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博士10年返乡见闻引发关注，媒体力荐

梁庄是河南一个小村庄，

它原本再普通不过，

2010年，因为作家梁鸿，

它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成为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一样的存在。

靠念书最终走出梁庄的梁鸿，

为了记录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

在2008年回到了故乡。

通过5个月的走访，写成《中国在梁庄》。

2013年，她又沿着梁庄人的打工路径，

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

考察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

写就了《出梁庄记》。

有人评价说：

“梁庄是一个范本，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看不见的阶层’。”

这个记录一直都没有停，

2021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

得到数十家媒体的力荐，

如《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

这次，梁鸿再次回到故乡，

重访了当年书中记述的人和事。

这一次她看到了：

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

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农村女性，

逃离村庄的年轻人，和落叶归根的打工人，

沉默中长大的儿童，

和意外中离世的独居老人……

撰文 倪楚娇自述梁鸿

梁鸿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13岁那年，梁鸿第一次走出梁庄，进了县城。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穿过纵横交错的马路。她要找大姐的单位，但她害怕了，不敢问路。在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她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东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但给一个乡村孩子的感受却是一种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2008年，梁鸿的儿子还不到4岁，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母亲回到梁庄。

到的前一天，县里刚下了一场雨，火车站的地面有点泥水，混着瓜皮、纸屑和垃圾，苍蝇嗡嗡的。梁鸿的儿子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显然有点儿被吓住了，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

这两个故事，被梁鸿记录在《中国在梁庄》里。自从离开梁庄，乡村与城市间的关系，一直是她思考的母题。

完全成长于乡村，从小下地干活的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读完初中，读师范，在村里当了3年小学老师，又去念了本科，从ABC开始自学英语，一步步考上研究生、博士，现在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靠读书翻身，终于“逃离”农村后，梁鸿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工作，“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总有一个声音持续地提醒着她：这不是真正的生活。

梁庄破败的房屋

这个声音促使她在2008年回到梁庄，通过5个月的回乡调查，写下《中国在梁庄》，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以及它逐渐破败、荒芜的过程。她试图回答：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在外打工的梁庄人

这还不够。2013年，《出梁庄记》出版，她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走遍了全国20多个城市，试着去考察中国的农民是怎样到城市生活、怎样流转、怎样吃、怎样爱、怎样想梁庄，怎样想他所在的城市的。

转眼十年。梁鸿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父亲去世后是姐姐们陪着她。她到每家每户去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

十年前，梁鸿还有很深的距离感，常以“外乡人”的视角观察梁庄。如果不是在父亲的帮助下，她几乎不能融入村里人的对话。但如今，梁庄与梁庄里的人，已经沁入梁鸿的骨血。“我们互相看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法分出彼此。”

梁鸿在梁庄的老家

2020年，梁鸿最终敲定了盘旋在脑中已久的想法——继续记录下去。这个年份因为疫情而特殊，“你突然发现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人活着是如此艰难，并且社会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大。”

2021年1月，《梁庄十年》出版。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有一个相对整体的历史观，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宏观的村庄。十年之后的《梁庄十年》以更微观、放松、日常化的方式呈现。

因为对村庄和里面的人越来越熟悉，梁鸿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放下了通过事件去反应社会问题的“野心”。但就像照片一样，无论如何把焦点放在人上，无论如何虚化掉背景，你都能窥见背景中的色彩、轮廓和氛围。

十年过去了，梁庄到底怎么样了？

以下是梁鸿的自述：

其实我在写第二本《出梁庄记》的时候，就有朋友劝我：“《中国在梁庄》已经立住了，第二本容易搞砸，何必呢？”当我写第三本《梁庄十年》的时候，外部依然有这样的声音。但我觉得这种“惧怕”，相比我想要记录的心情，是微不足道的。

我对村里每个人都充满了无限的热爱。看他们打牌、聊天、种地、喝茶，我觉得太珍惜了。梁庄还在行进，它就像长河一样，一直在往前走。我想写他们的生老病死、来来去去。

在坑塘里游泳的孩子们

“这一次，我要写日常，而不是事件”

如果你读了前两本书，会发现五奶奶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

在前面两本书里，当我写人的时候，会集中写他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他们身上都承载着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

在《中国在梁庄》里，我写了五奶奶的孙子在河里淹死的故事。五奶奶的丈夫已经过世多年，儿子和儿媳都在青岛打工，只有她一个人在拉扯着孙子宝儿长大。但宝儿在坑塘里游泳的时候淹死了。我的五奶奶是个非常乐观的，然后也非常会自嘲的一个老人，她的家是全村的“新闻发布中心”，但是当她讲到孙子死，声音是飘忽的。

