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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韵（Yun Sun）
编译：陈安澜白广灿
审校：杜文睿
－本期编辑：杜文睿 李知非－
导言
近年来中印关系波澜不断。准确认识当前中印关系不仅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具有极强现实意义。本文作者以“局外人”视角，一方面试图解读中印自我定位与彼此认知，尝试厘清双方怨念来源，并评估重大外部因素对中印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总结国内知识界在中印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并预判未来战略方向和政策转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观点存在明显立场偏差与观点偏见，例如用等级观念诠释中国的区域外交观。这篇文章写于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而2020年6月以来中印互动局势已证明作者对于洞朗事件的分析有所偏颇。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仍具较高参考价值，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研究。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几十年来，中印关系蜿蜒曲折，边界冲突频发，包括1962年边界战争、1967年锡金冲突、1987年桑多洛河谷对峙以及2017年的洞朗对峙。长期以来，两国在边界、西藏大和尚、中巴安全合作、贸易、南亚及亚洲地缘政治等关键问题上仍有诸多分歧。
过去两三年里，中国的对印政策已发生明显转变。在2017年的洞朗危机中，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争议地区发生对峙，两国关系严重受损。这是中国更为积极修复中印关系的原因。此外，中国担心，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指引下，一个新兴的美印联盟逐渐形成。事实上，为庆祝建交七十周年，中印两国宣布拟举行七十场纪念活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和解昭示重大政策调整——对中国来说，这样的调整颇为罕见。
尽管近年来中印领导人高调互访频繁，但中国仍对印度的战略野心与意图心存芥蒂。这种二元性——表面上的官方和解与私下里的不信任及对抗——将会一直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印关系的曲折发展轨迹
中国信奉“强权政治”，相信面对印度具有天然优势。在中国的愿景中，亚洲格局具有严格等级性，中国位于最高等级，且并不认为印度能平起平坐。考虑到印度在南亚的历史影响力、作为地区大国的能力及全球潜力，中国对印基本政策围绕平衡印度域内地缘政治权力展开，包括支持巴基斯坦、发展与其他南亚小国关系等。此外，中国还试图阻止美印在亚洲结成共同阵线。中国希望在全球层面尽可能与印度建立“联盟”，加强双方作为“南方国家”的共同联系。尽管中印之间存在争议和分歧，但大多都能够得到管控，因为双方都不愿以激进方式改变现状。
自两国现任领导人就任以来，中印关系内含的张力显著上升。两位雄心勃勃的领导人都希望提升各自国家实力，并开拓国际影响力——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而莫迪则大力倡导“莫迪主义”。在双边层面，中国认为莫迪政府试图用边界争端、核供应国集团成员资格、马苏德·阿扎尔的恐怖分子指控、中巴经济走廊途经克什米尔等问题裹挟中国立场。然而，中国坚信自身对印优势，认为没有必要迎合印度，在上述所有要求上都拒绝了莫迪——尽管后来中国可能改变了看法。
中国的高冷和印度的挫败最终在2017年夏天的洞朗对峙中达到顶点。因“中方在中、印、不三国交界地区筑路”，中印军队对峙长达两个多月。这场对峙称得上中国近几十年来对印政策的分水岭。尽管两国都避免使用武力，但印度的强硬激进态度也使中国重新评估印度的战略能力和决心。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影响判断的偏见，改变“印度在区域权力格局中位于从属地位”的看法。
二、不对称的威胁感知
对中国来说，洞朗对峙引发了对印度威胁根本性质判断的思考。尽管中印国力对比悬殊——印度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却因威胁感知的不对称而处于不利地位。简单地说，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中国仅将印度视为次要挑战。中国国家安全焦点显然落在西太平洋。这种不对称的安全优先级意味着，虽然印度在国力、常规武器竞赛、核军备竞赛方面可能无法与中国抗衡，但其对抗中国的决心、关注中国的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对印的决心和关注。
因为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南亚也不是中国的主战场，中国希望节省资源，减少对印度方向投入军事和战略资源。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动员军队的能力是压倒性的，因此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在洞朗对峙期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被反复提及。
