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面壁者:为社会保留一点理性的声音,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1-

何谓大分流?

也许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了。我们的汉唐盛世是何其伟大!“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无论是国力,科技,影响力皆领先于世界,如果平稳发展至近代,我们理应一直保持头号强国、大国的地位。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步入近代以后,我们俨然成了弱国、病国。

1840年英国用大炮强行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搅扰了我们“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个疑问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心头,可以说,这个疑问就是我们梦的结束和现实的开始。

美国学者彭慕兰用他的方式解答了我们的疑问,它把西强东弱的反转称为“大分流”(GreatDivergence“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中西方确实在某一时间段,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此渐行渐远,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

彭慕兰(英语:Kenneth Pomeranz),1958年生人,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学者,“大分流”理论创始人。大分流指的是西方世界在19世纪克服了增长限制而超越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一段历史时期。

其实早在上世纪,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在中西问题上,以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了“冲击-回应”的定义。这种观点意在说明:中国从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或者重点”,而只是一个边陲国家,带有某种生物应激能力在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将一直停滞在自然经济时期。在此之后,“冲击-回应”成了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范式之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针对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论,经过长期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又称"整体世界史观"),即平等看待各个文明和族群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史学界有了“去西方中心化”的理论依据。

进入21世纪,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学者彭穆兰出版了《大分流》,一反常态,去除西方中心论。与我国主流的整体史观产生了共鸣。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认为西强东弱之反转在1800年前后(清中期),在此之前,清王朝不落后于英国,并将分流的原因主要归结西方偶然的“天赋幸运”和地理因素,而不是传统的社会、制度、思想影响。

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生产力进步突飞猛进。
-2-
欧洲领先于亚洲?

彭氏在书中开门见山,一上来就设问到“欧洲领先于亚洲?”在后来的论述中,他不厌其烦地通过农业、畜牧业、寿命、生活成本、出生率、财富积累、技术和市场经济体系等等方面的对比,回答了自己提出的疑问——18世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非但不领先于亚洲,甚至在以上某些方面落后于亚洲。

这种观点与主流历史印象相左,难以服众。不少人认为:欧洲超越亚洲之势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500年前后,伴随新航路开辟和大量财富的涌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接踵而至,欧洲已俨然搭上了文明发展的一条快车道,日新月异。机器轰鸣声中,坚船利炮横扫了亚非拉美所有农业帝国,摧枯拉朽。如此悬殊的差距,岂能归功一朝一夕?

彭穆兰当然是有备而来,他列举了大量材料支撑其观点,例如在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寿命方面,他指出,在1750年-1850年之间,中国和欧洲的人口都大约翻了一番;整个18世纪,英国人预期寿命只有35-39岁,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日本(男性47.1女性51.8),甚至略微低于中国(39.6);中国与日本的出生率也比欧洲更低,因为中国人虽然早婚,但是却有晚育的传统;

他还说,1750年甚至到1850年,“中国人糖的消费量高于大陆欧洲人”“18世纪中国的纺织品消费完全可以和欧洲的纺织品消费一争长短”类似的还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欧洲更大”,“西欧与中国的平均收入差不多;西欧在技术上并没有完全领先,而只有有一些“长期意义”。


这些认识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让读者不禁怀疑,既然欧洲处处都落后于中国,为什么工业化首先在欧洲产生,并带来了极大的生产力变革呢?彭穆兰说:与中国的体量能平行比较的,只能是整个欧洲,欧洲有富裕的西欧,中国也有与之对应的江南地区,欧洲有贫穷的东欧,中国也有对应的西北地区。

因此在大分流的比较研究中,彭将西欧的数据对标江南地区的数据,将欧洲的平均数据对标整个中国,才得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可在实际论述中,彭经常通过用江南地区的数据代表中国以自圆其说。

事实上,彭所用材料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在分析中国人平均寿命时,彭的材料是江南地区某一“发展较好”家族的家谱;在进行奢侈品消费对比的时候,彭甚至引用了明清小说《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中对富户家中食品,家具,服装,装饰品的华丽记载。并试图说明这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平均水平。

