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部门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出台政策,加强了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管理。这种管理虽有政治和安全上的必要考虑,但凡事讲求一个度,过犹不及。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认为,现行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超出了合理范围,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利于国家制定合理的对外政策,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这样的声音值得一些部门重视,只有给专家学者更多空间,他们才能更好进行学术创新和交流,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讲述中国故事,进而给国家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关于改进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管理工作的提案
文/贾庆国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察哈尔学会
近年来,一些部门出于种种考虑,纷纷出台政策,加强了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管理,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收回了部分单位举办国际会议的审批权限。如教育部曾于2001年1月选择北大等六所重点高校作为试点,授予一定的在华举办国际会议审批权。但是,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重新收回国际会议审批权。
二是强化了对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批要求。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要上报审批,新冠疫情爆发后,线上参会也要审批。
三是扩大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审批范围。一些单位要求专家学者与外国同行见面交流、参加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办的活动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都要申请审批。
四是提高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门槛和成本。有的单位规定见外国人不仅需要审批,而且要求见面必须得两个人以上同行,事后要提交一个见面交谈的详细记录,同一个外国人一年见面不得超过两次等。
上述做法大大增加了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难度。由于办理国际会议审批要求多、办理时间长,挫伤了学者举办会议的积极性。由于参加国际会议审批需要准备材料,填写表格,且获批存在不确定性,打击了专家学者参会的积极性,还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因未能及时获批无法参加会议。对外交流审批慢也常常使专家学者无法与外国同行交流、参加涉外活动和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对外交流门槛和成本高也致使部分专家学者放弃对外交流。
应该说加强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有助于降低专家学者对外交往可能产生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但是,过度管理也给国家利益带来一些现实和潜在的危害。
首先,过度管理严重阻碍了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研究方法和治理经验。总书记说,“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往是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研究方法和治理经验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些年我国在各个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充实和完善自己。
其次,过度管理会影响专家学者对国际问题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质量。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及时、全面和客观了解国外情况是我们制定合理对外政策的基础,这在中国的利益走向世界、越来越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和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国家利益的背景下尤其是这样。只有对外保持必要的交流和接触,专家学者才能够及时、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国外情况,给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合理的建议。
最后,过度管理不利于我讲好中国故事。各类国际会议和对外交流是我宣传和解释我国政策和做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对中国崛起放心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在目前美西方政客和媒体对我大肆污蔑和抹黑的时候尤其重要。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
总之,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加以必要的管理是应该的,但过度管理是不可取的,现行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的管理超出了合理范围,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利于国家制定合理的对外政策,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为此,我建议:
1. 下放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审批权,让主管单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学术交流需要自行决定是否举办国际会议。
2. 对专家学者对外交往实行有区别性的管理。针对少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且接触大量涉密信息的专家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严格执行必要的审批管理。对其他学者的对外交往活动不再要求审批,实行报备制度,取消其他提高专家学者对外交往门槛和负担的做法。
3.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包括政策上支持学者举办国际会议、为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便利、在特别需要时为专家学者开展对外交流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让中国人的声音更便捷、更有效地向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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