然而，中国不想与印度在边界或克什米尔问题上发生冲突。即使中国能够通过战争打败并遏制印度，回报仍然微乎其微，因为打赢一场战争无法解决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主要外部安全挑战。相反，中印关系破裂只会将中国薄弱的西南侧在中美对抗中暴露出来。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稳定对印关系，以避免陷入与美印两线作战，并尽可能减少干扰，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难度较高。对中国来说，中印两国的需求本质上是不同的、不对称的。印度要求中国作出的关键让步，比如边界解决方案和在联合国指认在巴恐怖分子，都是无法逆转的硬性承诺。而中国对印度的要求，比如保持战略中立、政治结盟，都是易于调整的软性承诺。尽管印度将解决这些问题视为给予中国信任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印对区域未来设想相互冲突，且中国不认为放弃自身影响力就能阻止印度未来采取敌对行动。
因此，中国对印政策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推动方向——一方面，中国衷心希望与印度交好，以便腾出精力来应对美国和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挑战，这能够减少中印间的信任赤字，加强双边联系，对中印关系产生积极导向；但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在区域地缘政治领域冲突频发，中国也对印度胸怀敌意，这解释了为何中印关系缺少实质性进展。
三、中国关于美印关系的讨论
由于美印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对印的不信任感随之增强。华盛顿在洞朗对峙三个月后发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试图在亚洲锚定印度的突出地位。正是美国为印度构建的角色，及给予的援助、盟友地位和因此产生的权力地位，促成中国迅速与印度和解，同时让中国及时止损，以防美印进一步趋近走向同盟。因此，当莫迪重申“战略自主”，不愿公开接受印太概念时，中国或多或少松了一口气，并相机推动对印关系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因如此，洞朗危机后双边关系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积极转向。
此后，美国成为中国对印政策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随着美印防务合作加深，中国除在海上面对美军外，还需在南部边界、印度洋同时面对印军的危险场景正逐渐变为现实。美印的这种防务合作不仅损害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稳定，削弱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影响力，还会阻碍中国在印度洋的力量投射能力，并可能从中东方向威胁中国能源供应。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美国为印度的背书和认可稀释并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并鼓励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对印建立更紧密关系。
本轮中印关系改善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中印友好关系主要受外部因素推动。如果华盛顿没有采取印太战略，并试图与印度协调立场，中国的对印政策轨迹会截然不同。洞朗对峙前后，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包括边界争端、南亚影响力之争、西藏问题、贸易失衡、涉巴问题，以及中印对区域秩序的巨大分歧——均未发生任何本质性变化。或许中国认为改善对印关系符合自身利益，但中国确实是在看到美国作出战略趋近印度的姿态后，决定对印进行进一步接触。
虽然中国在其地区秩序愿景中没有为印度保留一席之地，但美国却在印太战略中给予印度重要位置。特朗普政府的对印政策是影响中国对印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仅改变了中国对印度的战略重要性的考量，甚至推动北京改善中印关系。但是，如果中国经过评估得出结论：印度已成为美国事实上的盟国，那中国势必大幅度调整对印政策。
中国的南亚政策界目前正就“美印结盟的性质”和“印度的战略延展性”展开讨论。他们达成的共识似乎是，印度希望且需要依赖美国以平衡中国日益加强的区域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于，不确定印度将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合作并保持一致。
中国的智库观察人士及外交官并未对美印合作抱有很高期望。他们认为，印度和美国似乎存有一种内生的不匹配性。就战略文化而言，印度奉行不结盟的传统，而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恰恰是结盟。就战略目标而言，印度并不希望对华全面对抗，而促成中印对抗符合美国目标。就合作伙伴而言，印度寻求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包括美国的对手俄罗斯；就技术兼容性而言，印度无意完全放弃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使美国提出的互操作性大打折扣。中方专家认为，美印结盟缺乏系统性承诺和约束性操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时，美印同盟就会分崩离析。
与智库专家和外交官更关注外交和外交政策不同，中国国防战略家和安全专家更关注的是美印日益趋近关系背后的实质。这些专家认为，美国开出的条件对印度来说简直难以拒绝，双方合作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国防工业合作、军售以及信息和情报共享。中国的战略家认为，即便印度自诩战略自主，仍会被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所吸收，并深陷美国阵营无法自拔。
