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献给小雨。其实应该说﹐这是她献给我的书。
我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如果没有她长期为我作出的艰难牺牲﹐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提出的许多深刻意见和中肯批评﹐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这个样子。
她为此书付出的﹐比之于我﹐只有更多。正如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想到单纯弱小善良的她，这十几年来为我所忍受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压力﹐付出的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我不顾一切的写作﹐就难免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现在书出来了﹐前路还很漫长。希望今后能如友人北岛的祝福﹕"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本书的一些篇章﹐曾在一些杂志连载﹐有的称为自传﹐有的当作回忆录﹐有的冠以"历史与现实"的栏目﹐都不恰当。《今天》把它放在"散文"栏里﹐比较合适。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抹去了往昔﹐记忆改变了往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此﹐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更如此。纵然有记忆﹐纵然有物证﹐纵然有文字的记录﹐纵然有为历史作证的愿望﹐文学仍然不是历史。
往昔已逝﹐无可重返。但是重返的愿望﹐不会因此消失。抗拒宿命是文学的宿命﹐这种必然失败的努力﹐激情和灵感都来自内心。不论它留下了怎样的痕迹﹐都不能当作客观事实本身。不论怎样的客观﹐经过时间和记忆的过滤﹐也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
听到五十年前我极为尊敬的一位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了篇《广陵散》纪念他。发表后收到他本人来信﹐说我现在九十五岁了﹐自我感觉良好。惶恐惭愧鞠躬请罪之余﹐连忙在收入文集（大陆简体字删节本）之前﹐把文章改了。题目改为《正则艺专》﹐最后一段"后来听说......先生也去世了。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也全部删去。文章没了错误﹐但也没有了悲情和沧桑感。而它本来只是﹐后者的一个表现。
近年来﹐由于作家杨显惠先生深入的客观调查﹐"夹边沟事件"终于曝光。读他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才知道自己虽曾被关押在那里﹐知道得仍然太少。向他请教﹐才知道虽少也有错误。我在农场灭绝之前离开﹐难友们大批死亡的事﹐并无亲见。所写死亡﹐有些是根据别的幸存者的讲述﹐和对于死者生前状况的记忆。对象也只限于身边的几个难友。读者若要进一步了解真相﹐请以杨著为准。
大陆的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些文字﹐没有了过去的火气﹖我翻阅自己的旧作﹐也觉得恍如隔世。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血染焦土。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羁轭加身。人为刀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在都教我们的会仇恨。
仇恨是我们的哲学﹐仇恨是我们的宗教﹐仇恨是我们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它从灾难吸取能源﹐提供我们激情灵感﹐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我们的脊粱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宿命和故乡----的疏离。
对于我们来说﹐做"人"就是叛逆﹐做"人"就是漂泊﹐做"人"就是没有故乡。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经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一九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是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积累了近四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了支点。
同样的事情还多﹐与价值判断无关。失去了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我感到自己更加遥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泪的厚土。但是这种漂离﹐比仇恨更加沉重。
带着宿命的沉重漂泊﹐我一直在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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