处于隐蔽战线，所以他们的功绩不能公开报道，他们的子女后来一度被人漠视，尤其是在“文革”前期还受到迫害（1973年在周恩来力主下被追认为烈士）。朱枫的骨灰到2010年才几经辗转从台湾运回大陆。
2013年12月，在北京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起了一座“西山无名烈士广场”。
这块占地3000平方米的广场，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牵头联络建造，用来纪念1949年前后，中共秘密派遣到台湾的1500名“无名英雄”，其中有1100多人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处决。
在广场正中，有四个人的雕像，分别就是：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
《潜伏》的原作者龙一当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保密工作有连续性，公开纪念要避免对保密工作有影响。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是好事，这些人为新的政权成立做过工作，应该得到承认，这是不容抹杀的。”
当年，曾经担任情报工作并完全了解全过程的罗青长，在吴石将军的纪念册背面题过两句诗，引用的是陈毅的《青松》的后两句：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我相信，雪，终会化的。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吴石史事答疑》（郑立，《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05期）
2、《碧血丹心——记牺牲在台湾的传奇英雄吴石》（郑立，《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19期）

3、《蔡乾叛变引爆“吴石案”始末》（戴玉刚，《文史月刊》，2015年07期）

4、《建国初期中共台湾地下党武装斗争纪略》（王春慧，张生，《湖北档案》，2006年06期）
5、《朱谌之——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女性》（刘晓农，《党史纵览》，2001年01期）

6、《寻找“共匪”朱谌之》（秦风，《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22期）
7、《忆父亲吴石最后的日子》（吴韶成，《闽都文化》，2018年01期）
8、《凭将一掬丹心在》（何康，《闽都文化》，2018年01期）
9、《北京建无名英雄广场 纪念“余则成”原型等烈士》（周敬启 李泽伟，《北京青年报》，201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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