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重新审视中美关系
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美关系正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何去何从，是重蹈过去四年的覆辙，滑向对谁都不利的新冷战，还是重建可预期的既竞争又合作关系，抑或别的可能，考验着两国的智慧和能力。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重新审视中美关系
文 / 邓峰
（媒体人，写过托克维尔书稿，和朋友一起申请开通十点公社）
来源 / 多维新闻
最近，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刊载了不久前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的生前最后倡议《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作为美国著名知华派学者，傅高义近年来多次表达出对于中美关系的忧虑，并身体力行推动改善中美关系。在这篇生前最后倡议中，他警告“2020年，美中关系跌到了自两国于1970年代初期重新接触以来的谷底”，“两国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上升”。他认为，“两国其实是能够避免这一导致两败俱伤、制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的”，随着拜登（Joe Biden）政府在2021年1月上台，中美“获得了调整双边关系的管理方式、降低冲突风险、增进合作并追求共同利益的机会”。
正如傅高义以及众多学者、媒体所预判的，美国政府更替后中美关系确实迎来了重新审视和调整的机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政府均在进行试探，频频释放信号。只不过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四年任期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创伤难以逆转，两国关系上空乌云密布，双方都有阴影和包袱，最近的试探显得小心翼翼。
中美相互试探
早在拜登上任之前，考虑到拜登的传统建制精英出身，性格温和，立场理性，富有对华外交经验，多年前担任副总统时曾与中国领导人有过长时间会谈，以及他所青睐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皆是主张美国与中国竞争共存，中国方面进行了一轮寄予期待的喊话。像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在《纽约时报》刊文认为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新政府重拾理性，重开对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重启合作”，“只要美方及时汲取教训，真正同中方相向而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分歧”，所传递的和解信号再明显不过了。
不过，由于经过特朗普四年任期后，对华强硬已成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某种政治正确和共识，中国政府并未对拜登政府抱以过多期待，而是在释放和解信号的同时为中美关系划定红线。1月20日拜登就职后，中国一方面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之口喊话“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的特朗普政府28名前高官进行制裁，以警示拜登政府任何损害中国利益和破坏中美关系的美国官员都可能付出代价。
中国政府这一既期冀中美关系改善又保持审慎的态度，可以说贯穿拜登上任迄今。1月25日中国领导人的达沃斯论坛讲话，既重申了一直以来的“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的合作共赢理念，更明确批评了“脱钩、断供、制裁”的单边主义。1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言批评美国政界关于联合盟友制衡中国的观点的同时，相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中美两国人民推回封闭隔绝的时代”，呼吁中美要互信、要对话、要合作、要交流。次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又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提出“只要中美下决心合作，一切皆有可能”。2月2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频繁提到合作，希望拜登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但也明确警示美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总基调是软中带硬。
与此同时，自拜登宣誓就职以来，美国政府同样秉持既强硬又留有余地的对华态度。在布林肯多次讲话或接受采访中，他虽在新疆维吾尔族、港版国安法等议题上抨击中国，但又承认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美中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既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竞争的方面，同时也有合作的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既曾发声敦促北京停止对台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施压，又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立场没有改变。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虽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但也声明“我们做好了准备，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北京共事”。2月7日拜登再度谈到，中美需要的不是对抗，但预计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正是在两国都小心翼翼的背景下，最近两国的互动颇值得玩味。在军事上，两国互不示弱，美国侦察机、航空母舰打击群现身南海，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Charles Richard）称美国与中俄爆发核战争存在“现实可能性”，中国则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时隔三年突然发布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在领事馆问题上，白宫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提及布林肯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确保美国在华人员配备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暗含重开美国驻华领馆的可能，崔天凯则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美方应该表示出善意，中美相互关闭总领馆并不是中方要做的，也不是中方第一个做的，“先做的人是不是应该采取纠正的行动？”2月6日杨洁篪和布林肯通话，双方虽言辞强硬，态度各异，但沟通即进步。
2月11日，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除夕，中国领导人和拜登通话，互致祝福，虽然通话内容偏向各自表达各自立场，照顾各自国内的感受，但能开展正常对话，愿意沟通，本身就有助于两国关系气氛慢慢好起来。在此前后，拜登政府撤回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学校披露与孔子学院联系的政策规定，以及要求美国联邦法院暂停抖音海外版TikTok禁令，让中美关系呈现审慎乐观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应该说，中国政府是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存在疑虑，也不太会过于放低身段来示好美国，故倾向于在划定红线，表明立场的同时积极释放和解信号，有耐心地等待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也是为何同样是在抨击和涉嫌污名化中国，对于蓬佩奥，中国政府严加痛斥，对于布林肯，中国政府则留有较大余地。个中区别，意味深长。拜登政府同样如此，虽然基于两党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频繁作出强硬表述，甚至不少说法都是沿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指控，但始终对两国合作保留回旋空间。而且当下拜登政府的重心在内政，是沙利文所说的美国必须“先整理好自家屋子”，这也是普萨基提出要以“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的手法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因。
中美关系的两个基本现实
眼下中美两国政府之所以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归根结底是由两个基本现实决定的。第一个现实是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年尤其是2020年的急速恶化有趋向新冷战之势。
