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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匡迪

来源/公众号“上海农场人”摘自《廉政瞭望》2020年24期

原标题/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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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右三)任上海市长时,经常到基层调研。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之后,我又到瑞典一家高技术公司工作两年。


那时,钱伟长先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民盟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到瑞典参加国际会议时,与我恳切地谈了很久,说他年纪大了,希望我能回国帮他。于是我在1985年启程回国,任常务副校长,协助钱校长处理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吃过几年洋饭,就了不起了?”


当时正值1987年和1989年,上海市委多次听取高校工作汇报,并找我谈话,要我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市政府教卫办副主任。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校,钱校长也不太同意。后来的安排是:每周在高教局工作4天,在学校工作两天半到3天,还继续招收博士生,带领科研团队。


1991年年初,我作为高教局局长、教卫办副主任,陪朱镕基市长访问欧洲。镕基同志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处理上海歌剧舞剧院著名演员林明珍回国事宜。


林明珍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著名的女高音。1989年,她正在国外访问,脱团留在了意大利。我们到米兰后听说,她在米兰歌剧院跑龙套生活艰难。当时米兰和上海是姐妹城市,为此总领馆设宴招待姐妹城市委员会。朱市长就问:“能不能找到林明珍?”总领馆的人回答:“当然找得到,要请她来吗?”朱市长说:“有什么不可以啊?把她找来。”


席间,当地的爱国华侨表演了几首歌曲,朱市长听后说:“你们热情可嘉,唱歌的水平真是一般,我们这儿有一位是专业的,在国内很著名,她叫林明珍,是不是请她唱一首歌。”林明珍不好意思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朱市长,您点我唱什么歌?”朱市长说:“这样,你唱一首《谁不夸俺家乡好》。”结果她唱到一半,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


散会时,林明珍问朱市长:“我现在没有护照了,我还能回去吗?”朱市长说:“护照可以补办,你回去看看嘛,来去自由。”这件事在当地侨胞中引起轰动,朱市长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团结海外华人,收效明显。此后,林明珍回来过好多次,最后回上海定居。


出访途中还有一些事值得追忆。朱市长的英文很好,开始在意大利,他致词时常说:“阁下们、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第二站到法国时,我就说:“朱市长,给您提一个小小的建议,Excellency,要看一下现场是不是有贵族,或者有政府的部长,如果都是商人,就不太合适,特别是在法国。”结果他来火了,说:“徐匡迪,你不要认为在外国吃了几年洋饭就了不起。”


我出访时带了英语大字典,对一些忌讳的说法比较留心,因而提出了上述怀疑。他不放心,说:“你把字典拿来给我看看。”结果我立即拿字典给他划出来。他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呢,黄花菜都凉了,我都出了三天洋相了,你才告诉我。每次你站得很远,今后得站在我边上,有什么事随时提醒。”由此可见,朱市长尊重知识的科学态度和大家风范。


在回国路上,朱市长叫我坐他旁边,说:“你回去就不要到教卫办上班了,我现在需要懂经济的人来管理,要懂外国经济、国内经济,你到计委去吧。”我开玩笑地说:“我不喜欢计划经济,你怎么叫我去计委呢?”他笑着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南方谈话后,我们胆子更大了


朱市长有浓厚的改革意识,想将计划经济改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要找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任计委主任,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一点。我当计委主任后不久,他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并跟吴邦国同志、黄菊同志讲“计委要做改革的前哨,改革就要从计委入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老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城市进行改革开放,存量非常大,和深圳的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推进市计委自身的改革,我们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


一是计委的职能改革。计委曾经是最大的审批部门和功能最全的综合部门,大量的审批权集中在计委。计委又是最高的咨询、决策机构。我感觉咨询是应该的,但是审批和决策不应该是计委的权限,最重要的交到市委,一般的应分散到各个业务委办去,所以我们把工业项目技术改造的审批权交给经委,农业的交给农委,城市建设的交给建委,文教社会事业交给教卫办。


二是筹措上海发展的资金。上海发展和浦东开发,资金需求巨大,筹措资金十分困难。朱镕基在上海时,曾分别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款2.5亿美元,先后建设了南浦大桥和洋浦大桥。再建桥怎么办?比如从浦西到浦东摆渡要40分钟。只有两座桥,一个隧道,承担每天10万辆汽车的通行任务,非常紧张。


我用在国外公司工作时的经验,请香港一家公司对已建成的两座桥的资产现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按每年12%的投资回报率,两座桥的市值50亿,我就向市委提出建议,将两座桥49%的资产卖给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我就这样筹到24亿用来建设第三、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用于建设第二条、第三条隧道。沪宁高速公路的建设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


这样就把资金盘活了,建设规模放大了。这种方式叫BOT,就是“建设—运营—转让”的方式。当时BOT的确是有风险的,国家计委不同意,我说卖给人家15年,15年以后又全是我的,现在我把钱先用到了。这种方式是国内首创,应该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们的胆子是比较大的。上海的城市建设、城市面貌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2年到1998年,整个上海全变了样子。


有了“三个一点”,市民就能安居乐业


在上海的改革开放中,我亲历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步骤地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的物价跟全国是统一的。当时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放开可以从水果开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国营的果品蔬菜公司,效果不好,每年贴钱还吃不到新鲜水果。


我们的改革措施是只搞交易市场,由果蔬公司办理,只管挂牌价,挂牌价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城市每斤高5分钱,公司的职责就是每天到周边去看价格,高挂5分钱。货源放开由个体经营户组织,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改革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包括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广东的荔枝等。


产地方认为,运到其他地区不如运到上海。一次运输都是一个车皮运的,每斤差5分钱,总量就相差很多。过去国营公司的采购员,只管在产地采购,不随车押货,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失较大。个体户经营后,基本上没有损失。过去到了上海的水果,存放仓库里烂了很多,现在就不用操心了。因为交给市场去管理,交给负责任的经营者,就保证了上海一年四季水果丰富。


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粮油价格改革。此前,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的、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原先的做法,就是大量补贴,当时上海财政一年要补贴6000多万元。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的低收入群体30多万。如果每个月政府给这些人送25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不到4000万。于是,我们在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实物保障以后,就开发了粮油价格。放开以后,上海人就能吃上最好的米和油了。


价格放开后发现一个问题,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这引发了一场争论:物价高到底好还是不好?我在人代会上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工资划一,哪个地方物价低,哪个地方的人民就得实惠。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高,工资高,肯定是经济发达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最后在人代会闭幕时,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总结出上海要做“三个一点”: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也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增幅比物价增幅再高一点。有这“三个一点”,就可以保障上海人安居乐业。


现在回顾起来,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到我们在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亲身参与到这一历史性转轨过程并发挥了一分作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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