到了《出梁庄记》，我去青岛采访了五奶奶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也就是淹死的孩子的父母，我的堂叔和堂婶。宝儿的事一直在堂婶的嘴边，但在我之前似乎从没有人问过。堂婶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阳阳。阳阳被随身带在身边，偌大一个2000多人工厂里，只有阳阳一个孩子，他孤独地成长着。

河道中的挖沙机

我觉得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家庭，所包含的悲欢离合已经涵盖了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留在村里的老人、孩子。这个孩子为什么淹死了？是因为我们那条河的生态完全破坏了，在河里有一个个大漩涡……

但《梁庄十年》这本书，我更希望把梁庄日常的一面呈现出来。2020年经过长久的居家防疫，你会发现，恰恰是“日常”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吃喝拉撒，跟我们相爱的人、亲人之间的关系，它会拯救人类。

所以我写了五奶奶在家的日常生活，她怎么哈哈大笑，怎么坐着孙女的粉红小电车上街去理发，这简直就是她最爱的活动。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记着这么悲惨的事情，不可能每天都以泪洗面，所以我想把五奶奶的达观和幽默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生命能生生不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不管今后怎么样困难，我们都在努力活下去，并且还要欢笑，并且还要爱活着的人。所以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

工厂里打工的女工

“作为女性，一旦出嫁，

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这次写《梁庄十年》的时候，有一个傍晚，我和五奶奶、大姐、二姐、还有村里一些其他女性朋友，围坐在院里的矮凳上聊天。我看着她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

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在另外一个村庄里，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如果你是城市女孩，嫁到一个不错的家庭，别人会“尊称”你为“某太太”。作为女性，一旦出嫁，你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掉了。

我也是突然惊醒，我每次写到男性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都是直接用“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可是，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我没有察觉，好像读者也没有察觉。

所以《梁庄十年》里，我专门有一章写女性，写村庄女性的地位、她们存在的方式、她们的命运，包括我对她们的寻找。

梁鸿与村里的女孩们

在每一个村庄里面，都有不可言说的女孩。

燕子，比我大5岁，是梁庄长得最漂亮的女孩之一。这么多年，她在村里人的心里是一个不光彩的、道德上有问题的女孩子。我辗转联系到了燕子，才听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她其实特别爱念书，但因为漂亮，从初中开始就不断有男生追她。上学的时候，有男生在她的上学路上堵她，让她害怕得书都没法念下去。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又被一个已婚的派出所所长看上，说要等她长大。

“那时候我就只是害怕，怕死了，真是生不如死啊。”结果燕子的奶奶、外婆都骂她、打她，说：“你这个骚女子，出去光勾引人。”它和外部的声音语言是一致的，没有人来保护她，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保护她。女性从来都是腹背受敌。

当村里人谈到那些出去打工的女孩子，或者特别有主意、特别漂亮的女孩时，都会用一种特别神秘的语调窃窃私语。

包括像拉姆案，我看到几个深度采访，她要直播，她也比较漂亮，并且不愿意跟丈夫妥协，周边村庄的人都说拉姆不守妇道。她上诉了，也判离婚了。可为什么她丈夫还是一直来找她？就因为没有人支持她。当女性有一种独立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不守妇道，所以她丈夫才如此得理直气壮。

母亲带着孩子在外打工

我在找到这些女孩的时候，一开始还在犹豫怎么开口和她们解释，我要把她们的故事写进书里。结果她们一点都不觉得丢人，每一个都很支持，“好啊，咱们女孩子太不容易了。写吧写吧，也得有人给我申冤不是？”

其实农村的女性也是有自我意识的。只不过因为生活太难，把一些人完全覆盖住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出来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城市女性地位很高，比如有人经常说：“我们家钱都是我妈掌控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男性为什么不愿意掌握这个钱？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女性身上，你觉得这是权力吗？这不是权力的让渡，而是权力的控制。

我觉得女性在中国现在的文明形态里面还要走很远，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的进步，而不是表面上的“我家里我母亲很有权力”，不是这样的。

梁庄里的大洋房

“在乡村盖房子，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渴望”

村里有一个变化是显著的。梁庄的房屋在增多，但建房的人却变了。原先回来盖房的大多是外出打工，最后没留在城市里的农民。现在很多有城市户口、生活还不错的农民也想回来盖房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变化。

2020年7月，我发现梁庄村西头有一座高大洋房，特别高，欧式的，院子四周是月季花、凌霄花。灰色大理石围墙、罗马柱、假山、草地、休闲区、运动区，它完全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度假胜地的房屋。

