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一下“中美冲突：真问题与坏答案”这个话题。

为什么说是真问题，因为中美冲突背后反映了多年来整个世界秩序演化过程中的深层机理，以中美冲突的方式爆发了出来。但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中美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实际上是用一系列坏答案在回应真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听这门课？
原因在于，任何企业和个人都要决定未来的方向，在做这一系列决策时，就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而我们当今最大的约束条件毫无疑问就是国际关系。因为我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当下所处的经济的大势影响，经济大势又由我们所处的国家的发展决定，而国家的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由国际关系规定。
就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美关系。
授课老师 |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大学前沿课
本文为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原创文章
要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要先从一些最基础的方法论开始。
很多人今天谈到中美关系的话题时会先入为主，经常把自己困在某种茧房里来理解，以至于我们在特定的方向上越走越深，却离现实越来越远。如果不能抛开立场来看中美关系，你不仅看不清世界，也会看不清自我。
我主要从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作茧：人类的有限性”，第二部分是“破茧：抛开立场看中美关系”，这两部分主要是理清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深层逻辑。把这些说清楚之后，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未来：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作茧：人类的有限性

1、从一桩禅宗公案说起
要聊这个话题，我们先从一桩禅宗公案说起。
宋代有一位老和尚说，我还没有悟道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我悟道了之后，我“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我继续悟道，到了更深层次后，我“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这话题初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最深刻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老和尚未悟道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以泰山为例，他来到泰山脚下一看，气势非凡，觉得终于见到泰山了，以为那就是泰山的本质。
但等到他悟道之后，会逐渐意识到，所谓的泰山实际是由无数石头以特定的形态堆积到一起的。老和尚实际上意识到了，原来所谓的泰山，只是我心里的一个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来称呼特定时期以特定方式堆积起来的一堆石头，是一种偶然性的存在，而我内心把观念和意象投射在这个偶然性的存在上面，所以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泰山。
那为什么又会有“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呢？因为等到老和尚悟到山只在人的心里之后，就知道山不在外面了，但是很快又想到，原来所有人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世界，世界以同样的方式在人们心中呈现出来。所以他意识到，虽然山只在我们心中，但由于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讨论山，实际上仍然可以有一种客观的山存在。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把人类的思维方式从最底层剖析了一遍，人类的认知方式，会有这样的递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这个递进过程。
当然，如果你进一步追问下去会发现，其实世界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任何可知的都是客观的主观而已，我们无法脱离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来讨论这个世界。我们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看到的是我们究竟是以怎样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共同的主观而已。
这个“观念陷阱”其实有两重含义，一是生物学含义，人对于世界的感知方式跟别的生物有所不同。
二是人还有文化意义上的观念陷阱，每个人的行为逻辑、思维逻辑、行事逻辑等都受所处文化的影响。
所以，人是囚禁在双重的观念陷阱中的囚徒，认知是有限的，对于世界的无限性要有敬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越发接近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不是说你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质，而是你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观念陷阱产生极为盲目的行动。
2、过去克服观念陷阱的办法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念陷阱本质上没有办法克服，但在文化意义上的观念陷阱还是可以找到某种方式克服。
文化意义上的观念陷阱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纯粹的信仰、文化、宗教所带来的；二是我们过去的学习经历，掌握的理论带来的。我们怎么克服这种观念陷阱呢？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一本书叫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他在书中认为，18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咖啡馆、街头广场、报纸、杂志、公开出版的书籍等一系列空间或者载体。人们能以此进行各种理性的讨论和辩论，这就叫做公共领域。
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不断理性、公开的辩论，可以帮助每个人突破自己的观念陷阱。但公共领域要想能有效运作，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这些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理性辩论的人，彼此之间得有一种共享的时空结构。
什么是共享的时空结构呢？比如20年前，电视是我们用来获取信息最重要的载体和通道，而电视里的节目都是由电视台规定的，你只能在被人规定的时间里去看些被人规定的节目，自由选择空间不大，但很重要的是，人们的话题有了公共性，就像在2005年时，一整个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超级女声，这就意味着人们有着共享的话题，以及共享的空间结构。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超级女声时，可能因为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但我们除了在超级女声这个话题里意见不一致之外，我们在很多其他话题的立场可能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让人们的各种社交关系深度交错，使人们总有一种“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顾虑，这使我们不会为了释放自己的情绪而跟别人彻底撕破脸，会主动节制自己任意释放情绪的冲动，努力通过理性方式解决。