虽然说过去多年以来，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两国关系高度复杂，具有矛盾与合作的两面性，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中美关系就已呈现明显的竞争、博弈态势，但直到特朗普政府上任，才正式在国情咨文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性为比俄罗斯更危险的“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根据这种定位，美国政府对中国开始大打贸易战，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台湾、香港、新疆等被中国视为内政的问题上刺痛北京的底线，让两国关系蒙上深重阴影。
2020年初本来随着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少人还期待双方关系回暖，可好景不长，当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到美国后，防疫不力而又面临大选压力的特朗普政府开始密集污名化中国防疫，甩锅中国，要求追究中国责任。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后，美国政府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制裁陆港两地官员。自此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断崖式下坠，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包括但不限于互相关闭总领馆、对话交流大幅缩减、两国内部民意的对立加剧。
蓬佩奥发表近乎讨伐的演讲，宣称开启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 ）任内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重新将世界分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主张建立全球“民主联盟”以遏制中国。尤其是在被视为中美关系重要基础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屡次批准对台军售案，美军C-40A运输机飞越台湾领空，时任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和国务院副国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先后访台，蓬佩奥在卸任前声称“台湾已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令两国关系陷入建交40年以来最低谷。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都警示世界正迈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一场新冷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更是严厉警告中美必须为日趋激烈的竞争设立“交战规则”，否则将可能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不确定局势。
第二个现实是中美新冷战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既不符合两国整体利益，又不容于现今世界秩序，背离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期待。今天中美关系及其身后的世界秩序，与美苏冷战时的双方关系及世界秩序存在根本性不同。当年美苏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相互隔绝和对峙，很容易因为缺乏互信陷入猜疑链，继而爆发冲突。那时候的世界，非但尚未像今天这般联系紧密，而且分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今天的情势大为不同，不但中美之间在非常多的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切割，而且世界主题早已是和平与发展，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已经让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高度交织，相互依存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势，所以纵使在中美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的2020年，按照杨洁篪披露的数据，“中美新增友好城市4对，两国友好省州、友城已分别达50对和231对”，中美人民和社会各界互相帮助，“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8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0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不打算将生产线搬离中国。而不论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还是蓬佩奥试图孤立中国的努力，都响应者寥寥。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都在有力说明多数国家并不愿简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若进行一场新冷战，不仅只会酿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且不利于世界整体和平与发展利益。
上述两个基本现实决定中美关系虽有滑入新冷战趋向，但难以真正陷入新冷战，在两国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冲突呈螺旋式上升之外，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维系着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甚至让两国关系具有止跌回升、触底反弹的可能。这也是为何当传统建制精英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有所回暖并总体呈现谨慎乐观状态。
为历史负责 中美需要重新审视彼此
当然，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是再也难以回到建交初期的蜜月期，邓小平当年那句“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的著名论述恐难以复现。这是因为时代背景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
42年前中美建交和后续发展，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自毛泽东时代后期以来中美基于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需要，另一个是邓小平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与美国有不少重合之处。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对于反右、文革那个极左时代的反思和反弹阶段，整个社会弥漫着启蒙自由主义的“八十年代共识”，趋向市场化、多元化、开放、保护公民权利和财产、法治。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构成重叠共识。那时的美国政府对华奉行接触政策，试图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进而让中国体制渐渐发生改变，直到与美国体制越来越接近。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以及由此通过交流所产生的经贸依存，在苏联解体后，中美依然能维持友好关系。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内美国政府能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一个重要背景正是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变中国体制。只不过与美国期待的不同，中国自始至终都注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特色，用邓小平的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必然在美国的期待产生张力。小布什（George W. Bush）上任之初，中美这种张力以及中国所呈现的强劲发展势头，一度让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在反恐方面寻求中国合作，不再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奥巴马任内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对美国一枝独大地位构成挑战，再加上近些年来
中国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差异和矛盾越来越大，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想法可谓宣告失败，美国内部围绕过去对华接触战略是否失败展开空前大辩论，两国紧张态势开始加剧。等特朗普上任后，两国关系更是急速恶化，坠入历史低谷。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非理性情绪，包括中国内部亢奋的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受冷战思维驱使的反共反华思潮，相互叠加和刺激，一再加剧两国关系的崩坏。
