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膏板厂女工弗恩在经历了丈夫去世、失去住所后,选择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鬼镇”,带着她的白色房车上路。 (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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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正试图分裂我们,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有和弗恩一样的感受——回忆过去曾拥有的生活而感到巨大的失落。这就是你感受的空虚,你需要回归正常,这也会引导你接受现实,并接受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这正是很多人现在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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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严艾雯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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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时代车轮甩下的人


1982年出生的华人导演赵婷和她执导的电影《无依之地》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横空出世,《无依之地》被视为即将到来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夺奖热门,在此之前,它已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赵婷也成为继张艺谋、李安、贾樟柯、侯孝贤、蔡明亮之后第五位获此大奖的华人导演。

外界最初聚焦于赵婷的华人身份(北京出生长大)和她的明星家人(赵婷系宋丹丹继女),但赵婷并不打算把这些中国标签贴在身上。

在好莱坞享有声誉的华人导演多少都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吴宇森靠有浓重东方元素的功夫片、黑帮片打出一片天;李安则不停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来回游走、探索。

赵婷一开始就抛掉了“东方元素”,她的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描写的是美国印第安土著人的生活;第二部剧情长片《骑士》则由真正的牛仔布雷迪·詹德罗饰演,讲述了布雷迪的一段真实故事——他在一次坠马受伤后接受了开颅手术,仍然对热爱的斗马运动念念不忘,不顾风险继续坚持梦想。在这些故事里,我们看不到东方的影子,更多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一些评论认为《无依之地》指向失落的“美国梦”。比如退休女工琳达,规规矩矩工作三十年,辛苦养育两个女儿,到头来买不起一套房子,而留给她的养老金却只有660美元,她被迫住在房车里,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养老金也养活不了的琳达,是被时代车轮甩下的人,迫不得已走向上自给自足的路,继续寻找她的“美国梦”。

赵婷并无意讨论政治,她在不同的采访里都提到,电影是借别人的故事说自己。15岁时,几乎不懂英语的赵婷离开土生土长的北京,被父母送到了英国,在一所名为“英国的霍格沃茨”的寄宿学校学习。17岁时,她又从伦敦搬到洛杉矶,后搬离热闹的市区,在距洛杉矶一百五十多公里、一个拒绝连锁商场进驻的小镇定居,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依之地》中主人公游离在主流之外的漂泊,也有赵婷本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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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游牧人”


《无依之地》是一群“现代游牧人”在路上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011年,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因石膏板厂而新建的帝国小镇遭遇毁灭性打击,随着石膏板厂被关停,小镇也被遗弃,甚至其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也被销号。石膏板厂女工弗恩在经历了丈夫去世、失去住所后,选择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鬼镇”,带着她的“家”——一辆破旧的白色房车“先锋”上路。弗恩成了现代“游牧人”,靠着打点零工,她从美国中西部亚马逊河流域腹地的丰沃之地,途径收割甜菜的种植园、旅游胜地和沙漠营地,最后直入太平洋西北岸。

《无依之地》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的边界,除了弗恩由凭借《三块广告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扮演,弗恩一路上遇到的“游牧人”,都是现实世界里真正的游牧人。这些游牧人中的大多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房产和工作,他们选择重新出发,过上了开着房车四处流浪的生活。

《无依之地》改编自作家杰西卡·布鲁德的同名非虚构作品。布鲁德花了三年时间,遍访了来自美国5个州的五十多位“游牧人”。他们中不乏名人,比如,麦当劳前副总裁查克,他在金融危机时失去了家,成了“游牧人”,现在在奥克兰一家俱乐部卖啤酒和汉堡包;前微软的一名高管在2008年失去了几乎所有财产,离婚后再度失去房子,他带着自己的狗上路,靠养老金和圣诞节前在亚马逊仓库打零工养活自己。

更多的游牧人是普通的老年人、中产阶级和工人,他们在《无依之地》中出演自己,比如,七十多岁的斯旺基身患癌症,仅可活六七个月,她不想待在家中等死,于是开着房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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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有能力前行”


《无依之地》之前,“在路上”曾多次出现在美国文学中。杰克·凯鲁亚克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开启了标志性的“在路上”之旅。小说中主人公是几个“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搭车或自驾横越美国大陆,一路上吸毒、滥情、沉迷爵士乐,深入探讨东方禅宗,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散伙。

相比《在路上》,《无依之地》中的“游牧人”既不极端,也不愤怒,而是温和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独自前行,没有呼朋引伴,也没有举家迁徙。弗恩开着她的“先锋”一路前行,没有在荒野被抢劫、伤害。相反,她在房车营地遇到了同路人,大家临时聚合成一个小社会,以物换物、生产自救、互帮互助,还有篝火晚会、音乐和美酒。

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在路上”,不过是赵婷营造的假象。接下来,弗恩不得不面对现实——她的“先锋”一点都不先锋,已经岌岌可危。在负重前行了几百公里后,它不堪重负坏掉了。维修工告诉弗恩,大修它需要3000美金。弗恩负担不了这笔巨款,只能停下来,找到妹妹多莉借钱。

弗恩和其他“游牧人”一样,还是被巨大的孤独和绝望笼罩,而欢乐的时光已转瞬即逝。

即使身处绝境,仍有人保持乐观。比如仅剩六七个月生命的斯旺基。她与弗恩成了朋友,分别前斯旺基向弗恩回忆起自己一生中那些微小而快乐的瞬间:“我这一辈子过得挺不错的,在到处划皮艇的时候见过很多美好的事物,在爱达荷的河边,我见过一家子的麋鹿,在科罗拉多的湖上,一只大大滴白色鹧鸪落在我的皮艇前方。在划过一个弯角后,那里有一块悬崖,我看到上百只燕子停在悬崖上,还有燕子在空中飞舞,而且有了河水的倒映,看起来就像是我也飞起来了……我觉得我经历得够多了,我的人生已经完整了,如果我在那一刻死去的话,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知名影评人埃里克·科恩在《无依之地》获金狮奖后专访了赵婷。科恩认为,从美国“鬼镇”出发的“游牧人”弗恩和她的同伴们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世界各地观众的广泛共鸣,在于它抓住了时代精神,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科恩认为:“它讲述了一个即使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化为尘土,却依然有能力前行的故事。”

布鲁德如此解读“现代游牧人”:“人经历最煎熬的挑战时,即便内心挣扎也可能保持乐观。这并不代表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相反彰显了人在困难面前无与伦比的适应力和寻求价值、归属感的能力。苦难动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微小的快乐,比如在布满繁星的夜色里与伙伴们在篝火旁齐膝而坐。”

“世界正试图分裂我们,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都有和弗恩一样的感受——回忆过去曾拥有的生活而感到巨大的失落。这就是你感受的空虚,你需要回归正常,这也会引导你接受现实,并接受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这正是很多人现在所需要的。”赵婷在接受科恩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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