3、信息茧房时代的到来

可是在信息茧房时代，共享的时空结构消失了。
首先，我们有了推荐算法，有了流媒体，你想看什么节目随时都可以看，不再受播出时间的限制，而且可看的内容多到无从选择。这时你可能就放弃选择了。而推荐算法推荐的内容非常符合每个人的口味，读起来觉得特别舒服，认为世界上的人跟你都一样，但实际上，你已经被自己的观念陷阱深深困在里面了。
所以，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共享的时间结构被流媒体切碎了，对应的共享的话题也被切碎。
此外，人们共享的空间结构也不存在了。轻社交时代意味着人们在网上的身份属性极为单一——我跟你之间可能因为有共同的爱好而产生互动，但在这些爱好之外，如果我发现你还有对我来说很奇怪的一个喜好，我可能就把你直接拉黑，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这样，遇到不同观点时，人们就可能没有任何动力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欲望。
共享的话题、共享的时空结构都消失了，一种理性辩论的习惯和氛围也就渐渐消失了。而一旦出现大的黑天鹅事件，比如2020年疫情到来，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瞬间把所有人的信息茧房全部击穿，每个人被迫从自己最习惯、最舒适的场域中走来，进入到一个公共空间，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跟我意见完全不一致的人，甚至我都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在过去有公共领域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理性讨论和辩论，但在今天，面对这么多“奇怪”的人，可能就会直接吵起来，于是整个互联网舆论氛围急剧恶化。
而这个乱象里最容易引发割席断交的几大话题之一就是中美关系问题。

破茧：抛开立场看中美关系

1、中美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信息茧房中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中美关系话题，究竟该如何来把握？
要破茧，抛开立场来看中美关系。我们要破的第一个茧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中美之所以在最近两三年看上去陷入尖锐对立状态，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中美之间到底是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
我认为不是。因为如果认为中美之间是修昔底德陷阱，就要有一个前提：两国抢的是同一块蛋糕。也就是说，两国之间是同态竞争关系。但如果是非同态竞争，比如一个人抢的是铲子，另一个人抢的是蛋糕，那就不太可能会发生争夺。
举个例子，美团跟饿了么彼此之间是同态竞争，它们可能必有一战。但如果是美团跟海底捞呢？虽然海底捞现在市值一路飙升，似乎快追上美团了，但它们不可能必有一战，因为他们是非同态竞争，而且有机会联手把蛋糕做得更大。
所以，如果仅仅基于GDP就认为中美之间是修昔底德陷阱，就跟基于市值得出美团与海底捞必有一战同样荒唐。
为什么中美之间不是同态竞争？原因在于，中美今天的比较优势大不一样，而且彼此之间有很强的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结构关系。
很多人在近几年的中美经贸摩擦中觉得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结构未必保得住，因为贸易战太严重了，美国提高关税，一些制造业企业就往国外迁移，比如越南，有人也认为越南有可能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前面所说的中美之间的非同态竞争关系的一个要素就会严重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要保不住了？
2019年时，我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并在2020年初出了一本书叫《溢出》，实际上书名就已经反映出结论了，所谓的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2019年10月2日，有一条新闻在当时网络上引起过很大轰动，是说三星手机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全都迁到了越南，从此之后越南成了三星在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很多人产生了担忧。
三星手机转移到越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2019年我到越南做调研时去过越南的三星工厂，结果发现，每天下午4点左右都会有很多集装箱卡车到那里卸货，卸下来的主要都是手机零配件，而这些手机零配件是是前一天下午在中国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运到中越边境的凭祥口岸，通关后当天下午到达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厂，天天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运到越南的手机配件的货值是多少呢？我又去广西凭祥做调研，访谈时一位给三星运送手机屏幕玻璃的物流商跟我讲，他每年为供应商运送的玻璃货值也就几亿美元，占所有从珠三角到越南北部三星工厂的货值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每年有几百亿美元的零配件要从中国运到三星的越南工厂。
那么三星所谓迁到了越南，实际上是迁走了最终的组装环节，而上游的大量环节仍在中国，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太大了，中小企业数量多，分工极度专业化，效率极大，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我的一个假想是，中国的制造业似乎正在从世界工厂发展为“世界中台”。“中台”是来源于互联网产业的概念，对应着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互联网的应用层，后台是数据层，而把后台跟前台连接起来的就是逻辑层，也就是中台。中台可以通过接口赋能前台的各种APP，就可以让前台做得很轻，迭代和创新效率就会更高。
要成为制造业上的世界中台，大概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有高效率的物流系统；有大规模的通用零配件生产系统；有庞大的重化工业生产网络；有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超大规模的市场。
以上这些条件，全世界只有中国齐备，所以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很可能发展不起来中台，制造业就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做得轻，迭代和创新效率就低，所以他们只能嫁接在中国这里，这个嫁接过程就意味着溢出。
如果我们这个假说成立，那就意味着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结构性关系的基础更坚实。

