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偏好喜剧，也更喜欢喜剧演员。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活苦，或者是天生爱笑，纯粹是因为喜剧和喜剧演员所能带给我的更多。这种偏好早有端倪，即便在正剧里我也更喜欢《沉默的羔羊》那样的作品，以及安东尼·霍普金斯这样的演员，因为它们能带领我去看见生活中不寻常的另一面，那些深埋在城市地底，人心海床上的事物。
两个小丑相互抽耳光，一个肥婆掉进水坑里（周星驰语，别找我），固然会让人发笑，但在喜剧水准上和公开放个响屁并没有多少区别。喜剧要比这个深刻得多，需要一种对人生和世事的洞见。但人在年轻时对这一切并无所知，只会服从情感的驱使，对形式深深着迷，甚至因为《意志的胜利》里的镜头而颤栗不已，希望站到方阵之中。

小时候我接触的第一部喜剧电影是《虎口脱险记》（La grande vadrouille），记住的第一个喜剧演员是法国人路易·德菲奈斯，讲述二战时英国飞行员被德军炮火集中，被迫降落到巴黎，在巴黎人民的帮助下逃出纳粹追捕的故事。我父亲是军人，他相当不喜欢这部电影，按照他的话来说：二战时法国人被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英国人被打得奄奄一息，法国人怎么有脸拍这种电影，把德国人拍得跟傻瓜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说出了喜剧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某种扭曲。只是《虎口脱险》在这种扭曲变形之下，并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视角。
全片唯一可以称之为喜剧的，是路易·德菲奈斯扮演的指挥家先生，在自己化妆间的一场独角戏。内容是他和自己假发的互动，高潮部分是他用梳子去敲打挂在托架上的假发，旋即痛苦地抱住自己的秃头，仿佛那个动作给他的头皮带来了伤害。很多年后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滑稽可笑，而是他通过表演道出了一些非常微妙的事情：假发可以视为是一种虚荣或者是矫饰，而这种虚荣和矫饰最后却可能成为人自身的一部分，由虚转实。但是我在当时并不会想到这一点，笑完也就过了。
真正让我产生怀疑，觉得喜剧演员是不是远比他们的角色要想得多，想得深入，源于电影《月亮上的男人》(Man on the Moon)。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工作，看完竟然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月亮上的男人》由金凯瑞主演，讲述美国喜剧演员安迪·考夫曼的生平。考夫曼的行为和选择让人难以索解，但是又隐隐约约觉得在背后他有明确的想法，只是我对那种想法一无所知。为什么要在公众喜剧表演中念完一整本小说，为什么要挑衅女性和她们摔角，为什么要捏造出一个令人嫉妒厌恶的恶棍角色托尼·克里夫？以及，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跑到菲律宾接受巫医的治疗，尝试空手入腹摘肿瘤？
很多年之后，当我考虑试着了解当代艺术，考虑到打破边界，打破观点的时候，才突然醒悟考夫曼是在做什么。他的喜剧同样是在摧毁人们思维的边界，喜剧表演为什么不可以朗诵一整本小说，好笑的并不是小说的内容，或者朗诵，而是这件事的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的表演形式都带有某种宣灌色彩。而和女性在拳台上扭打做一团，我理解为他对平权运动的一种表达，虽然看得人哈哈大笑，但是女性在拳台上释放出了自己内心的情绪，而且是和男人平等的方式。恶棍克里夫打破了人们对礼貌、容忍的认知，从他的表演中，带来的是惊吓和意外，让人大笑的地方是人们发现自己其实热爱恶棍，因为恶棍拥有自己不曾拥有的自由。
完全确信这一点，是在电影《徒劳愚蠢的手势》（A Futile & Stupid Gesture ），它同样算是一部传记片，不过主题却是美国国家讽刺文社这一喜剧团体的兴衰。在这部电影里，我算是看到了从国家讽刺文社到星期六夜现场的完整变化过程。之前我的诸多怀疑都得到了验证，没错，喜剧人喜剧演员的确想得很多，的确想得很深，他们天然带着冒犯来到世间，挑战世人或敏感或迟缓的神经，通过笑声表达他们的思考。之所以选择喜剧，是因为如果用正剧的形式，说出真话的人一早就被观众打死了。这是一个交易，一方提供了笑，而另一方则以容忍作为交换。真正合格的笑，是指向哈哈大笑的观众自身，笑声真正的价值，是他们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历史问题在这里终于结案，我喜欢喜剧，喜欢喜剧演员，原因在于这种艺术形式很聪明，这些人很聪明。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触碰到生活的真实，打破幻象，无论这种真实是美好的还是污秽的，也无论人们是愿意直面还是只想回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喜剧演员更接近于禅师，喜剧更接近于禅定。于是，我也有了我个人的喜剧标准，和喜剧演员标准。所谓尊重喜剧演员，绝对不只是因为他们为大众带来了欢乐，欢乐是一件多么廉价的事情啊。
题图摄影：Marc-Olivier Jodoin
图片授权基于：www.unsplash.com相关授权协议
槽边往事和菜头 出品
【微信号】Bitsea
个人转载内容至朋友圈和群聊天，无需特别申请版权许可。
请你相信我：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错的

禅定时刻
达叔过身之后，午后狂睡找了三张剧照缅怀，让人唏嘘不已。不过网友提醒我说，可以逆序再看一遍。

（正序）
（逆序）
午后狂睡的公众号：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