彭的选择性使用材料和无视经验性错误使立论增加了不少主观色彩。

(彭慕兰的研究和当时欧洲人的见闻严重相悖)
-3-
西方超越中国是偶然因素?
在这个前提下,彭侧重强调了“偶然因素”、“地理因素”的对大分流的作用。

   “幸运因素”对欧洲发展推动非常重要,例如彭在开篇中分析欧洲取得重要优势的原因时说:(原因)主要是海外殖民地获得的知识,部分原因是偶然发现了“意外财富”的运气;“技术又如何”一小节中,彭说:从海外得到的某些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增强了一系列与地理和可用资源相关的“随机因素”的重要性。

彭的言下之意是:欧洲实现工业化的原因并非内因,如果没有一些偶然因素和外部作用,欧洲与中国“公平竞争”,则并不能超过中国。那么如果中国人可以殖民海外,掠夺意外财富,也可以实现工业化,领先世界。按照作者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欧洲内部的进步不会比中国的进步更具“革命性”。

除此之外,彭认为英国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是煤炭储藏丰富,且距离工业中心近,只需要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将“廉价的煤炭”运输到熟练工匠集中的地区。而中国的探明煤炭主要在西北省份,运输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需要很大成本,因此江南不具备“煤炭资源”这样的先天优势,就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必备条件。
江南真的缺煤吗?

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学者指出,1800年时英国的煤炭产量尚不及江南及其临近地区探明储量的0.17%、预测储量的0.13%,或者江南本地煤炭探明储量的3%、预测储量的1%。综合来看,江南地区远非“加州学派”所说的缺乏利用煤炭资源的自然条件。
江南地区探明煤炭资源丰富,有大量史料支撑。

有煤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

加州学派明显忽略了政治环境对于生产力进步的影响,英国诺曼征服后,1086年颁布《末日审判书》,规定铅、铁的开采都归国王,但没有说明煤炭开采。1217年,英王亨利三世颁布《森林宪章》,规定除金、银等贵重矿藏以外,默认土地所有者有使用和开采其领地里的木材、泥炭块、煤等资源的权利。

1568年,伊丽莎白一世与诺森伯兰伯爵就煤矿所有权争执,法院否决了国王拥有所有非金属矿物的权利。至此,英国首次在普通法上清晰地确立了煤炭所有权的归属,为煤炭的自由开采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土地领有者只要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现了煤,便可自由开采,不必考虑王室原有规定。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英国采煤业后来的兴盛便无从谈起。

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一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从法理上规定土地上一切出产皆归皇帝所有。清王朝对于煤炭开采管理极为严格,煤窑的开办和关停都要上报衙门。

商人申领执照后,需要在指定的范围和区域开采,严禁越界私采。采煤是样体力活,大量壮劳力的集中极易挑拨专制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因此清王朝规定煤矿必须详细记载所有工人的姓名、籍贯、体貌特征、来去缘由以方便管理,并在工人中设保甲连坐之法“十人一牌,一人为匪,同牌连坐”防止煤矿“聚众闹事”。

在苛捐重税,打点官府,管理严格的三重Debuff加持下,开采煤矿的利润直线下滑,煤炭价格被人为地提高。百姓生火取暖只能用秸秆,干草,木柴代替。没有政策支持,采煤业长期的萎靡不振是必然结果。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很缓慢,并只有在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发展——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秩序”“这些条件只在欧洲和日本得到了满足”“中国和伊斯兰教的政府权力太大了,以至于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

对此,彭穆兰却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干预过少,比如中国虽然建立了对盐的专营制度,却没有像欧洲一样建立对各种“日益流行”小奢侈品的垄断,而后者确实为欧洲的君主和商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的同时,还成为新财政制度的一个实验室。

因此,中国政府比他们欧洲同行干预的更少,因此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这种相互矛盾的政府-市场关系让彭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说法,还有待证明”。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彭穆兰在最后还不甘心将偶然的因素当成终极原因,他进一步说明这些“天赋”只是增加了欧洲取得工业突破的可能性罢了。而真正使欧洲摆脱平凡的原因是“生态性”的。

作者认为在18世纪前后,为了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需求,中国和西欧都选择砍伐森林以获取耕地,但是森林所蕴藏的燃料资源和特殊用途(如制作远洋航船桅杆)在工业变革问题上的作用是与日剧增的。更严重的是,由于开垦林地,地表温度升高,使土地不能留住降雪,结果是土壤流失更为迅速,洪水和干旱此消彼长,地下水位也在降低,这种因人口增长面临的“生态危机”是欧洲和亚洲共同面临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工业化。