2、美国衰落了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发生了如此多的乱象，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撕裂不意味着衰退吗？并不是，反而恰恰证明了美国创新能力的强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的创新主要是从0到1的创新，能够实现这种创新的人会有大量超额利润，于是赚得盆满钵满。但这种创新不利于财富扩散效应，因为实现这种创新之后，要想让足够多的人都参与到这个财富创造过程中，需要的是从1到N的过程。
可问题是，从1到N的创新今天出现在中国。这就意味着，美国越是从0到1，中国这边的从1到N越是被拉动，中国的财富扩散效应很好，而美国的传统产业逐渐衰落，因为创新产业跟传统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越来越小。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撕裂，而这种撕裂的政治表现就是这几年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
这种撕裂越来越严重，会不会引爆内战呢？当然不会。原因在于，大概再过15年，美国传统产业中失业的人已经领退休金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起来的新人，他们依靠所获得的技能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创新产业或其衍生产业中，于是就可以被整体拉动。

3、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系统差异

刚才我们主要从经济层面讨论了中美关系，中美在军事安全层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人认为美国似乎在军事上包围中国。要把这些问题真正理清楚，就会涉及到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海战跟陆战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海洋上一定是独霸的，而陆地上大概率会多雄并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陆地上军事力量的投送半径，相当程度上受到山川险阻的约束，不同国家可以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就容易出现多雄并立的结构。
但在海上就不一样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海上不是近海，而是公海、远海，近海在今天用岸基导弹是可以覆盖到的，可以视作陆地的某种延伸。公海没有任何山川险阻，战争一旦打起来，那就是歼灭战，失败的一方即便有再多重型军舰也没用。歼灭战结束后，只会剩下唯一的霸主，没办法多雄并立。
这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差别就是，海洋霸主是独霸的，而且一般是一个岛国。在国际政治意义上，美国就是个超级岛国，陆地邻居对它没有任何安全威胁。
为什么只有岛国才能成为海洋霸主？因为如果是个陆地国家，需要分出一半以上的精力和资源用来防备陆地上邻居，而岛国不需要投入任何陆地上的防备，所有精力、资源都可以投放到海洋中。不仅如此，海洋上的岛国还可以跟不同陆地国家变换结盟关系，使陆地霸主永远存在陆上威胁，从而没机会向海洋霸主挑战。
除了安全属性，海洋还存在贸易属性。而贸易属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尽管海洋在安全上一定是独霸的，但在贸易上又一定是自由的。原因在于，即便海洋霸主想在贸易上独霸，不允许其他国家自由到海上贸易，也没法具体落实。
而且对于海洋霸主来说，最优政策选项是把海洋彻底开放，然后向所有到海上自由贸易的国家收租。也就是说，海洋霸主要做的是平台，而不是产品，平台是要尽可能开放，来的人越多越好，然后向他们收租。如果做的是产品，竞争对手越少越好。
陆地国家不是不能做平台，而是如果做平台，得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其中包含一系列要素：全球贸易规则层面的主导权；世界货币层面的主导权；价值观念的主导权。目前来看，美国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
之前的海洋霸主一般既是军事霸主，同时也是贸易霸主，但今天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海洋上的军事霸主跟贸易霸主分离了，为什么呢？
刚才谈到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生产和销售的都是实体产品，而美国所创新的大部分都是知识产权，也就是非实体性的存在，导致在全球流通的实体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出去的，从而中国使成为了贸易大国，但海洋军事霸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属于美国。
这也就意味着，军事霸主要维系海洋霸权很烧钱，而贸易闭环上又出现了缺口，于是，大量新的谈判空间就浮现出来了，这恰恰是中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我们能期待的，什么是不该期待的。
在这几个认知的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
从1950年到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前，是中美对抗时期。最初中国跟苏联结盟，后来中苏分裂，美国转而跟中国合作。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是中美合作时期。在1980年代将近10年的时间，中美是一种蜜月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就结束了。
