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编者按:全文篇幅较长,共计22065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布。本期头条为上篇,此条为下篇,记者手记见本期三条。
记者|黄子懿   李晓洁

编辑|陈晓

摄影|黄宇
成人礼
对于自己14岁的生日,张若菲非常重视,甚至超过了和母亲的重聚。她特意为了这天从江苏赶回祁东。生日那一晚,她叫上十几位少男少女,在老城的唐府酒楼里摆了两桌酒席,闺密、男友和“妹妹”们悉数出席。这次聚会花了1000多元,气氛热烈,用的是张胜利在酒楼里充值的会员余额,但她婉拒了父亲出席,“你来了我们就不好玩了”。
酒楼大宴之后,张若菲带着朋友们去了D.ONE酒吧,一处祁东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这家与北京三里屯知名夜场同名的酒吧,修建在新城一处山坡上,紧邻碧桂园开发中的新楼盘。夜幕下的酒吧灯光暧昧,伴着蹦迪的喧哗声,张若菲吃了生日蛋糕,14根蜡烛照亮了她的大眼睛和精修的长指甲。照片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涌入121条评论,全是年轻人的生日祝福。
那晚酒吧的消费人均近百元,张胜利并不知情。这是张若菲自己出钱送给自己的成人礼。“你可以凭自己吃好喝好穿好的”,在一则短视频下,张若菲敲下这段文字,没有标点。
14岁的张若菲决定要靠自己生活。她既不想再跟着母亲回到江苏,也不想留在祁东被父亲“追捕”,她下定决心要离开祁东,去外地陪酒挣钱。很难说,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她懂得这一年龄界限的意义。超过14岁,就具备了表达性同意的权利,低于这一年龄,即使自愿发生关系,对方也会被算作强奸。所以酒场与顾客们,表面上并不欢迎14岁以下的女孩。
生日会结束后不久,张若菲叫上了苏畅和刘茉芷,找到在建汉酒吧做陪酒时的中间人,让她介绍三人去外地陪酒挣钱。“刚开始都是觉得很好玩。”苏畅说。中间人带着三人去了衡阳,来到一条昏暗深巷内的小楼。小楼挂着彩灯,二楼是一间小隔间,只有简易的上下铺,负责人是一个30多岁的老板娘。
那一晚,陪酒结束后,老板娘提出要求,说几位中年男人看上了女孩们,一次800元。一阵沉默之后,张若菲和刘茉芷随老板娘下楼,回来后良久不言。“什么都没说。”苏畅回忆。作为好友她心照不宣,也不敢多问。
这是张若菲第一次“出台”。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更深的滑落就无可避免。与陪酒相比,“出台”报酬更丰厚,单次时间也更短。从经济回报角度看,她认为这是她用身体换自由生活的更优选择。衡阳之行后不久,张若菲又去找到中间人,谋划着再次出逃外地。这一次,她打算跑得更远。
那是2019年初夏,暑期将至。精力旺盛却又没有家庭和学校约束的少男少女们,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蠢蠢欲动。张若菲带上几位姐妹,还有男友及其小弟们,一行数人,从祁东出发,前往衡阳、湘潭、长沙宁乡等地,开启青春的“自由旅程”。一路上,女孩们做陪酒挣钱,男孩们保驾护航,负责开车与打架,对接当地的“地头蛇”介绍客源。
在短视频平台上,张若菲记录下了那几天的旅程。没有父辈的时空里,少年们看起来开心自在。在都市里一条没有路灯的马路上,张若菲穿一条粉色裙子,坐在轿车车顶,露出长腿,下面坐着一个花臂文身的男司机。街头空无一人,她仰起脸颊,似乎在感受这公路之旅的自由气息。
刘茉芷拿出手机,给张若菲拍了一张照。张若菲把面部打上星星状的马赛克,写道:“你现在的努力、辛苦、压力、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攒够能力和本钱,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去为自己争取选择的权利。”
但这趟“出逃”,真实的日子并没有照片上那样肆意浪漫。在异地他乡,这些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一举一动都要听“地头蛇”的安排。想要得到赚钱的机会,他们得交出自己的所有资源,包括身体。在湘潭,刘茉芷被要求与当地一个成年混混头目发生了关系,此后就再不愿出台接单。她回忆,到后来,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再出台时,张若菲就只能自己去了。她会让姐妹们在宾馆楼下等,“就说自己要上去一下”。下来后,大家心照不宣。张若菲不说,她们同样不问。
