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演义（312）：东方使徒沙勿略去亚洲和中国宣教

    耶稣会也正是利用了这些政治势力来展开轰轰烈烈的宣教活动。耶稣会最初的宣教活动主要是在欧洲一带，重点宣教对象是那些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誓反派，终极目的是要改变这些人的思想和信仰，叫他们重回天主教会的怀抱，以此来遏止宗教改革势力的扩张。与此同时，耶稣会渐渐放眼世界，把宣教范围向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地区推进。

    凑巧的是，就在教皇下旨接纳批准耶稣会为教廷属下正式修会的同一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 of Portugal)派遣该国殖民地管理官员佩德罗·马斯克林(Pedro Mascarenha)前往教廷谨见教皇。

    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象西班牙帝国一样，葡萄牙帝国的航海家纵横海洋，取得了不少地理大发现的重大成就。尤其是1509年，葡萄牙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以及威尼斯共和国，一举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马斯克林就是一名知名的葡萄牙航海探险家，1512年，他发现了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ía)，因而被认为是第一位发现印度洋群岛的欧洲人。同年他也到达过毛里裘斯。之后，他又航行到太平洋的南洋诸岛。1525至1526年期间，马斯克林还接受葡萄牙王室的任命担任葡萄牙殖民地马六甲的地方首长。

    话说马斯克林见到教皇之后，就请求教廷派出传教士去东印度(East Indies)地区传福音，说是移民到那里的葡萄牙人信仰缺失，世风日下，亟需归正，还有当地人民也需要统一思想、归信基督。所谓东印度，是一个模糊松散的地域概念，它基本上包括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又可伸延至整个东南亚和南亚。

    在马斯克林的请求下，教皇立刻想到当时正在请求教廷批准正式设立的耶稣会，于是教廷同意由耶稣会来承担此项大任。耶稣会接到教廷旨令，立刻就积极行动起来，在整个欧洲招揽年轻会士。当时，有大批新近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参加了耶稣会，他们都内心火热，愿意前往葡萄牙开辟的东方殖民地地区传教。

    会长伊格那丢本来是考虑由耶稣会七大创始人之中的尼古拉斯·博巴迪利亚和西蒙·罗德里格斯两人来带领这支海外宣教队伍。其中，罗德里格斯是葡萄牙籍人，伊格那丢早已将他派往葡萄牙担任葡萄牙分会长。可是，博巴迪利亚身体有恙，不能出行，罗德里格斯的性格又容易走向极端。所以，伊格那丢长考多时，最终决定把海外宣教的千钧重担交给了耶稣会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沙勿略，计划由沙勿略为主、罗德里格斯为辅，由他们两人共同制定和实施海外宣教策略。

    沙勿略二话不说，接过重任。没过几天，他就来见找伊格那丢，告诉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去葡萄牙商议海外宣教事宜。

    伊格那丢拉着这位挚友的手，深情地说：“沙老弟啊，推动海外地区的宣教工作正是我们耶稣会三大主要任务之一。难得你不畏艰险，勇挑重担，难能可贵。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希望你此去多多保重，常来书信。”

    沙勿略也非常激动：“总会长，老大哥，‘愈显主荣’是您给我们耶稣会立下的会训，小弟时时都记得，所以，传福音的火焰也时刻燃烧在我心头。当年使徒保罗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历经千险，披荆斩棘，把天国的福音传扬给化外人，这才使我们这些化外人有重生得救的机会。小弟虽然不才，但是也愿意效法保罗去海外传教，让更多的化外人享受福音的好处。只是此次离别，不知何时再见，小弟心中略有失落之感。”

    “沙老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多人必识君。”伊格那丢拍拍沙勿略的肩膀，“你不必过于伤感，在传教的路上，你一定会结交更多的同志好友。我会天天为你祷告，求主在你宣扬福音的路上开道开门。我们虽然可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是凝聚在主内的，我们的心灵永远相通。”

    1540年3月15日，沙勿略离开罗马，于6月到达里斯本，与罗德里格斯会合。四天之后，葡萄牙国王和王后亲自接见了他们。国王下令葡萄牙政府机构有关部门全面配合耶稣会实行海外领地的宣教准备工作。

    罗德里格斯在葡萄牙王室中颇有影响力，但他在那里进行极端的灵性操练，深更半夜在大街上呼人悔改，又号召进行极度禁欲主义，在里斯本闹得满城风雨，此举引发葡萄牙人的憎恶。葡萄牙人投诉到罗马教廷，并向伊格那丢告状，耶稣会只好下令将罗德里格斯召回到罗马。这样，耶稣会的海外宣教事业，只能由沙勿略独担大梁。