从1990年代到2020年，是一个共生演化-吸纳阶段。其中很重要的结构性呈现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结构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进入21世纪迅速迭代演化出来的，美国是想通过经济层面把中国吸纳到全球秩序中，尝试让中国在政治层面也开始发生变化。
但是到了2020左右，我们看到，这个尝试吸纳的阶段美国认为没有成功，于是美国开始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我称之为共生演化-重构阶段。我仍然强调共生演化就在于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结构性的关系没发生变化。
那么在所有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中美关系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构成一种相互威慑，实际上也就催生出中美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
但这种共同利益有个特征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从0到1的创新跟美国传统产业有一种严重的撕裂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美国政治的民粹化，于是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实际代表了美国下层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
拜登上台后不想只做一部分美国人的总统，而想做全美国人的总统，这也就意味着，下层这部分人也必须照顾到，所以在政策上跟特朗普时期相比不可能发生180度大转弯，而是存在某种延续性。
但拜登又要照顾到上层从0到1产业的这部分人，他们跟中国从1到N的产业之间有着深度合作关系，不希望跟中国对抗。因此，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既不会太坏又不会太好。
我们可以大致给出的一个判断就是：未来至少10年内，中美的关系仍是一种类似于过渡性状态的关系，但这个状态不稳定，因为两边始终在撕扯；此后，美国有可能会重新回归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政策会是相对稳健，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关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未来：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回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既有的治理秩序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总会遭到一些挑战，接下来要做的是对既有秩序进行改革、重构。但这种深刻改革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意识到美国并不是衰落了，而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发挥着力量。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结构性的关系，才能找准中国在其中应该怎样做，以及在这个背景下，企业和个人该如何选择。
刚才我讲了中国、美国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不会必有一战，可能有人会怀疑说，那为什么美国会打压字节跳动、华为等企业，这难道不是必有一战吗？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把问题分析得过于单维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如果注意看一下就发现，字节跳动、华为首先都是跨国公司，但中国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比如海尔、TCL、联想等，但是他们就没有被美国打压。所以，美国打压的不是中国的跨国企业，而是中国的跨国数字企业，并不会专门针对传统产业。
在今天的世界，传统经济跟数字经济在政治效应有个巨大区别就是，传统经济的制度溢出效应很小，而数字经济有着强大的制度溢出效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都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传统经济时代，基于国界都可以形成物理性的隔离，但数字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数字经济的特征是数据都在跨国流动，完全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和约束，而不同国家在数字安全、隐私等保护方面的规则大不一样。而这些管理规则的区别又通过数据进行跨国传递，形成很强的制度溢出效应。
所以2020年7月23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干净网络宣言”——我们要干净的APP，干净的APP Store，干净的运营商，干净的海底电缆，干净的云计算等。实际上列出来的这五条都指向了我们该如何确保数据跨国流动，不至于产生制度溢出效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真问题，别的国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诉求。