当这群少年一路狼狈前行时,张胜利也在后面紧追着——同行的女孩中,有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小个子姑娘,身高不到1.5米,即使浓妆艳抹也难掩稚气。夜店里的客人们都觉得她年龄小,不太敢选。这位女孩几次暗中联系张胜利,透露行程,让他快点来找。“她是不想在那里待了。”张胜利说。
跟随小个子女孩提供的行程信息,张胜利一路追赶着,在湖南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小圈,最终在长沙宁乡“捉”到了他们。少男少女们刚落下脚,还没开始陪酒营生,就被赶来的张胜利抓个正着。当张胜利带着警方找到房间时,警方从衣柜里搜出多把管制刀具,大刀焊着钢管——走在马路上能拖出火星。张胜利有些吃惊,“我们那时候打架可都是用拳头的”。
警方在房间搜寻一番后,发现床底还趴着一个男孩,一动不动,问他话也不答应,好像失去意识一样。床沿极低,不知他是如何钻进去的。警察怕床底空间太小,他呼吸困难真的死掉,就把床垫掀了起来。虽然失去遮挡暴露在外,男孩仍然坚持趴着不动,继续装死。
这一幕让张胜利哭笑不得。当天晚上,他花了1000多元包了一辆车,带着少年们连夜回了祁东。
老板
被父亲再次“捉”回祁东后,张若菲决定自己做“老板”。就留在祁东,创业!
或许是父亲的紧追让她放弃逃离,也或许是从外面的世界中学会了什么,从长沙回来后,她不再出逃,也不再亲自陪酒和出台,而是拉拢一帮“妹妹”,做本地人的生意。她当老板,管理“妹妹”,对接客源。

祁东县城里,小吃摊和奶茶店是少年们最主要的社交场所。图为一名女孩在摊位前刷着短视频
张若菲又叫上了刘茉芷,后者想了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做生意吧!”她的另一位“合伙人”是通过短视频认识的乡镇女孩,张若菲让她多拉拢一些“妹妹”。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早期的很多“妹妹”都来自乡镇。与县城姑娘相比,初到陌生地界的乡镇女孩们缺乏社会关系,更渴望圈层保护,更需要钱,也更好控制。她找到5〜6名有意向加入她“生意”的“妹妹”,她的男朋友则组织起一帮男孩子,帮着找客和拉客。
那时已是2019年盛夏,酷暑难耐,张若菲带着少男少女们驻扎在新城区的一家酒店里,开两间房,吹空调,打牌玩乐。有客人来了,就再开一间。为了躲避父亲的追寻,每隔几天,她就会换酒店。由于开了几间房,这时的张胜利即使找到女儿,也并不知道她真正在做些什么。
“顾客们”多来自“上面”。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年的祁东县内,能为此买单的,一般都是有稳定收入的中年人,包括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学校的老师、做着买卖的生意人。
59岁的祁东某中学老师周某元是其中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客人。这个在旁人眼里老实巴交的化学老师,还有一年就将退休。据报道,他说由于自己是做老师的,“看着学生妹子年轻些,舒服些”。周某元行事谨慎,从不用可被追溯的手机支付,经常背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付款的现金。

祁东某银行的员工王山和这批少年来往最密切。他50多岁,喜欢开一辆墨绿色的丰田轿车,还与张胜利有一个共同的熟人。2019年7月,张若菲的“生意”刚起步时,一位中间人在KTV给她引荐了王山,两人当场互加微信。王山让张若菲“帮忙找一些‘崽崽妹子’”,这在当地通常是指18岁以下的未婚少女。案发后,王山因与多位女孩发生关系,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刑期最长。
