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对社会自组织的迫害——以明清基督教为例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明朝中后期，在基层社会自治的环境下，整个汉族社会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各种思想流派蔚然成风，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此起彼伏，以至于“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

明代中后期，来自欧洲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逐渐增多。其中突出者，除了主要由耶稣会士传入的天主教以及西方科学知识以外，还包括火器、白银、玉米等耳熟能详的物品。

一

明朝对基督教的态度

利玛窦与徐光启

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定居北京，并建立天主教堂，尽量附会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传播天主教教义。他把“God”翻译成“上帝”，称其学为“天学”，身穿儒服，融通儒学与天学，将《万国舆图》介绍到中国。这种努力，切实打动了当时中国儒家士大夫中许多精英人物，大学士徐光启认为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西方“格物穷理之学”可以帮助中国富国强兵。他和利玛窦合译介绍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几何原本》，参考西人水利著作写作了《农政全书》中的水利章。王徵与传教士邓玉涵(Joannes Terrenz)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物理学原理和简单机械构造；李之藻随利玛窦学算法，写成《同文算旨》。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推测日食发生错误，于是由徐光启主持，吸收西方人参加，对《大统历》进行了修订。当时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大多得到中国学者的润色方才出版。

利玛窦与明代官员探讨

晚明虽然发生个别排斥耶稣会士的教案，如南京教案，但就主流而言，明末中国士大夫是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学术、文化乃至宗教的。耶稣会士东来之前，欧洲主要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中国。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史》，该书不是作者亲历见闻，主要通过辑录当时在欧洲能查见的文献编辑成书，大致体现大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前夕欧洲人所了解的中国。晚明大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后，欧洲人通过传教士的书简、回忆录以及大批翻译并西传的汉籍，相当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国家社会状态，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就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故明代后期是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大大拓展的时期【2】。

曾德昭

在明末传教士看来，明朝既开放又富有，汉族生活安居乐业。奥伐罗·塞默多（汉名曾德昭，葡萄牙人耶稣会士传教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在大明居住二十二年后返回欧洲，在旅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提到：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3】

利玛窦

和曾徳昭一样，利玛窦也毫不吝惜对大明和汉族的溢美之词。利玛窦在1584年9月13日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的信中写道：“中国土地肥沃、美丽，富有，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得知。……他们也用它作各种学问，例如医学、一般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等；真是聪明博学，他们计算出的日、月蚀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的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还有在算学上，以及在一切艺术和机械学上，真令人惊奇。这些人从没有和欧洲交往过，却全由自己的经验而获得如此成就，一如我们与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绩不相上下” 。利玛窦看到柏拉图在《共和国》里所憧憬的理想国度已经在大明付诸实现：“中国政府的治国的能力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他们竭尽所能，以极度的智慧治理百姓，若是天主在这本性的智慧上，再从我们天主教的信仰而加上神的智慧的话，我看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不如中国人。”【4】

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所作《中国孤儿》

根据对明朝的印象，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5】

在明朝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下，天主教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1627年教徒人数达到1300，十年后增至40000。江西、浙江、江南、山东、山西、陕西、直隶各省均有分布。到了1661年，中国15个省除了云南和贵州之外，都有了天主教的活动踪迹【6】。

在明末动乱之时，传教士也大多支持汉族势力。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成都入张献忠幕僚，后被满清俘虏。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皇帝的使者与南明官员陈安德出使圣座和西欧各国。

二

满清对基督教的态度

满清入关打断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传教士与基督徒遭到了满清的残酷迫害。

满清对待基督徒极为残酷。自康熙之后，历朝皇帝都是屡禁西教，而且是愈禁愈厉。开始只局限于拆毁教堂，禁止传教，如雍正二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后来粵者……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有年壮愿回者附洋舶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归者听，惟不许妄自行走，倡衍教说…”°到后来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及西教书籍，嘉庆十年四月，御史蔡维钰奏：“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在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

又嘉庆十六年五月覆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一摺：“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对于传教者的处置由最初的遺送回国，发展到后来的绞决。而对于听从教唆入教、不知悔改者则发配边疆为奴。对于天主教经卷也由开始的疏于查禁发展到后来的严厉缴毁。其颁布谕旨的口气也从康熙年间的“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到乾隆年间的“自当严为禁绝”，再到嘉庆年间的“著各该督抚等实力严查……立即查拏分别办理以净根株”。由此可见，清朝政府对天主教和相关书籍的禁毁是愈演愈烈，逐步升级的。【7】

满清传教士

满清对于传教士本身也极为严厉。据《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记载：“历嘉道咸三朝，中国司铎教友之致命者其数甚多，而列入福品者有赵奥斯定神父等二十一位”。列入福品者既然就有二十一位，那么因为在中国私自传教而送了性命的传教士更加远远大于此数。他们所持的经卷和西学书籍，也和人一样，被严格地销毁殆尽。

