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留守女孩，被提前的成年

《不回家的孩子们》记者手记

记者｜黄子懿

编者按：《不回家的孩子们》全文篇幅较长，共计22065字，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布。本期头条为上篇，次条为下篇，此条为记者手记。

不懂拒绝的孩子们

2019年国庆假期，湖南衡阳祁东县一位不满14岁留守女童被同学从家中带走后，消失了9天零8夜，期间为多人提供性服务，直到家人带着警方把她找到。这起案子被曝光后，相关人员判决从重从严。涉案的孩子有多位，以女孩为主，包括一位14岁女孩作为主使者。她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要么是留守儿童，要么来自单亲家庭，初中没毕业即辍学，流落在社会上不愿回家，混迹在当地夜场。

最早听说这起案件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惊骇：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怎么会在有监护人情况下平白无故地消失9天零8夜，与近10名成年男子发生关系？而这幕后的中间人，还是另一个监护人就在当地的14岁女孩？

这是我出发前往祁东时一个疑问。祁东是一个自带隐喻的县城，从地势上看，它的新城在上，老城在下，老百姓也借上下之分来称呼新老城区。按照他们茶余饭后间的说法，两个空间里生活着两类群体。案件发生在“上面”，而案件中的女孩们，几乎都来自“下面”。乍听起来，这似乎又像是一个《北京折叠》般带着阶层切片的空间叙事。

现实往往更加复杂。关于留守儿童生存境况，我一直以为被知晓、讨论的并不算少。媒体报道中，留守儿童通常面临很大的身心压力，出现令人担忧的行为：校园霸凌、沉迷网络、打架斗殴、逃课辍学等。但在过去，那些被描绘出来的青春冲动，更大篇幅地聚焦在了留守男孩身上。关于留守的女孩们，我们零星知道的，只是她们的被动与弱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被忽视和欺辱，或者成为被熟人邻里拐骗侵害的猎物。而至于留守女孩们之间会发生哪些互动和故事，我们好像所知甚少，几乎一片空白。

张胜利家在老城的铁路村社区（黄宇摄）

然而，当我在案发一年之际来到祁东，发现要在当地寻找参与过该案的女孩们，成了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故事的主角、“姐姐”张若菲入狱后，那个隐秘的青春内圈作鸟兽散。此案影响下，很多女孩远走他乡，去外面探寻更大的世界，在高中入学的适龄年纪星散各地，难觅踪影。

这让我压力倍增。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采访，一直都是采访业务的一道难关，我的经验不多。成年人往往也难以能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一如现在的80后、90后无法理解00后一样。我也相信，哪怕是一个再有经验的记者，也不敢保证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打开女孩的心扉，何况她们现在还不找到了。

不过，随着采访深入和尝试次数增多，我发现事情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她们性格温婉沉默，虽话语不多，但也能在电话里用柔弱的声线，去还原一段并不久远的往事，只是作为记者有时要去辨别真假。

我后来意识到，很多女孩们并不懂得如何拒绝他人，或许也正是因为她们在留守中养成的这种被动的性格，才使得她们环抱在一个“姐姐”的周围，形成一个彼此互补的同温层。她们的不懂拒绝，也可能就是她们无形中参与“姐姐”生意、被县城“老板”们盯上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姐姐”张若菲自有她的能力与魅力。她入狱后，一些“妹妹”和闺蜜也愿意站出来为她说话。

女孩们的圈子里，张若菲扮演着“大姐大”的领袖角色，虽然她比多数“妹妹”都要小。张若菲不是留守儿童，她成长于老城一个单亲家庭。父亲老来得女，不懂如何表达父爱，对比自己小40岁女儿时而娇宠，时而蛮横。他曾是“街头混混”，直到现在也血气方刚，爱用拳脚说话。张若菲则继承了父亲的霸道与强势，并且长得漂亮。在一个弱肉强食的镇级中学，她能呼风唤雨，引人注目。

留守的世界里，孩子们在家没有温暖，只有在外界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而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给了这些县城女孩们少有的渠道与表达欲。

张若菲的多数“妹妹”，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上的附近功能找来相认的，这是我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互动方式。

祁东县城里，小吃摊和奶茶店是少年们最主要的社交场所。图为一名女孩在摊位前刷着短视频（黄宇摄）

智能手机的荧屏，给女孩们打开了一扇向外打开的门。不到14岁的年龄，她们就能接收到成年世界的讯息，甚至诱惑。她们在上面结成一个圈子，涂红唇，做指甲，穿裙子与高跟鞋，彼此评论点赞，呈现出与学生完全不同的早熟模样，内向的女孩们也热衷分享，一些素材被我写进了文中。

我感到，在这个手机编织起的世界中，孩子们的“成年”被提前了。如果说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讲述的是一个电视时代中，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被迫提早进入成人世界的故事，那我在本案中看到的，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提前的成年”，至少从她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上是如此。