王山的妻子惠文,至今不愿相信丈夫会犯罪。惠文年近40岁,也在当地银行工作。和本刊记者见面那天,她穿着卡其色风衣,面容姣好,身边萦绕着温暖的香水味。15岁那年,来自乡镇的她经人介绍,与王山结婚,如今已有23年,夫妻俩有个22岁的儿子。在惠文的描述中,王山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夫妻俩生活规律寡淡,分房睡已有六七年之久。“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提议去领养个孤儿。”惠文说,丈夫没什么不良嗜好,每天正常上下班,即使是周末偶尔去茶楼,晚上10点前也一定回家。如果非要说点丈夫的过失,就是曾经好赌。几年前,惠文被派去乡镇网点轮岗时,王山一人在县城,背着她在外打牌,输了200多万元,眼见窟窿太大,不得已才坦白,一家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还债。王山认识张若菲时,家中仍然欠着很大外债,车也是贷款买的,“条件很不好了”。
女孩们印象中的王山,却是一个出手阔绰的“老板”,对女孩们小恩小惠不断,经常发100〜200元的红包。他常来女孩们的房间玩,一副“老顽童”的样子,跟她们一起打牌说笑。他对女孩们强调,“人的口袋里一定要有钱,没钱就会怎么样”,“如果没钱,可以找他借”。
王山是张若菲的第一批客人,张若菲提供给他的第一个“猎物”,是刚从乡镇到祁东的女孩姜晴——她想在县城赚点路费,再去深圳打工。刚来县城,姜晴就被带到酒店,张若菲告诉她,“客人”已经开好房间等她了。姜晴当场吓哭了,情绪激烈地表示拒绝。张若菲先是劝说:“我们用了他很多钱,一直拿钱也不好,要有人去服务他。”见她仍然抗拒,张若菲逐渐凶了起来。她告诫姜晴,如果不去就要挨打,曾有女孩拒绝接单,后来她见一次就打一次。最后,在张若菲的拉扯下,姜晴被推入了王山的房间。
如今,姜晴在祁东上了中专。和记者见面时,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校服,弥漫出一股爽身粉的潮湿味。回忆起那一晚,她眼神躲闪飘忽,双手一直插在衣兜里。
“事到临头都会害怕,这是没有办法的。”把姜晴带入圈子的那位“妹妹”说,这门生意,最难在开始。即使事先应允,临场也难免会抗拒,通常要在外力的助推甚至胁迫下促成第一次。论年龄,张若菲比很多“妹妹”还要小一点。但在很多方面,她就像一个成人,懂得恩威并施。对于那些临场犹豫的“妹妹”,她知道引诱的技巧,也懂得威胁的手段。为了控制新入场的“妹妹”,她会从“兄弟团”中挑选出男孩撮合给对方,既表示圈子的接纳,又是一种监视和牵制。她还会用暴力的方式给新人们一个下马威,曾经当着三个新“妹妹”的面,狠狠教训一个说过她坏话的女生——连打数个耳光,抓住女孩头发往地上撞,吓得旁边的三位“妹妹”一句话也不敢说。莫小蕊是当时在场的三位“妹妹”之一,她明白这场架其实是打给她们看的,“她想要我们听话”。
男友
虽然充斥着威胁、欺骗、引诱和暴力,但张若菲的首次“创业”是成功的。单子源源不断,她习惯用微信收款,因为不是商户却频繁地涉及金钱交易,导致她的微信一度被限制收款。
她是一个勤奋的“管理者”,对找上门来的客人几乎从不拒绝。“最过分的时候,她一天要派我们好几次。”刘茉芷说,有一位妹妹被要求“疯狂接单”,一晚上要出去好几次,几乎没法休息。如果有人表示拒绝,张若菲就会撂下狠话。她夺过一些妹妹的手机,存下她们父母的电话,威胁说不接单,就会告诉她们家人。
生意兴隆的张若菲买了好几只单价数千元的金手镯,对姐妹们夸赞自己手上有很多钱,还拍下照片与视频,彰显她提前成年的优渥生活。短视频中,她面前的桌上摆着龙虾与香锅,露出首饰、红指甲与叠成爱心状的酒水吸管。除了自己享受外,她花销的大头儿是那些时刻陪在身边的男孩们。他们抽烟、喝酒、玩管制刀具,甚至沾染毒品,“养”他们的人通常是自己的夜场女友。
张若菲原来的男友叫陈晨,比张若菲大一岁,来自乡镇,也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早年在广东务工,陈晨念完初一就辍学,跟着县城里一个20多岁的“混混”头目,成为一名染黄发、戴耳钉、穿漏洞牛仔裤的“社会青年”。为了挽回儿子,父亲从广东回了家,搞家禽养殖,但陈晨整日在县城和“弟兄们”一起,和家庭的情感纽带已经断开,父亲无能为力。
女友张若菲“创业”后,陈晨带着兄弟们为她撑腰,联系客源,打点夜场中的麻烦。这种馈赠,当然自有价格。与张若菲在一起时,男孩们从不掏钱,吃住都由她买单。张若菲则心甘情愿付出,男友一方面是她的“创业伙伴”,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她对爱情的憧憬。她跟闺密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男友,在短视频中常分享关于爱情的“金句”,“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我闹情绪,你迁就我”“希望你了解真正的我之后好好爱我”。
