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有听过几句“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类似的价值观输出曾经非常流行，或许曾经金钱真的很管用。虽说今天大多数人更赞同“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不论如何，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砸钱办事总是要比“用爱发电”要有效一些的，只是性价比问题有待斟酌而已。
然而，在现实中砸钱办事砸钱办事不仅可能无用，甚至会得到反面的效果，钱越花越多事越办越烂，这样的案例历史上有非常多，其中流传最广最早的来自英属印度。
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当年英国人殖民印度后，统治者有必要改善印度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遍地可见的毒蛇，以眼镜蛇为代表。
由于担心德里的眼镜蛇数量进一步增长，蹿上城市里的街道有伤人的危险，于是英国统治者们想到了一个简单又直接的方案——奖赏。
财大气粗的统治者认为，只要赏金给到位，一定能充分调动起印度人民的积极性，为铲除德里的毒蛇贡献力量。
得知捕蛇有赏金拿的印度人民哪里是积极，简直是拼命了，很快眼镜蛇的数量就急剧下降，原来只要花点功夫就能赚到赏金，到后来难度已经提升到地狱级。
不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有些老哥很快就找到了“财富密码”，他们抓住了领赏金的漏洞，即只要有眼镜蛇的尸体就有赏钱。
明面上说是要捕杀的眼镜蛇，可实际上根本没办法确定蛇是不是从野外抓来的，自己养的眼镜蛇也可以杀了送去领赏金，赏金要比养蛇的成本高，这不就是生意了吗？
没多久，很多人家都开始干起了养蛇骗赏金的“黑产”。于是就出现了德里的野生眼镜蛇近乎绝迹，但来领赏金的人却络绎不绝。
当然，殖民地的统治者也不是傻子，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寻常，于是再次简单又直接地取消了捕杀眼镜蛇的赏金，可是事情并没有简单又直接地结束。
很多搞养蛇骗赏金的人为了掩人耳目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养，赏金一停养的眼镜蛇也就没有了价值，满屋的毒蛇及危险也要饲养成本，他们现实的选择就是放生。
最终整个故事的结局非常戏剧性，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消灭眼镜蛇计划，钱花了蛇也收上来了，但结果不但没有让眼镜蛇消失，反而是数量更多的蛇被放生，情况变得比之前更糟糕。
这个印度的捕蛇故事其实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考究，可能与历史有一些偏差，但因为它流传甚广且极具代表性，经常在类似的事情中被提及，因此“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就成为了一个术语，专门指不正确的激励措施导致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
历史上的“眼镜蛇效应”案例还有很多，一个真实可考的案例是发生在法属越南的“河内老鼠大屠杀”。
1897年法国人保罗·道默来到越南河内担任总督，作为统治者他本人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别墅区，但他却对当地越南居民的生活环境很关心。
保罗·道默（Paul Doumer），1897年至1902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道默认为在自己担任总督的期限内，应该做一点改善越南人居住环境的政绩，第一个被摆到台面上的就是关乎公共卫生的下水道系统，这在当时象征着清洁和进步。
事实证明，这位总督还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很快河内的地下就铺设了一条超过9英里（约14.5公里）的下水道，但最早享受到它带来的便利的不是人类，而是老鼠。
下水道阴暗潮湿，正是老鼠的天堂，它们白天躲进地下，晚上把下水道当成通道四处游荡。
二十世纪初，河内恒茂街
鼠患爆发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注意，由于担心这些老鼠携带鼠疫，消灭老鼠刻不容缓。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当局也想到了一个简单且直接的方案——雇佣越南当地的捕鼠人。
殖民政府承诺，每消灭一只老鼠就会得到固定的报酬，可是用什么来证明和统计捕鼠的数量呢，如果直接以老鼠的尸体为标准，那么市政厅恐怕要被老鼠淹没，也不方便统计。
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天才提议，干脆要求捕鼠人捕杀老鼠后割下的尾巴，把尾巴带到市政厅就可以领取报酬，官员们见尾如见鼠。
二十世纪初，河内市政厅
1902年，声势浩大的“河内老鼠大屠杀”开始上演，当年4月的最后一周，有7985只老鼠被杀死，成效颇为优秀。到了5月份，每天统计的老鼠捕杀量就超过了4000只。
随后的两个月数量有增无减，5月的最后一天里，有15041只老鼠失去了尾巴，6月21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20112条老鼠尾巴在市政厅聚会。
问题来了，哪来那么多的老鼠呢？想知道答案只需要走上河内的街头看一看，你会发现街头上全是身强体壮的老鼠，唯独没有尾巴。
分析一下其中的利益关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受政府雇佣的捕鼠人来说，老鼠是他们收入的来源，但按照要求办事的话，这份收入并不可持续。
为了使利益可持续，原本每有一条尾巴被上交就有一只老鼠被杀害，变成了每有一条尾巴被割下就有一只老鼠保住了性命，毕竟断尾尚不至于丧命，反而是因为没有尾巴不会再被盯上。
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有意思，捕鼠人把割了尾的老鼠放走，以便繁殖更多的后代，长出更多的尾巴，老鼠尾巴每天都在增多，而老鼠的总量更是爆发增长。
就这都还有人还嫌慢，直接在河内偏远的郊区开起了老鼠养殖场，这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情被当地卫生官员发现，遂取消了捕鼠的报酬。
可是已经回不了头了，和印度的捕蛇故事一样，“河内老鼠大屠杀”的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老鼠，最终在1906年鼠患引发鼠疫，造成至少263人死亡。
河内保罗·伯特街（今庄田街）的老照片
以上两个案例或许都有些年代感，但这并不代表“眼镜蛇效应”已经离我们远去，现代仍然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1989年，墨西哥城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推行了一项举措，每一周都有20%的车辆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禁止上路，也就是车辆限行。
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墨西哥市民为了方便出行，无奈购买了更多的汽车，其中大多数都是排放更高的廉价二手车，反而增加了城市拥堵和空气污染。
仅仅三年后，墨西哥城就荣登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研究表明新增的车辆贡献率13%的碳排放增长。
更严重的还有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国家，尽可能找到需要被救助的公民是政府的责任。
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低效，德国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给第三方私营机构，按救助人数给予一定的报酬。当救助对象变成给机构带来收入的“顾客”，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谋增长。
结果就是自德国统一以来，有学习障碍的人数增长了66%，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增长的130%，有95%的德国人在一生中至少被“救助”过一次。
是德国人变得更弱了吗？显然不是，是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养了懒人，一旦有足够多的人依赖救助生活，改变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又如我们身边的996加班文化，增加的是工作时长，降低的是工作效率，当摸鱼成为了加班文化的后遗症，“眼镜蛇效应”反噬的究竟是谁？
Vasant G Hegde. Delhi, beware of the ‘Cobra Effect’. Deccan Herald, 
SEP 18 2019.
Vishal Kataria. The Cobra Effect: When Solutions Make Problems Worse. The Startup,  Aug 18, 2020.
Antony Davies, James R. Harrigan. The Cobra Effect: Lessons 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September 6, 2019. 
SHAY MAUNZ. The Great Hanoi Rat Massacre of 1902 Did Not Go as Planned. Altas Obscura, JUNE 6, 2017.
Barry Newell, Christopher Doll. Systems Thinking and the Cobra Effect, Our World, 2015-09-16.
李子暘.“变了味”的德国社会救助产业[J].群众,2017(1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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