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妻子”：传统与西化交锋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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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妻子”是社会转型阶段遭受苦难的普通人的一个缩影，显示出俄国传统对西方文明的不适应性，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改革者不能忽视国家传统的载体——人民大众的内在需求。

传统与西化交锋下“士兵妻子”的命运

据统计，19世纪中期，军人阶层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中分别占14%和7%，且在俄国各省份内分布不均：在传统的哥萨克居住区比较高，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等一些战略要地的比重也不低，最少的则是在科夫诺省（2.4%）。结合俄国农村人口在19世纪中期前后均占俄国总人口将近91%的事实，军人阶层大致占俄国总人口的7.6%。彼得大帝第一次征新兵还只征召单身汉，到了1707年就迫于兵源不足不得不开放征召已婚男子。以坦波夫省为例，19世纪前半期已婚新兵占63.3%，单身仅占35.5%，鳏夫占1.2%。俄国政府的第10次审计数据显示，即便是在军人阶层人数低于平均数的斯摩棱斯克省，“士兵妻子”的数量仍然达到了1万人左右——何况这还是建立在19世纪传统观念倾向于征召单身男子入伍的基础上。

鉴于以上的数据分析，再加上农民们有可怕的风俗，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在服役前结婚——为了有个剩余劳力，“士兵妻子”在俄国农村居民人口中达到相当数量。18—19世纪，有数十万俄罗斯妇女被称作“士兵妻子”。这些“士兵妻子”绝大多数是传统的农村妇女，她们一旦被“解放”，将比士兵丈夫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然而，获得新身份的她们也将在传统的俄国农村社会面对更多的纠结和无奈，甚至是痛苦和绝望。

19世纪的哥萨克人

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农村的内容，但在“士兵妻子”的身上却集中体现着俄国转型时期西化改革引入的西方文明与俄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斗争性。正如前文所述，“士兵妻子”一词本身是外来事物，然而她们的身份认定却颇具俄罗斯民族特色。军人身份的世袭性不仅依据男方，还依据女方来划定，这样一来，尽管看起来大多数农村“士兵妻子”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免税的“自由人”，她们却不幸沦为村里备受非议的人群，是农民闲言碎语的对象。如此被集体排斥在外的“自由”生活给传统妇女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

不仅如此，就算这些“士兵妻子”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全新的生活方式，她们也常常留恋过去的居住环境，她们中的大多数选择留在原来的住地，没有申请跟随丈夫驻扎军营。毕竟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比起和丈夫长期分居两地，她们更害怕失去大家庭或者村社的支持。著有《俄国社会史》的鲍·尼·米罗诺夫曾指出，“妇女不承担村社和国家的任何赋役，因而也没有任何权利，包括无权参与社会管理，无权享受村社财产，无权分得份地”。这说明农村妇女的地位本就十分低下，所以“士兵妻子”更寄希望于村社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帮助。尽管丈夫入伍后，夫妇二人将一同被所在村社除名，原村社仍旧会接济一些寡妇、士兵妻子和孤儿，当然这种救济不无施舍意味。在一般情况下，妇女并没有权利从村社获得份地，然而有婚生儿子的寡妇（包括“士兵妻子”）却可以。此外，村社对于失去父亲的未成年儿童的监护也给予了“士兵妻子”一定的安全感。

根据西化改革的方针，“士兵妻子”将由西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部门管理，身份相对“自由”，但在许多具体事务上，军事部门还是会以丈夫的意愿为依据处理“士兵妻子”的各类申请。“士兵妻子”作为被解放的“自由”劳动力，本来有权自主在外寻找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她们却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否则政府一般不会给“士兵妻子”发放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身份证。俄国西化的军事制度就是这样奇怪地结合着传统宗法制度的成分。从档案资料中可以找到大量“士兵妻子”希望获得身份证以便找到糊口工作的请求，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会遭到丈夫的反对，政府也会因此拒绝“士兵妻子”的申请。

为了加速推进西化，彼得一世在驻地建设了学校，鼓励士兵接受西式世俗教育。在这里，平民士兵不仅能够学习识字断文，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比如西化的军队管理观念或者西方的生活方式等，如果他们退役后选择返乡，有时会作为村子里仅有的受教育人士担任文书之类的工作。然而学校教育对士兵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他们的头脑中依旧残留着大量顽固的农村传统。这样一来，“士兵妻子”被西化改革强硬地推向“自由”世界后，想要转化为真正的“自由劳动力”，仍然要受到“夫权”等旧式宗法关系的堵截。此番状况令“士兵妻子”们即便有勇气改变现状，往往也难以冲破传统势力的阻碍，再加上农奴制在俄国历史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最终大部分俄国农村的“士兵妻子”还是趋向于依附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

这一现象反映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宗法关系下旧有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短时间内很难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所冲破。无怪乎有学者慨叹：

当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时，“伟大军队”表明无力摧毁沙皇专制国家的结构。法国的进攻开始取得的胜利，表面上是被恶劣的气候和后勤条件毁掉的，但实际上是被一种不可打破的封建环境的抵抗毁掉的。

拿破仑从俄罗斯撤军

阿道夫·诺尔滕绘

也难怪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俄国民粹派青年，号召农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时，反而遭到俄国农民的告密导致被捕入狱。这些事例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即便日后农奴制被废止，俄国社会上下分裂的顽疾一时也难以痊愈。

俄国传统社会与西化新事物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斗争性就这样在18～19世纪的“士兵妻子”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在日益走向分裂的俄国社会中，“士兵妻子”是最先被边缘化的一批人，她们为支持国家战争、维护国家和平奉献了一切。然而她们既无法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几乎享受不到“自由”身份带来的益处，只得沦为西方制度套用在俄国传统社会中的牺牲品：她们难谋生计，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改嫁也无法改变命运；她们留恋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反而成为农村妇女中最饱受非议、命途多舛的一群人。

“士兵妻子”是社会转型阶段遭受苦难的普通人的一个缩影，显示出俄国传统对西方文明的不适应性，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改革者不能忽视国家传统的载体——人民大众的内在需求。没有社会整体的提升，所谓的“自由”只能成为新的禁锢。遗弃大众的改革，也只能造成社会的分裂，从而抵消改革所带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