陈晨对张若菲却并不好。与张若菲恋爱的第二年,他屡次出轨劈腿。两人吵架,也打架,张若菲身上不时青一块紫一块。那段时间里,女孩们亲眼看见,在一家酒店的双人间里,陈晨把张若菲按在床上,掐着她猛扇耳光,据说原因是张若菲当时怀孕了。还有一次吵架后,陈晨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翻她皮包,一位“妹妹”看到后赶紧去叫张若菲。张若菲赶来时,陈晨扔下皮包就跑,“说是要去衡阳‘吃麻古’”。麻古是冰毒的一种,呈颗粒状,吸食麻古是当地一些县城“混混”的癖好。一颗麻古售价最低几十元,吸食者一天开支可达数百元。
在陈晨与张若菲吵闹时,“兄弟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常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多次出轨后,陈晨与张若菲分手了。他离开后,“兄弟团”中的另一位成员站出来追求张若菲,成了她名义上的新男友。
“新男友”叫李志伟,也来自老城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他归妈妈抚养。妈妈在外地做小生意,还重组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李志伟从小跟外婆长大,上初中后开始叛逆,混迹网吧打游戏。初三时辍学,李母很悔恨,是她忙于生意,失了管教,“走到这一步,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此时的反省似乎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李志伟每周只跟母亲打1〜2分钟的视频电话,大部分时间他和张若菲以及“兄弟团”在一起。他渴望一份亲密关系,对待张若菲有求必应,从不打骂,更不花她的钱。这份真心,在其他女孩眼里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而张若菲倒是心不在焉。似乎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在与李志伟恋爱时,她还与另一位男生暧昧着。李志伟也知道另一个男生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示出在意,仍然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备胎”,留在张若菲身边。案发后,因为参与张若菲的“生意”,帮忙拉客,李志伟被判刑2年。
危机
如果撇开情感上的败局,“创业”初始,是张若菲“创业”比较顺利的阶段。“妹妹们”接单一次收500〜600元,包夜1000元,钱都直接付给张若菲。她告诉“妹妹们”,这些钱由她代为“保管”,要花钱跟她申请,说明用来干什么、要多少。虽然参与她生意的“妹妹”都是未成年人,但少年的世界也会看利益。无节制的接单,又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让团体内出现裂痕。“妹妹们”开始意识到师傅的可怕,“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特别坏”。
虽然以“合伙人”的身份入场,但刘茉芷也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也会被派去接活儿。一开始刘茉芷也是抗拒,张若菲就对她撒娇,抱着她说,“就当帮帮我”“很快的你放心”。如果刘茉芷还不同意,张若菲就上演一场真假难辨的“苦情戏”,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没钱用的”“没钱我就只能回家,挨我爸的打”。最后,她将刘茉芷叫到一个房间,说自己要出去一下,让她在房间里等。刘茉芷想跟着一起走,张若菲把她推回了房内,锁上房门。不一会儿,王山推门而入。
很快,刘茉芷和一位来自乡镇的“妹妹”选择离开。一天傍晚,她们俩谎称出去一趟,就离开酒店再也没有回来。张若菲给她们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接通,像是两只断了线的风筝。之后陆续有“妹妹”出走。“这是背叛。”张若菲对留在身边的人说。而这会儿她顾不上愤怒,也没时间去寻找并惩治出走的“叛徒”,“妹妹们”接连出走,她的生意出现人力危机,收入也减少了,但开销却没有少。住在“上面”的酒店,一晚要200多元,带姐妹们化一次妆至少25块钱,做一次指甲100〜200元,一套衣服也要100多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日开销上千,她有了压力与危机感。