    教廷旋即任命沙勿略为“东方使徒”。1541年4月7日，也是沙勿略35岁生日那一天，他带着另两名耶稣会士，跟葡萄牙新任印度总督马蒂姆·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fonso de Sousa)一起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登上圣地亚哥号大船。1542年5月6日，沙勿略一行抵达葡萄牙印度殖民地的首都果阿(Goa)。

    刚到不久，沙勿略连学习地方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时间都没有，就立即行动起来。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他努力宣讲天国的福音。很快，就有多人归信基督。几年之间，沙勿略在印度德干半岛东南沿海的渔村里给成千上万的当地人施洗。

    沙勿略总共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向南印度和锡兰的人民传道，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近40座教堂，还建立了耶稣会在亚洲的总部。在此期间，他还抽空去了麦拉坡(Mylapore)，参观了据称是十二使徒之一多马的墓地。他在1545年1月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汇报工作时如此写道：“在一个月之内，我付洗的人超过一万。我的方法是：当我来到那些要皈依基督的外教人的村庄时，就把所有的男人和小孩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以宣呼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圣名为开始，并让他们作三次十字圣号，呼求天主圣三之名，教导他们承认普天之下，只有一位神。接着，我们诵念《悔罪经》、《信经》、《天主十诫》、《天主经》、《圣母经》和《赞颂圣母经》。在两年之内，我把这些祈祷经文都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我自己也会背诵。慢慢地，大人小孩都会重覆诵念这些经文。祷告完毕，我给他们解释《信经》上的每个信条和《天主十诫》的意义。然后，我要他们公开为自己过去的生活请求神的宽恕。讲道结束，我问他们是否真正相信《信经》里面信条的内容，众人异口同声回答相信；于是，我高声诵念每个信条，每念完一个信条，我便问他们是否相信；他们则双手交叉作十字状，放在胸前，齐声回答相信。就这样，我便给他们施洗，并用笔写交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圣名。男人领洗后，回到家里，又叫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到我这里来。我用同样的方式给她们施洗。当大家都领了洗之后，我便吩咐他们把庙宇和偶像全都摧毁。”

    但是，沙勿略的传教之旅是非常艰难的。印度上层贵族大多信奉婆罗门教，对沙勿略极为敌视。沙勿略在印度只能在最下层人民中间传教。

    1545年春天，沙勿略决意前往葡萄牙的马六甲殖民地。从8月直到年底，他都在马六甲一带传教。1546年1月，沙勿略离开马六甲前往马卢古群岛(Maluku Islands)，向居住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传教。之后，他又去了安汶岛(Ambon Island)，一直待到6月中旬。1547年他回到马六甲。8月，他结识了日本人弥次郎。    又过了两年。1549年8月15日，是天主教的圣母升天节，沙勿略在弥次郎的引介之下，携同另两位耶稣会士经马六甲海峡，辗转抵达弥次郎的家乡、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沙勿略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

    再说到达日本之后，沙勿略发现日本和印度大异其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想文化比印度人有太多的复杂性。他意识到，不能把在印度使用的传教方法搬到日本，他决定先学习日本语言和风俗习惯，认识日本文化及其哲学思想。沙勿略从日本写回欧洲的信，吸引了欧洲教会的强烈兴趣。

    在日本，沙勿略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僚的支持，他于是改变传教策略，想在日本走上层传教路线。不久，他又打算到京都谒见日本天皇，以取得耶稣会在日本全国传教的许可证。可惜没有成功。

    在传教过程中，沙勿略又发现，他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足以使一个日本人皈依基督教，原因是日本人的传统信仰、文化思想都源自于中国人错综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受这种体系薰染的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上面存在很大的障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此之深，而且中国又是另一片尚待拓展的神秘之地。沙勿略再次转换传教策略，希望尽早前往欧洲人神往的中华帝国。1551年，沙勿略离开日本，意图前往中国。

    外国人要进入大明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明朝对其国民与洋人的交往管理得非常严厉，所制定的海禁政策严禁人民对外通商贸易，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大明律》明确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所以，沙勿略连进入中国领土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是传教了。

    沙勿略没有气馁。1552年，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要参见明朝皇帝。但这个使团在马六甲被扣留。他于是决定独自前往中国。8月底，他到达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并以此作为传教基地，计划采用偷渡的方式入境中国。但是，答应帮助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因害怕而反悔，迟迟没有出现。沙勿略只能阻步于上川岛等待机会。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上川岛，年仅46岁。他一生终未实现其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心愿。

    有趣的是，就在沙勿略逝世的同一年的10月6日，一个意大利人、后来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出生了。三十年后，大名鼎鼎的利玛窦成功地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这是旁话，不再引申。

    沙勿略的死讯传到欧洲，伊格那丢顿足长叹、老泪纵横。

    三年半后的1556年7月31日，伊格那丢也因为罹患疟疾逝世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