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托克维尔:  为社会保留一点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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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称赞中国的成就,这些知识分子迎合了中国人渴望被认同的国民心理,受到了网络的追捧,我经常看到很多网民举出西方某知识分子的观点来论证中国已经远远超过西方,中国不需要再向西方学习任何东西。

还有不少人拿着西方知识分子的话驳斥国内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跪久了,还不如洋人看的清楚,他们经常说“连外国人都认可中国了,你还不认可,就是洋奴。”

我当然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感到高兴,我也乐于见到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中国,但作为中国人,我认为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话不可全信,因为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作品往往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掺杂了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借助外国的情况来论述本国的政治,关注点是母国而非他国。

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和我国公共知识分子一样,都会构建一个理想的他国来论述本国的不足,从伏尔泰到傅高义,西方从不缺乏“崇洋媚外”人士,而历史经验证明,他们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甚至对称赞国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让他们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

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

一、伏尔泰口中的中国,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大清

西方知识分子“崇洋媚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对于中国极尽赞美之词,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存在缺点,近乎完美的理想国。

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历史是世俗的,连贯的,不存在臆造的成分。

中国古代的古籍“所以值得重视,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话、寓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充斥着理性,与宗教和神秘主义绝缘。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

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君主制度,说中国是开明专制,远比欧洲要民主。

“中国的君主制度不是独裁……,从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来看,皇帝虽高高在上,但不便为所欲为。皇帝作为天子,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这不正是民主的表现吗?

伏尔泰称赞中国人人平等的法治。

中国的法治,不仅对平民,也对皇帝。……有些人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帝国最早时代,中国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官员都是父母官,把老百姓当子女一样爱护。

中国的百姓将君主或官吏看作家长一般,为他们尽力;而君主和各级官吏应当注意人民福利,以增进人民福利为第一义务。“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遵从政府是出于自愿和孝顺。
 
中国人的这种顺从,并不是从皇帝的权威而来,更是来自一种自愿的心理。……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伏尔泰称赞中国的科举制,认为没有比中国朝廷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在伏尔泰口中,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度,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完爆欧洲君主国。尽管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对伏尔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伏尔泰不以为然。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恰恰认为清朝是一个专制到极点,老百姓毫无人权的国家。

(三位启蒙思想家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于清朝的看法正好相反)

直到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中国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马嘎尔尼在来到所谓乾隆盛世后,发现中国饿殍遍地,百姓十分贫困,他们甚至会抢夺马嘎尔尼使团的剩饭,而官员们也经常随意杖责百姓,老百姓活的毫无尊严。伏尔泰除了中国历史是连贯的,孔子是世俗的这两点之外,其他的论述全都大错特错,甚至完全相反。

(马嘎尔尼到达清朝后完全击破了伏尔泰的臆想)

二、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眼中不可战胜的苏联

伏尔泰对于中国的幻想大错特错,但那时资讯不发达,错误还情有可原,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就很难让人理解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不仅最后被证伪,还让苏联严重误判国际形势,作出极为冒进的举动。

1982年,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在访问莫斯科后,宣称莫斯科的商品琳琅满目,街上车水马龙,物质极大丰富。他嘲讽当时对苏强硬的里根:

“美国有些人认为苏联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只要用力推一下就能把它推入悬崖,这只是在自欺欺人。”他批判里根遏制苏联的战略完全不可行,认为里根只是痴心妄想者,只看到了苏联的麻烦而没看到美国的问题,他坚定的相信,美国没有能力击败苏联。”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则表示任何认为东欧人生活在悲惨之中的观点都是荒谬的,是一种低级错误。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比亚勒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断言:

“苏联在下一个十年不会苦苦挣扎,因为苏联社会有着巨大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使得苏联能够忍受任何困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则认为:

“俄罗斯体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相比西方,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人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瑟罗更是认为

苏联的指令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1920年俄罗斯只是个弱国,而如今他可以和美国媲美,苏联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

当时的美国知识界,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苏联体制具有优越性,苏联的国力非常强大,认为里根想要遏制苏联的做法是痴人说梦。他们嘲笑里根是个没文化的白痴,只会依照浅薄的见识来判断国际形势。

就在他们发表判断10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迅速陷入了衰退。


三、傅高义的“日本第一”

还有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案例,就是傅高义的“日本第一”。1979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达到了美国的70%,大有超过美国之势,就在此风口浪尖的时刻,傅高义写下了《日本第一》,他在书中论证日本无论从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还是人口素质,都远远超过了美国,他认为美国正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输掉,日本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


傅高义提到日本的汽车业已经击败了美国。


一九五八年日本汽车产量不到十万辆。……,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的美国出口汽车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国内销售日本汽车二百万辆,日本国内销售美国汽车仅为一万五千辆。