苏畅注意到,张若菲新买的黄金首饰很快就不见了,他们开始在新老城区切换住处。有钱时就住“上面”,钱要花光了,就住“下面”。实在没钱时,张若菲会问“老顾客”要。王山常给点现金,发些红包。从二人认识到案发,他一共给张若菲发了近20次红包。这样的恩惠,当然是要回报的。
2019年7月下旬起,张若菲开始给闺密“烧脑壳”,劝她们跟王山发生关系,同样是以一种苦情的方式。苏畅经不住她软磨硬泡,勉强答应下来,但与王山发生关系让她感到恶心和不适。“当时是想赚点钱,去买几件衣服。”苏畅说,她只接了这一次单。胡雅倩的次数更多。她生于2005年9月,与王山发生关系时尚不到14岁。姐妹们赚的钱,张若菲不再完全据为己有。苏畅拿到了全部的钱,胡雅倩接单一次到手能有300元,张若菲抽走一半。胡雅倩并不满意,为此与张若菲吵了很多次架。一次激烈争吵后,胡雅倩离开了,再没有回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交易,她还是对张若菲的做法耿耿于怀,“她(张若菲)做得好过分,我又不是她的‘妹妹’”。
新妹妹
“妹妹们”越来越难找,“合伙人”、好朋友也一个一个离开,张若菲的“创业”陷入困境。要把生意做下去,继续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能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她想起了莫小蕊——那个一年前在奶茶店主动关注她短视频账号,问能否做她“妹妹”的洪桥中学学妹。
莫小蕊并不属于张若菲的“核心团队”。2019年1月初通过短视频账号主动认了“姐姐”后,她直到4月才第二次见张若菲。那时张若菲已在陪酒,安排她在酒吧门口观望,以防父亲来捉。莫小蕊等到很晚,都不见张若菲出来,就默默离去了。她徘徊在小团体边缘,原本不太受张若菲重视。张若菲的14岁生日会并没有邀请她,她也本能地想和张若菲保持一点距离,陪酒让她恐惧,“我胆子小,不太敢见她”。然而,当“创业团队”逐渐离去时,张若菲又想到了这位只有两面之缘的“妹妹”。2019年7月的一天,她在酒店里给莫小蕊发消息,说自己发烧了,“徒弟徒弟,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莫小蕊就这样进入了张若菲的“生意”——9月,张若菲让她负责去找愿意陪酒的女孩。
那时正值洪桥中学开学季,刚刚辍学的莫小蕊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自己还在校的同学。她重回学校,跟一些同学互道近况,聊自己退学后的“自由生活”。同班同学周可怡看见了她,很惊喜好奇,对她说:“我也不想读书了。”莫小蕊承诺,能带她混社会、认师傅,问她是否愿意陪酒。“我把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她没有很抗拒。”莫小蕊回忆,两人约好,等国庆节放假,一起去找张若菲。

周末时分,祁东县城里的学生们在奶茶店里一起写作业
周可怡家住老城区鼎山的脚下,背靠鼎山公园。在山坡下一处巷子的深处,周家盖起了一栋四层楼房。楼房外表整洁,内部宽敞,单层面积有近100平方米,大厅却空空荡荡,紧闭的门帘后阴暗冷清。人轻声低语,也能听见回音。一个男孩在楼梯上下嬉戏,见人就扑腾。问他多大了,他一脸茫然。
周可怡是家中长女,有两个妹妹,嬉戏的男孩是她弟弟,患有脑瘫,四个孙辈都由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在周可怡对同学的描述中,她跟家人关系不好,父母经常为了琐事吵架,他们从广东打电话回来,她都不愿意去接。
周可怡身高近1.6米,80多斤,身形瘦弱,留一头中短梨花头。同学眼里的她莽撞胆大,口无遮拦,“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说”。她曾说自己小学六年级就谈了恋爱,还和对方发生过关系。虽然不知道她说的真假,但好些同学不太愿意跟周可怡玩。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孩,租住在她家空荡荡的楼房,后来也一起加入了张若菲的“生意”。