彭穆兰认为生态危机阻碍了工业化

但是欧洲可以通过矛盾转嫁和生态改善来应对危机。首先,欧洲加紧了对殖民地自然资源的剥削,英国人将商船的建造转移到森林茂密的北美,美国独立战争前,美国的殖民地就生产了英国商船的1/3,而这一转嫁措施,是其他地区不能复制的。另外,在欧洲,大量公共土地,草地和牧场可以转换为耕地;几百年的重犁深耕使肥力流失减缓,造林理论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应用等。

可是,殖民地的开发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是天方夜谭,究其本质,还是政治原因。郑和七下西洋,沿途宣扬国威,不施兵戈。明清长期的海禁政策“片帆不得入海”更是禁绝海洋冒险。谈中国近代转型问题,如果忽略高压的政治环境和早熟的专制管理对其影响,那么结论一定经不起推敲。
-4-
大分流忽略了中西政治差异
简单了解大分流和彭氏的观点后,我们可能会有着这么一种感觉,无论是高唱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是大张“去除欧洲中心论”的旗帜,彭穆兰的论调极其符合当前美国的政治正确,为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依据。为此彭不惜否定西方的一切优势,并构建了一个不存在的中国与之比较,在此过程中他选择性使用史料,刻意拔高中国,更是不足为奇。在此我想跳出彭的思想,聊聊其所忽略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的历史惯性对中西方发展的影响。


首先,中西在政治环境上有根本性不同。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城市是资本主义成长的子宫。而在中国不存在独立于专制皇权的城市和市民阶级,只有“红顶官商”,通过代理皇权上下其手。究其本质,商人只是整个专制宫殿的一块榫卯,皇帝万千仆人中的一员。

而欧洲的城市作为一个商业独立体有充分的自主权,即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奴也可以用脚投票,逃到城市101天就可以摆脱封建人身依附,一些封建领主为了防止农奴外逃甚至自降剥削,给予依附人充足的自由和关心。

但封建领主佣兵修堡,对城市克扣盘剥,限制商业的发展。还是迫使国王与市民阶级联手对抗封建割据力量推动历史了进步,脱胎于城市的资产阶级走上舞台后高歌自由,革命王权,摆脱了曾经的“队友”,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可以说欧洲的发展是至少三种力量不断角逐,斗争,妥协地渐进式发展。

反观中国,“祖龙身死魂犹在”,秦政治之后,大政府限制了社会的活性,在专制力量面前,“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中国农民应对危机,只能选择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种因素的积累则演变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使中国历史有了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史观之色彩。

不同于欧洲稳定的三角结构,中国的结构是一种皇与民的二元结构,一旦危机就有倾覆的风险。而一旦倾覆,“兴亡百姓苦”,必然带来极大的发展积累损失。

中国改朝换代造成的混乱和损失远不是欧洲小规模的领主战争可比

欧洲国王们支持商业也并非高瞻远瞩,而是因为他们贪婪,亨利七世被称为“商人的国王”大行“重商主义”,是因为当时王室收入有1/3来自海外关税,1/3来自王室领地收入,已然持平。贸易的繁荣直接挂钩王室收入,欧洲国王们的贪婪“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好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反之,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皇帝自然看不上四夷,化外之地所能带来的商业好处,即使贪婪,也只能对内加重赋税,穷天下以供一人。

专制制度在人类文明早期利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表现出过一定合理性。但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资源整合调配的需要越来越高,它就显示出难以运转,僵化腐朽的弊端。

总之,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偶然因素”造成了大分流,历史意义上的强弱转换是一个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长期过程,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者,往往事与愿违。

还希望我们冷却发热的大脑,在西方学者的言论中保持客观冷静,更要警惕“入关学”这种不切实际的法西斯论调。发展的慢不可怕,承认自己落后亦不丢人,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进步,要争朝夕,更要争一万年。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告诉我们:一时之胜负,不过萤火虫之光,转瞬即逝,不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作用,我们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历史判断和认识,更无法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

少关心美国问题,多关心中国问题
总结
当前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戒骄戒躁,我们从来不需要赶英超美,我们只需要超过昨天的自己。我相信,下一次东西方强弱转换的大分流,会如一个脚步轻盈的姑娘,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悄然跨过门楣。



END








欢迎关注新号防止失联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