当孩童们的信息鸿沟被抹平，成人世界的物质诱惑就变得无处不在。为此，家境不富裕的她们只好寻求与成年人做交易，从此步入一个深渊。多数女孩在半推半就之间的应许，更多是因她们在某个时间段、某些事情需要用钱去买东西，比如一个新手机、几件新衣服，甚至是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在2020年4月的另一起案件中，我曾请教过一个关注相关议题的律师。她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未成年人的性如果被过早地开发，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即使是受害人，如果被扭曲，其扭曲程度可能会没有上限。”于是，在一个现实诱惑颇多的县城里，一个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开了。

成年人的世界

如果说要有一个区分成年（成熟）与否的标志，我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分寸感。成年人的世界，界限明晰，每人各行其责，尊重规则与秩序，知道适可而止，不越界，不出格。

在祁东，很多当地人会跟我说，过去这种事并不少见。那为何是这起案件被曝光了？这跟案件的主角张若菲有关。从很多维度看，她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即便她过早地涉足成年人的行业，不时扮演着狠角色，打扮和行事手段在向一个成年人靠拢。她似乎过于相信自己的掌控力，分寸感与界限的缺失，最终导致自己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影视作品喜欢说，小孩分对错，大人看利弊。但在该案中，早熟的孩子们都不傻。他们的世界，也会看利益。利益面前，友谊是脆弱与微妙的。张若菲让女孩们无节制地接单，但赚来的钱却不分配，不懂成人世界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让团体出现危机，“妹妹”们接连出走。

从此开始，张若菲越陷越深，逐级越界。从拉自己的闺蜜下水开始，进而是再去寻找辍学的新“妹妹”，最后她将手伸向了学校中。当一个刚刚辍学的新“妹妹”，不受阻拦地进入学校，找到两位在校学生去夜场营生时，张若菲没有反对。恰逢长假中的业务黄金期，她让这些“妹妹”多次坐台与出台。与之前的女孩相比，这些女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们仍是在校学生，背后还有一个即使不温暖但也随时可回的家，有满大街寻找他们的监护人。

而当时14岁的张若菲，很早就处在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的边缘，也从未真正接触过社会的不同维度，不了解世界正常运转的模样。从放假那天起，当她带着女孩们脱离了家庭与学校，走进社会，事情就超出掌控，最后驶向脱轨的边缘。

在采写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想，案子是不可避免的吗？女孩们的滑落是无解的吗？答案是未必。如果说整个事情有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一定来自社会空间，来自成年人的世界。

在案发之前的祁东，未成年人去酒店开房不受约束，KTV里的培训都让她们谎称自己已满16-17岁。几次交流中，张若菲父亲张胜利都唉声叹气地说，自己“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离婚”。在张若菲向下滑落的过程中，她并非没有向外求助过。挨打长大的那些年里，她几次向远在他乡的母亲哭求，求她带自己离开这个家和县城。而这些，都未能得到明确回应。母亲在外打工寄人篱下，还要考虑大城市严苛的户籍现实。最终，当母亲听闻她辍学后赶回家时，张若菲已经走远，再也不愿回头。

然而，我很难去苛责这些父母。他们多是30-40岁的壮年，上有老下有小，常年在外辛劳，忙于生计。在一个产业薄弱的中部县城，除了外流打工，他们并无太多选择。这些家长朴实地想用丰裕的物质弥补家庭，给孩子们的未来以保障，但却无法满足其精神与爱的需求。

对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他们来说，鱼与熊掌永远难以兼得。以至于后来，当很多家长多年以后回乡落脚，都得面对一个对他们无法管教、若即若离的孩子。这或许也是当地和周边文武学校遍地开花的一个原因，这类学校施行封闭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专治“问题”少年，那也是张若菲接受体系化教育的终点。

长年的留守和疏远，造成的创伤是永久性的，无法弥补。张若菲入狱后，女孩们也并没到回归家庭和学校，她们流落到外地学美甲、美容、舞蹈与直播，家长们对此无可奈何，不时偷抹眼泪。孩子们则在没有父辈的时空里，照常分享有关美丽与爱情的青春物语，在试衣间和酒店自拍。个别女孩还在陪酒，通话中能听见另一端有KTV歌声。偶尔，她们也会提及在外混久了有点累，想重回学校，但终究未付诸行动。

曾经也有一个例外。小团体内曾活跃着一个女孩，后来读完了九年义务制教育。2019年4月一天，当张胜利抓到女儿和她朋友一干人时，通知这位女孩的家长来领人，对女孩母亲袒露了全情。不久后，女孩被母亲送到了长沙一所封闭制管理学校就读，一年学费近2万，“在里面挨打肯定也是免不了的”。2020年，女孩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中专继续就读。

入校前，她给张胜利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感谢这位无亲无故的叔叔当年的坦诚和不懈追击，让她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这个女孩的例子或许说明，要找回那些不愿回家的孩子们，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的共同努力。这起案子中，每一方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