招揽到莫小蕊、周可怡等三位女孩,像是张若菲的“二次创业”。经过上次的团队成员出走危机后,她开辟了“新业务”,也改变了一点管理方法。2019年9月30日,国庆假期前夜,少男少女们继续在酒店开两间房度过,张若菲的新男友李志伟带了他的弟弟小梁过来了,15岁的小梁当晚对周可怡表白。在旁人看来,小梁的出现,是张若菲有意的安排,她怕周可怡跑掉,就刻意找来了一个新男友牵住她。突来的男友,也让周可怡快速融入了张若菲的圈子。
2019年10月1日晚,张若菲带着“妹妹”们来到金樽KTV,这家KTV位于“上面”的维也纳酒店,外表装修华贵,楼下尽是夜宵店,零点后也生意兴旺。金樽KTV由一对30多岁的夫妇负责。男的叫“蛤蟆”,女的叫陈姐,女孩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两人售卖酒水,也管理30多位陪酒小姐,从中抽成。初次见面,陈姐定下规矩,必须化妆穿高跟鞋,必须穿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子,必须说自己已满16岁。周可怡还要将梨花头扎起,这样看上去不会太小。陪酒的女孩,要陪客人喝酒、唱歌、摇色子、忍受“咸猪手”。酒精刺激下,一些客人也会提出让女孩“出台”,一般是价格不菲的“包夜”,一次超过1000元。
看起来,张若菲的“生意”又“重上轨道”——有了新的“员工”,也有了中间人和新的订单,不过和地下行业的传统规则比起来,“新员工”的年龄有些问题。带周可怡去见张若菲前,莫小蕊问过周可怡年龄,周可怡说自己已满15岁了,身份证上,她出生于2007年12月。但在祁东,新生儿晚登户口很常见,老城的一些社区,都贴着红底黄字的户口登记标语。实际上,医院出生记录显示,周可怡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06年1月。无论是哪种记录,她都没满14岁,而且是在校学生。
九天零八夜
2019年9月28日晚上,莫小蕊来到周可怡家里,以约她去自己家写作业为名,将周可怡带离家中,开始了那个疯狂而黑暗的“国庆假期”。
在这个假期里,周可怡每天都要陪酒。很多夜晚,她都在半醉半醒间被其他女孩陪着,送到客人的房间。2019年10月2日凌晨1时,她陪酒喝醉了,几乎不能行走,张若菲也给她派了单,并且要求必须去,“做不成也要做”。周可怡被其他两名女孩搀扶着走进新城一家连锁酒店,酒店监控拍下了她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
这晚的客人是32岁的邹铭,祁东县人力资源就业服务中心一名员工。旁人眼里,邹铭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他给我说,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满足。”邹铭的妻子曲慧说。她与邹铭都是“留守儿童”长大,两人青梅竹马,16岁谈恋爱,10年后结婚,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外人眼里,这是一对恩爱夫妇,有一个美满的家。那个假期,曲慧决定去广东看望父母,二老多年前外出务工后不愿回祁东,就在广东安了家。本来邹铭要一起去,但他说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到医院开药,就说晚一天再去,曲慧带着两个儿子先出发了。
送走妻儿后,邹铭叫了几个朋友,约在金樽KTV楼下吃烧烤夜宵。来的都是30〜40岁的男性。在一个小县城里,这算是接近中年的年纪,大多有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平时的生活按部就班,长假给了他们一个轻松甚至放纵的理由,荷尔蒙飘浮在遍布县城的小吃摊与夜店间。假期的夜里,临近零点还有不少人清醒着,流连在祁东县城的夜幕下。时至深夜,酒局上的男人们就起哄“要不要找个女孩玩玩”,邹铭没有拒绝。很快,男人们叫来了一个“小弟”,后者在手机上一阵敲击,经过至少三个中间人,最后找到了李志伟,张若菲的“备胎”男友。
这是邹铭第一次“找姑娘”。他很警觉,还有些担心害怕。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多少知道这种交易背后的危险和不可控。选中周可怡前,几位中间人曾发来一名其他女孩的照片,邹铭觉得太小,拒绝了。周可怡到了后,他又怕这是“仙人跳”,在对方洗澡时用手机拍了照。与周可怡的交易结束两天后,他在开车的路上越想越不对,问友人说,女孩看起来年龄偏小,不满18岁,“会不会出事?”