日本工人的生产率远高于欧洲和美国。


日本工厂使用的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在一九七三年已超过美国。在一九七五年,一个日本工人生产价值一千英镑的汽车,只需九天,而英国利兰汽车厂则为四十七天。……日本钢铁工人每人平均产钢一百吨,英国为四百吨,到了一九七四年,日本钢铁生产率却比英国高一至二倍。


日本工人的平均生产率,足可以赶上美国勤奋的工人的效率。说到对企业的忠诚心,日本工人高出一筹,作业量也多。考察了日本工厂的大多数美国实业家,都为日本工人因罢工或缺勤而造成的时间浪费之少,感到吃惊。他们非常羡慕地说:“如果我们也有这么多的劳动力,那可就好了。”



日本人喜欢学习,知识水平,人口素质远超美国。


日本人为了投考大专院校,总要往脑子里装一大堆知识。这种装法,有时未免过火。但是,日本人在毕业之后,仍然好学敏求。他们对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等,莫不兴趣斐然。


无论报纸杂志或者图书,日本人平均比美国人读得多。日本大众媒体中,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媒体比例,也比美国高。1976年,日本报纸发行总量为六千一百万份,与美国相同,按人口平均,比美国多一倍。


日本人拥有更乐观的生活态度。


“日本人总是比别人更富于理想和上进心。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使外国人觉得,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在这些方面,日本人的水平不能不说高于外国。外国人时常误以为日本人是个机器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日本的城市景观和治安完爆美国。


城市设施周到,公共交通健全,售货员彬彬有礼,百货店花样繁多,琳琅满目,酒家饭馆精致高雅,既看不到流浪汉,也几乎没有什么贫民窟。


“在日本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在深夜走路。……日本人可以携带巨款走路而泰然处之。出租汽车司机似乎也不大在乎他必须警惕什么危险。……日本的犯罪记录比美国完整,……杀人、伤害、盗窃、暴行等主要犯罪的发生率,美国比日本高好几倍。自1960年至1973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110%,其他国家也是增加的趋势,唯独日本每年不断减少。”


在傅高义的口中,美国处处不如日本,日本处处强于美国,日本宛若初升的太阳,而美国将跌入谷底,傅高义的书在日美两国同时大卖,很多日本人深以为然,当时的日本舆论普遍坚信傅高义的判断,认为日本很快就会赢得胜利。


日本第一出版11年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一蹶不振。



四、西方知识分子“崇洋媚外”的真实目的

无论是伏尔泰,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还是傅高义,他们的结论最后都被证明大错特错,与真相相去甚远。伏尔泰写完风俗论80多年后,马嘎尔尼戳穿了大清虚假的盛世,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称赞苏联10年后,苏联解体,傅高义写出日本第一后1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一蹶不振。


这些知识分子的话对于称赞国往往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当时的苏联、日本或多或少都被这种言论所迷惑,最终高估自己的实力,无视自身的问题,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他们不明白,西方知识分子的言论远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的关注点仍是本国而不是他国。


伏尔泰构建理想的中国是为了针砭时弊,讽刺法国的政治,他赞美孔子的世俗主义是为了反对教会,赞赏中国皇帝是讽刺法王,提倡科举制是抨击法国的等级制度,伏尔泰论述中国不是真的想了解中国,而只是借中国的外壳议论朝政。


(西方知识分子同样以古讽今,借他国议论朝政)


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赞美苏联也是为了对抗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当时美国左翼支持反主流运动,质疑美国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苏联只是他们反对右派的工具,他们对苏联既缺乏了解也没有兴趣。


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则是迎合了当时美国的舆论环境,当时美国人普遍对现状感到沮丧,认为美国应该做出结构性改革。傅高义第一章的题目是美国的镜子,表明傅高义的真实用意是借夸赞日本让美国居安思危,通过变革改变不利的现状。


现今美国的加州学派也是如此,加州学派极力证明18世纪的清朝不落后于英国,英国产生工业革命只是偶然,认为没有西方的入侵,清朝也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加州学派的结论遭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抨击,认为彭慕兰没有考虑政治制度的因素,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


但彭慕兰的研究绝非单纯的学术,他迎合了美国去除欧洲中心论,去西方化的思潮,作为美国左翼和民主党的阵地,大学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彭慕兰是加州学派的代表,认为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纯属偶然,西方文明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西方知识分子“崇洋媚外”,构建理想的他国针砭时弊无可厚非,但作为中国人一定要保持清醒,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赞扬,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绝不可盲信。


我们绝不能将赞扬等于爱国,批评等于卖国,要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也是爱国的重要表现。唯有居安思危,广开言路,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不致因骄傲自满而陷入深渊。


对待西方知识分子的赞扬,我们要慎之又慎,辩证理性的看待,切不可被一时的奉承冲昏头脑。认知自己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才是国家强盛的正道。


(马丁雅克,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2050年中国gdp会是美国两倍多,西方世界将陷入衰落,中国将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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