满清对基督教的限制，影响了先进知识的传播。“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8】。外国传教士以为这些知识能够让满清感兴趣，可是或许满人自己感兴趣，但是却严词拒绝传播这些知识。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就《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翻译了前6卷，而满清入关之后，直到1857，几何原本后9卷方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完成翻译。

来华的外国基督徒大多也发现满清的殖民本质。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居住于奉天的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Dugald Christie）在回忆录中记载，从黑龙江调去的满洲军队“轻蔑地看待汉族人，把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践踏对象”。他们沿途抢掠不断，数星期之内，人们从行军路旁的村庄里逃走，把妇女儿童以及没有被掠走的牲畜都藏了起来。“汉人士兵还没那么坏”，人们会压低声音说，“可怕的是满人”。当他们到达辽阳时，部分士兵捣毁了一座小教堂，“当地的行政长官听到有严重的暴乱发生，就带着警卫坐着官轿前去弹压。暴徒们根本不把这位职小位卑的汉官放在眼里，反而迁怒于他，砸碎他的轿子，殴打他的随从。为了活命，他趁着夜幕步行逃走了”。【9】

马嘎尔尼

马戛尔尼对满清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太平军

“驱逐满人，还我中华”这一目标，不仅得到汉人的共鸣，也得到冷眼旁观的外国基督徒的认同。绝大部分外国基督徒相信“太平叛乱”是真心欲使汉人脱离异族统治，而汉人是公认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中国大地的统治者。传教士富礼赐和塞克斯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甚至商人史卡思也是这样看待太平天国的“他在《阿西娜神庙》杂志，写着：‘“尽管遭外国反对，遭官府残酷对待，但这一（在中国的）自由大业有可能会获胜，鞑靼人有可能会被逐出他们蹂躏许久的土地”。’【10】

孙中山身着戎装

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的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驱逐鞑虏的目标，这大大改善了基督徒的状况。按照杨奎松的统计，民国后期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400万人。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也遍地开花，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13】

经过对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明朝对待基督教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而满清对待基督教极为残暴。

明朝没有封禁任何一本天主教书籍，而满清动辄屠杀基督徒全家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清对待基督教的政策截然不同？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管控动机，二是行政能力。从管控动机上讲，明朝没有动机管控天主教，而满清有动机。

满清殖民者

满清作为殖民者，依靠大规模屠杀入关并且维持统治。满清必须不断地摧毁社会组织，才能维持以小族临大国的局面。满清为了防止汉人利用宗教等形式聚众反抗，将所谓“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列为谋反罪的内容。附例中具体规定：凡异姓献血订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二十人，为首绞决，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如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至于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袅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12】。教会组织也是组织的一种，如果汉人通过教会组织起来，就可能威胁满清的统治，满清当然要对此严加防范。

满清还必须不断的地阻碍社会启蒙。思想的变动与开放会让满人的谣言破产。而天主教输入的西方知识与技术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对满清来说也是巨大的威胁。

马嘎尔尼使团觐见乾隆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乾隆很欣赏外国传教士送来的“新法远镜”,当时就下旨:“此次西洋人所进之物内新法远镜甚好,除照例赏给大卷五丝缎二疋、八丝缎四疋外,各加赏大卷缎一疋。再蒋有仁办理西洋人所进之物甚好,亦赏给大缎一疋。”传教士记载：“陛下十分赞赏欧洲人的创造才能”。【15】康熙本人爱好数学，可以给孩子们讲解几何原本，但是却阻碍数学在社会的传播。西洋传教士进贡计算器给康熙，康熙知道计算器的精巧与实用价值，转头就对儿子说“勿为汉蒙所学“，满清防汉之心由此可见一斑。满人当然知道西方的知识和器物是有价值的，可是他们只是偶尔自己学习，而阻碍汉人学习，他们始终惧怕学习了先进知识的汉人打败满清。

明代社会景象

从行政能力上讲，明朝没有能力管控天主教，而清朝有能力。

按照王汎森的研究，清朝的权力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而明朝则不能。在明朝，李贽的书已经被禁，可是朝廷根本无法阻止其传播，士大夫以研读李贽为时尚，书市上充斥着已经被禁的著作。甚至连批评朱棣靖难之役的书籍文章都能到处流传。而满清的社会控制深入毛细血管，以至于产生了一种自我抑制的现象。明朝的禁书一般都是朝廷颁发谕令，而实际上却往往并不能将其有效实施。明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毁时文，而嘉靖年间的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却依然慨叹：“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屡次下令禁毁时文的结果却是“五经四书可尽废矣”，由此可见明朝政府是否在真正认真地围剿时文。

明穆宗隆庆皇帝

另外，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禁毁陈建所纂的《皇明资治通纪》，以其“荧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于是“上从之”。但这次“始命焚毁”之后，却“海内之传诵如故也”。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明朝政府对于小说戏剧也屡次下令禁毁，而到了末年，其情况却是“小说盲词，……层见叠出，愚夫诵之，几与正史并行”。由此可见，明朝政府禁书，除了专案查缴的文字狱之外，一般都是政府空下谕令，并没有什么有效实施的手段和显著的效果。【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