张若菲没有考虑这些。或许因为在太小的年龄就进入这个行当,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规则,有禁忌,有约束,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国庆假期里,张若菲的“生意”很不错。除了“蛤蟆”夫妇介绍的订单,还有“兄弟团”成员接到的邹铭这样的散单。而她手里能掌控的“妹妹”很少,她得尽量使用她们。早在2019年9月30日下午,周可怡还在学校上课时,张若菲就将她的照片发给了这天的嫖客,一个经老师介绍而来的中学电工。下午放学后,周可怡刚走出校门,就被安排连续两次接单。2019年10月1日白天,张若菲也让周可怡接了一单,然后又将她送进了邹铭的房间。国庆期间的“生意”价格比往常更高,“包夜”要1500元一晚,如果算上陪酒,周可怡一个晚上就能赚2000元。张若菲还懂得加价——得知邹铭没做安全措施后,追着邹铭加收了300元。九天零八夜里,靠着周可怡,张若菲一共赚了7000多元。
2019年10月4日这一天,张若菲发了条短视频。视频中,她一身红衣,坐在一辆车里的副驾驶位置上,对着阳光自拍,摆出各种姿势,微微抿起的嘴唇露出了微笑,透露着她“二次创业”的愉悦心情。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自己操作越来越娴熟的地下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上世界,还有一个个在寻找她们的家庭。当晚,她被父亲和警察找到。两天后,警方带着周可怡爷爷破门进入了一家酒店房间,发现了周可怡和两名外地生意人。
尾声
2020年11月,案发一年后,我们在衡阳市女子看守所见到了张若菲。因为以往未成年女性罪犯很少,衡阳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看守所只收男孩,因此张若菲只能在这所关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看守所服刑。
这座看守所距祁东约60多公里,高墙耸立,铁网密布。会面的大厅里,拜访者们愁眉紧锁,烟雾缭绕,等待着叫号。会见隔着一个电子屏进行,一周一次,一次6分钟。嘘寒问暖在此需要争分夺秒,屏幕随时会断线黑屏。
过去的一年里,每周三张胜利都会从祁东赶来这里,给女儿送500元生活费,隔着屏幕说上6分钟话。他每月要送掉近一半的收入给女儿,“多给她点钱,她买点好吃的给人家,免得在里面被人欺负”。他还在坚持为女儿申诉,觉得女儿不是那么坏,只是被“坏人”带坏了。张若菲则劝父亲算了,觉得早日转到监狱,能给父亲省点钱。案发后,隔着看守所的电子屏幕,父女俩终于开始慢慢地修复关系。
轮到张若菲了。一台漆黑的电子屏亮了起来,张若菲出现在画面中。依然是鹅蛋脸,大眼睛,头发往后整齐地扎起。没有了刘海修饰,褪去了妆容与手机滤镜,她看起来清爽不少,面部有些苍白,略显憔悴,声线娇柔,一股掩盖不住的少女神态。
通话时间只有6分钟。张胜利把说话机会给了一同前来的邻居,然后是记者,最后才是自己。简短的交流里,只能是些问候和嘱咐。张若菲问父亲:“下周还来吗?”语气中带着期盼。张胜利点了点头。
女儿正式被逮捕那一天,是张胜利56岁的生日。直到国庆假期案发,他才知女儿在外面做什么。他吃惊、懊悔,上门去周家赔钱道歉,对方挥拳就打,他没有还手。他多次打电话怒骂王山,指责对方带坏他女儿。他还时常会想,10月4日那天凌晨,自己如果提前几分钟到达,是否就能抓住女儿,避免之后的案件暴露了呢?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苏畅也回忆说,最初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即使要受惩罚,最多就关几个月少管所。最初,祁东检方也因周可怡真实年龄存疑,对张若菲和几位涉案的成年男子们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案发后,周可怡被父母带去广东,参与过“生意”的少年们也一度以为,年龄会为他们免去责任。
他们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从警局出来后,张若菲仍不安分。一次偷跑出家后,她在新城最高档的一洲大酒店附近落脚。此时的她不敢重操旧业,只在酒店旁边的小区租下一套三室一厅,月租1000多元。张若菲又交了新男友,好朋友苏畅也时常来这里看她。