回看整个过程，中美关系恶化主要由于三个因素：中国崛起在客观上对美国构成挑战；中国发展方向在经过初期与美国的期待交叉后，分歧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北京日益提倡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背景下与美国的期待形成明显矛盾；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反共反华思潮的相互强化和恶性循环。这三个因素都复杂难解，注定中美关系将难以一帆风顺，但只要两国精英阶层不愿看到两败俱伤的新冷战局面，不强行扭转和毁坏维系中美关系和平稳定的两国内部乃至世界范围的力量，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相互依存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的时代，又面临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区域和平等共同议题，中美其实是有较大可能保持竞争共存关系。
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已经习惯单极独大秩序，并且有着为了凝聚内部和转移矛盾以寻找假想敌的传统的国家来说，有所疑虑和抗拒是不难想象的。但问题是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与美国过往应对的任何挑战者都不同。在悠久历史传统和文明抱负的作用下，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观念深植中国外交思维之中。传统中国虽有浓厚的中心意识和优越感，比如推行备受诟病的朝贡体系，但朝贡体系通常是建立在厚往薄来之上，并且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的防御性思维远大于进攻性思维。明朝时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曾得出结论，中国人具有不热衷征服的和平性格。这也是为何中国并未产生殖民主义。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过程而非外向的扩张过程。由于广土众民的优势条件和深厚文明积淀，中国先天就具有成为大国的潜质，这也是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不过在近代落后于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西方，并一度沦为失败国家。当中国经过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重新出发后，只要治理得当，将潜质激发，在多数中国人的勤奋努力下，必然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这种结果虽然看似冲击到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但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中国人摆脱贫困、致富的朴素愿望。恰如美国《独立宣言》所称，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同样有权利去追寻美好生活。只不过因为中国人口太多，才使得中国人均一点点的进步都在总量上变得格外地引人注目。美国如果理解不了中国的独特性，不能正视中国崛起的大势，体认不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对华政策势必容易碰壁。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差异上，中美应该相互理解，在开放视域下寻找共通之处。对于中国来说，确实应该尝试去理解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体制、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尽可能释疑解惑。一个不能否让的基本事实是，今天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有显著进步，但在维护社会乃至全世界公认的核心价值上还存在相当明显的不足，何况是在与中国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存在不容回避的张力的西方。尤其是当西方人眼里现代化治理严重缺失的中国不断崛起，更容易让许多西方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挤压感和威胁感。当然，基于文化传统、历史遭遇和现实国情不同，中国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发展路径，但尽可能兼顾对方的感受和化解对方的担忧则是必要之举，毕竟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躲在套子里、杜绝与外界联系的国家，而是一个已经深度嵌入现行世界体系的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难以认同中国体制和发展方向，但不妨换位思考，尝试理解下，至少可以选择以竞争而非敌对姿态来与之相处。一方面是因为以冷战思维来强行改变中国体制和发展方向并不可取，非常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甚至很可能激起中国更大范围的反美民族主义。在中共已与中国、中国人深度互嵌，中共早已是中国最大政治现实，中共仍具有相当高绩效合法性的情势下，以政治意识形态来和平演变中国很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体制并非尽善尽美，特朗普过去四年给美国留下一地鸡毛，只不过是撕开了美国深层弊病的外衣，将美国病得不轻的现实暴露无遗，不论是自由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面临空前危机。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全面检视和反思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病因，拯救已然摇摇欲坠的制度公信力，缓和日益白热化的“文化内战”，化解严重的贫富悬殊，集中精力防疫，而非继续意识形态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民主灯塔”。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体制、发展方向尽管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确实在短短40年时间创造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必然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有益经验。既然如此，面对两国体制和发展方向的分歧，美国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放下真理在握和“历史终结点”的高傲，在人类多样性的开放视域下与中国保持竞争共存。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宜或者说两条路都有可能走通，那就交由历史来评判和检验。
在中国反美民族主义和美国反共反华思潮相互刺激的问题上，中美都应保持警惕，予以节制，尤其是不能被其裹胁。诚然，在当前两国内部都不太友好的民意氛围下，双方精英都有程度不一的顾虑。但更要认识到，民意如流水，总是起伏不定，是屈从于一时未必理性的民意，还是立足于整个国家长远发展，有意识引导民意，进而通过最终成效来赢得民意，孰好孰坏，哪一种才是真正负责任的选择，不言自明。当年中国在反美情绪遍及全国，反美宣传语铺天盖地的情况下选择与美国和解，以及美国政府在冷战思维弥漫、中美隔绝的背景下开启对华接触政策，都展现出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牵绊和民粹，为国家长远发展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于当下中美两国精英来说，不妨效仿前人，从长远视野来审视和发展双边关系。
中国读书人常用九曲黄河的古渡口——风陵渡口来形容历史或者重大事件的重要关口、转折点。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写下郭襄在风陵渡口初闻神雕侠杨过事迹，开始种下一生情劫的凄美故事，令无数人怅惋叹息。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美关系正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何去何从，是重蹈过去四年的覆辙，滑向对谁都不利的新冷战，还是重建可预期的既竞争又合作关系，抑或别的可能，考验着两国的智慧和能力。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说过，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则主张事在人为，凡事皆有可能。当下两国关系确实面临太多不确定性，但只要愿意重新认识彼此，将心比心，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和诉求，合作应对区域和世界难题，管控分歧，不陷入二元对立的冷战陷阱，完全是有可能重新出发，竞争共存，拨开云雾见月明。这既是对各自的负责任选择，亦符合世界的期待，又是给历史发展更多可能性。惟愿这样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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