对中国强硬派来说，美国在物质和外交方面对印提供的扶持，已促使印方对巴基斯坦采取激进冒险政策，也使其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谈判姿态。在南亚地区，中国日益警惕莫迪破坏稳定的外交政策。从中国角度看，“莫迪主义”充满浓厚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莫迪近年来成功废除宪法370条，改变印控克区法律地位，以及通过充满争议的公民身份法案，这都强化了莫迪主义。此外，在中方看来，“莫迪主义”直接反映出印度极度冒险，或至少是“风险无感”的对巴政策。中国人天生质疑（发生在任何国家的）与激进内政相联的外交政策。中国也担心印度国内的民族宗教冲突可能会蔓延至边境地区。
四、南亚危机管理的启示
美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和协调关系对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中印关系表面上升温，但自从印太战略实施以来，中印之间的猜疑和根本敌意实际上不减反增。南亚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重大转变，将美国和印度推向一边，而将中国和巴基斯坦推向另一边。
这些变化的动态将对美国的南亚政策和今后的危机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未来在新印巴冲突中不太可能发挥建设性作用。在2019年普尔瓦马（Pulwama）危机中，中国像往常一样呼吁冷静和克制，但不少人质疑中国向巴基斯坦输送了了重要信息。中国可能日益将南亚格局视为“零和游戏”——印度取得的任何胜利都将被视为中国的损失，反之亦然。因此，中国更倾向于操纵局面，以提高相对美国和印度所获的战略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局面就是中国不要成为搅局者。
过去，美国在印巴之间的危机管理中往往指望中国提供建设性支持，而形成这一局面的先决条件是印巴两国的相对实力较为平衡。然而，中国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微妙力量平衡已开始向印度倾斜。如果巴基斯坦自身无法代表中国在南亚平衡印度的影响，中国最直接的补救措施就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加强巴基斯坦的实力，大规模注入资金和基础设施项目，重振巴基斯坦经济。不过，如果这一战略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中国可能会以安全援助的形式直接介入。
随着中国与美、印之间的竞争加剧，中国在危机情境下“施压”巴基斯坦的动机将日益降低。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如果中国对印让步，并抑制巴基斯坦，印度只会日益欲求不满。从中国角度看，美印新同盟使莫迪的冒险行为底气十足。例如，印度在普尔瓦马实行冒险政策五个月后废除宪法370条法案，这直接挑战中国的领土主张。对中国来说，无论向巴基斯坦施加何种压力，都不会被巴方视为出于善意，而是迫于印度实力做出的让步。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中国做出任何让步，印度将提出更多要求。
中国对南亚危机管理计算的微妙变化并不意味着其会积极促成或催化南亚地缘危机。考虑到中国“回应性”的战略文化，以及其战略重点仍聚焦西太平洋，中国故意促成对抗以改变南亚现状简直难以想象。中国过去往往采取外交斡旋的方式化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危机。然而，在南亚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和地缘格局中，防御心里变强且自感脆弱的中国不太可能发挥美国期待中的建设性作用。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起到更大作用：美国将管控南亚危机视为绝对优先事项，同时将中国的配合视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对美合作的机遇，以证明双方关系尚未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害。如果美国希望中国配合处理南亚危机，中国势必愿意合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缺乏促成长期解决方案的意愿，因为还要攫取美国对中国配合的需求——就像中国在半岛核问题上所做的那样。然而，鉴于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南亚危机管控也或将伤及无辜。
五、结论
尽管中国公开欢迎印度，并通过官方手段将中印关系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中印彼此的不信任和敌意由来已久。两国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且短期内很难调和。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努力稳定对印关系，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关系破裂做好准备。中印都是具有区域野心和潜力的大国。除非两国在区域地缘政治布局中达成妥协，否则中印两国的结构性冲突不可调和。而解决边界争端和贸易不平衡等内生矛盾有助于促成这种妥协。但是，在大国竞争和境内民粹主义的时代，想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本文编译自《War on the Rocks》网站2020年3月25日文章

原标题为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India
作者孙韵（Yun Sun）为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兼联合主任，及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编译：陈安澜 白广灿

本期编辑：杜文睿 李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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