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莫小蕊,她是唯一留在张若菲身边的“妹妹”,还在换着名字去陪酒。爷爷奶奶只关心弟弟,无心管她。她则感激张若菲当年收自己做“妹妹”,也佩服她的能力。作为“姐姐”,张若菲这时也不再演苦情戏,开始露出脆弱难过的一面。少男少女们在屋里谈心时,张若菲会偶尔说起心事,比如爸爸管她很严经常打她、自己为何辍学等。她还说,爸妈离婚后,她更想去妈妈那边。
此时张若菲还没想过自己会坐牢。“租房主要还是为了躲他爸,而不是警察。”苏畅说。直到2019年11月16日,周可怡父亲在网上发布帖子《一个父亲血泪控诉》。他激愤地在文中写道,女儿被人恐吓控制、威逼利诱,给成年人陪酒,被公职人员强奸等。他强调,孩子年龄不满12岁,出事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周父一方的发声,让案件暴露在舆论面前,引发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关注,涉事人员很快被批捕,张若菲也不例外,虽然那时她也才14岁。
如今在祁东,白天已很少再见到穿着打扮张扬的“小混混”。“未成年人卖淫案”案发后的一年里,祁东当地对夜场、酒吧、KTV进行了严厉整治,让这个城市的街头安静了不少。天气好的时候,老城区的商铺和自建房门口,多的是中老年人支起小桌子,打一种当地的字牌,三四桌老年人挨近坐着,零散纸币上压着老年手机,一两分钟打完一局牌,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但那些离开家庭和学校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回家。张若菲被判刑3年后,曾经的“妹妹”们大都离开祁东。莫小蕊去了衡阳学化妆、美容;苏畅6月份离开家后再没回去,说自己在打工挣钱,但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张若菲以往的短视频动态下,还时常有曾经的“弟弟”“妹妹”们打卡留言,最多的一则视频下有1200多条留言:“来看你了”,“很久没看到你的笑容了”,“虽说我们俩一直都合不来,但还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等你出来”⋯⋯这些孤独又渴望温暖的少年之间的情谊,有伤痕也有温暖,有利用也有依靠,难以定义,也难以忘记。
“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那天探视快结束时,我们问张若菲。
“想去学一门技术或手艺,读书肯定是不行了。”张若菲说。
这与她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被抓之前,她跟莫小蕊有过一次关于未来的对话,这是“妹妹们”唯一一次听到张若菲谈论未来。
当时,两人一起坐在出租车上,祁东县城里风声渐紧,张若菲大概知道自己很可能坐牢。她凑在莫小蕊的耳边,悄悄地说:“如果我被抓进去了,出来后和你一起去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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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报道的记者手记见本期三条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0期,原标题为《湖南祁东:不回家的孩子们》,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中主要人物、未成年人均为化名。本文图片里的未成年人,与涉案人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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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子懿 李晓洁

微信编辑:小风

监制: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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