这房子是义生的。义生算是我们村里混得相当好的，几乎是个企业家，在外地有很多房子，有别墅，有公寓，有自己的公司。他根本不需要再回梁庄生活，他为什么要盖这个房子？其实他回梁庄盖了很多个房子，每一个姑姑、每一个叔叔他都留个房子，希望全家团圆，他希望有一种根的存在。

老屋与新屋

还有一个人叫梁学军，他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在国外打工、且站稳脚的农民。他已经加入西班牙籍，并且已经学成出师，入了一家餐厅的干股，收入相当高。他的三个孩子都是西班牙籍，享受西班牙的国家补贴。但他也回来了，在村子中间盖了栋两层小楼，他让孩子在南阳的私立学校读书，平时，他老婆在国内照顾孩子上学，他在西班牙继续工作。

他不觉得国外好，他觉得：“我的孩子如果只说西班牙语，将来我是谁的父亲？我的孩子都不是中国人了？”他觉得他的孩子必须要说中国话。

我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见证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所受的排挤与苦难，有些人在西安待了20多年，但始终住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他不愿意在西安定居。我会觉得，这些农民之所以回到梁庄，并不是因为他们爱村庄，而是他们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

但我现在想法变了，或者说大家整体对乡村的情感在转变。在乡村盖房子，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渴望。大家都希望在乡村找到一片地，找到一个空间，感受一下静谧的乡村生活，那种跟山、跟土地打交道的，找到某种宁静和皈依。而这个皈依，哪怕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哪怕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固定的身份，仍是不能代替的。

梁庄的孩子们

读书无用？年轻一代的出路在哪里？

1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但年轻的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可能高考依然是唯一的出路。那些高中没毕业、没上大学的孩子，显然只能在另一个层面里生活，很难获得一个“上升”通道。

我曾经对阳阳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出路。”其实这句话非常没有力量。如果他根本考不上大学，他会在哪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他父亲打工的工厂里。如果他上了大学，本科毕业了，他又会在哪里？可能就成为了现在大家口中的“打工人”。总之，阳阳的命运可能不是成为这个打工人，就是成为那个“打工人”，殊途同归。

但我会希望，阳阳有更大的精神空间。但他现在是非常压抑自己的，我在最后一章里也写到，他在照顾其他的孩子，这种懂事是否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该有的？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孤独、他的寂寞。

梁庄被关闭的小学

但其实，“上学”对梁庄的很多孩子来说是一种“缓冲”，不然年纪那么小去干什么呢？不能合法打工，也没人照顾你，那就先读书了。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靠读书。

“小镇做题家”可能是中国大部分孩子走的路。大城市也一样，只不过是“城市做题家”而已。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实际上在初高中时期，他的精神空间就已经被挤压了。他的所有灵感、灵性，所有对问题的思考，都被无穷地碾压了下去。等到18岁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心人”。我们在少年时代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到大学时才突然说“你要思考，你要拥有自我”。

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而且是一个制度性、系统性的问题，在中国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我想每个年轻人也应该给自己这样一点空间：我们一方面在奋斗，在找好的工作，找一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的内在精神也要奋斗，而不单单是自怨自艾，埋怨这个社会，因为这毫无意义。

梁庄里的百岁老人

“养老，不该成为对个人的道德绑架”

就在我写完《梁庄十年》，2020年11月再回梁庄的时候，才知道我的五奶奶骨裂了，躺在床上不能动。躺在床上的她只有小小的一团，白发蓬乱着。她抓住我的手就是哭。

虽然聊了一会儿，五奶奶又恢复了响亮的腔调，依旧是一个乐观自嘲的老太太。可是，我在走出屋子的一瞬间，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些悲伤。孤独、衰老、恐惧，这些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正降临在这个坚强的老人的身上。五奶奶的儿子们积极凑钱给五奶奶治病，但是却照顾不到。唯一能照顾她的，只有已经上班的孙女。当孙女出嫁了，谁能继续照顾她呢？

这让我想到福伯。人们都说最有福气的就是他，因为他连走都走那么干脆。

2017年的春节，福伯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福伯有7个子女，一听说这个消息，就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了。整个春节，大家都抢着孝顺福伯。

结果过了正月十五，儿女们就开始发愁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现实中的急迫了，有的要帮儿女还房贷，有的再不回去就要被开除了。一个个有苦难言，都不能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了。不知道是因为听到了儿女的议论，还是因为食道癌的病情，从此福伯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吃一口饭了。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非是用孝与不孝可以解决的。老人的养老问题，如果一直把它完全放在个人的身上，或者说把它作为个人的道德绑架，它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养老社会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必须开始重视了。不单单梁庄是这样，很多村庄也是这样的，它会由此延伸很多的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