但面对真问题，美国给出的未必是个好答案。美国给出的坏答案是斩断互联网巨头的跨国运营，为什么这是个坏答案？
因为这个方法跟互联网产业的产业特征是尖锐对立的，互联网产业跟传统产业有个很大的区别，传统产业是边际效益递减的，而互联网产业边际效益递增——网络规模越大，网络的价值也就越大。只要是边际效益递增，最终一定是以全球为运营空间，不可能以单个国家为运营空间。所以想要斩断互联网产业的全球性运营，跟这个产业的技术逻辑相矛盾。
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跟任何一种产业的技术逻辑相矛盾的政策，从来没有成功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案例来解释。欧盟在2018年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谷歌不得强迫所有安卓手机厂商捆绑安装GMS、Chrome以及Google Search，原因在于，安卓系统是由谷歌开发的，但它是个开源系统，谷歌不会就安卓系统来收费，那谷歌怎么盈利呢？它就要求所有安卓厂商都要装上GMS，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谷歌的应用市场，除此之外，谷歌还要求所有安卓厂商安装谷歌浏览器、谷歌搜索。对谷歌来说，只要这些都安装了，就意味着掌握了用户跟互联网接触的所有入口，其中就有很多商业机会。
可欧盟认为，谷歌涉嫌垄断，对消费者不利，所以要求谷歌不得再强制安卓厂商捆绑安装，否则就进行高额罚款。于是，谷歌出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办法——要求所有安装GMS的安卓手机厂商必须向谷歌付费，基于设备的不同，付费规模从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对于安卓手机厂家来说，生产手机是微利行业，这样的高收费让他们装不起。
然后谷歌接着出台了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如果要安装GMS，一定要付费，但可以选择安装谷歌搜索及谷歌浏览器，一旦选装了这两样，谷歌还会向手机厂家返钱，返的钱刚好等于安装GMS所付的钱，一进一出平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所有手机厂商一定会选择安装那两样，欧盟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收获就是从中收了一点税，仅此而已，而反垄断根本没有达成。原因就在于，欧盟的政策跟互联网产业的技术逻辑相反，而这样的政策会被公司找各种办法绕开，最终使得政策落空。
所以我认为美国在“干净网络宣言”中提出的毫无疑问是个真问题，但它试图把全球运营网络斩断，这是一个坏答案。坏答案在于这个答案本身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在这个问题上，“好答案”是什么？其实好答案要满足的条件我们大致已经摸索出来了。
首先，必须能够回应各国对于制度溢出效应这方面的担忧，否则没有哪个国家会接受。同时，又必须能保障那些数字巨头在全球能够正常运营，也就是数据仍然会横穿所有国界，不受到任何国家的限制。保证这两点的前提下，其实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数据的中立性是个必然选择。
如何保证数据的中立性？可能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数字治理联盟来确保数据的中立性。什么叫全球数字治理联盟？
去年我在关注字节跳动跟美国博弈的时候，受到那个案例一些启发。之前字节提出过很多方案，试图跟美国去讨论、去妥协，但是美国始终没有接受。一直到9月下旬，字节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要跟美国的甲骨文公司合作，把Tik Tok的数据都委托给甲骨文，由甲骨文作为Tik Tok的数据监管商。只要能做到这一步，对美国来说数据安全性就有保障了。
看到这个方案后，我当时就认为，我们也可以用数据监管商来回应对制度溢出效应的担忧。但甲骨文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甲骨文还是个美国公司，我们需要在中美两国之外去寻找那种有中立性的、公信力的、各方都可以放心的数据监管商，比如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个数据监管商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数字巨头可以向它想要进入的那个国家提出选择哪个数据监管商作为合作伙伴，这样就可以确信我的数据对你是安全的。
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要强大，公司必须能做跨国性的各种业务经营，前提就是别的国家愿意让你进去，这就需要跨国公司有中立性，而这种中立性不能只是抽象描述，必须在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中才能变得可信。而这一系列安排，有可能成为一种全球数字治理联盟，这是一种新的治理秩序。
我们今天讲了中美之间各种各样复杂的博弈，以及中美关系的真问题与坏答案，所有这些有可能在一种新的全球数字治理联盟浮现之后，而获得突破。
这样的突破要想真正成功，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思考、观念必须能够破茧，跳出自己的信息茧房，看到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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