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拔一千米的山顶，聊聊女权主义

在广州，如果你想和女权主义者做朋友，就得去爬山。

——在我刚搬家到广州的时候，朋友台风对我说了这句“至理名言”。

曾经不爱运动的台风女士

（图片如无说明均来自公众号“在野登山队“）

台风是广州在野女子登山队的创立者之一。2019年1月，“在野”在几位女性登山爱好者的推动下成立，两年来，已经由最初的不到十人，发展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女子登山队，预备队员达到400多人，正式队员也有近80人。

这支全女性的登山队如何诞生，和其他“普通”的登山队又有什么不同？是什么让女权主义者走进山野，用户外运动的形式来发展社群？

跟着“在野”一路上山，就能知晓答案。

“在野”两周年合影

（摄影师：MC）

在山上用女式小便器干杯

“在野”的行程通常需要一天的时间，早晨上山，傍晚下山，中途队员们会在山上找块空地，围坐在一起吃“山饭”。领队会事先提醒队员自备午饭，有什么吃的大家也会一起分享。体力比较好的人会自带便携炊具，现场做饭。

最近一次上山，领队欧阳做了手磨姜汁奶茶，大家一口一口分着喝。杯子不够用了，有人从包里掏出一沓纸质的女用站立式小便器，大家瞬间笑成一团。

“真的吗？要用这个来喝？”“有什么关系，折一下不就是个纸杯嘛！”

等着装奶茶的女用站立式小便器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站立式小便器”是啥，用过的人就来现身说法：放在什么位置、怎么导流、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野外可以用，蹲下尿会有虫子，还可能被草扎到。”有“高阶玩家”分享经验：不一定要用导流器，用手调整尿道口的方向，也可以站着尿尿。这一发言引发了新一轮的“学术探讨”。

一群女性聚在山上用女式小便器干杯——这一幕发生在女子登山队的活动上，好像是一件自然又有趣的事情。但若是放在不同的环境下，恐怕会惊掉一些人的下巴。2019年，就有女性因为举办了面向残障女学生的“站立小便实验工作坊”，在网络上被抨击为“模仿男人”，受到大量的嘲讽和辱骂。

对欧阳来说，这是“在野”最珍贵的地方：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些激进[1]的话题，尤其是和性别相关的话题。

领队欧阳：“还有一半就到了。”

“在野”的成立源于一次机缘巧合。欧阳和其他几位爱好户外运动的朋友一起去爬山，其中一位成员小镜肠胃炎犯了，大家连忙紧急下撤，一边轮流照顾她。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小镜印象深刻，她觉得爬山和徒步这样的形式可以让参与者更好地交流，增进感情，而且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女性增权赋能。平时大家参与运动，想找一个性别平等的户外团体也很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自己成立一个呢？

小镜向一起爬山的朋友们提出了这个想法，在她的主力推动下，成立登山队的计划被提上日程。

对于这个提议，朋友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考量。欧阳说自己当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觉得可以认识更多有共同爱好的人，多一点人在一起玩挺好的。另一位成员小海鲜认为，生活中属于女性的空间太少了，登山原本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她更希望在没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情况下进行；台风则希望登山队的活动可以创造更多探讨社会议题的机会。

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但都有相似的兴趣和理念，这让她们的关系迅速拉近。随着更多“有潜力”的人被拉进来，“在野”最早的一批成员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工作团队。

相互扶持.gif

当时在广州并没有线下的女权小组可以满足大家的社交和活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野”的诞生志在填补这一空白，也从一开始就以女权主义作为核心。

小镜和台风曾是广州“F小组”的成员，这一女权小组主要致力于以戏剧、读书会、观影会等形式普及女权意识，包括排演著名的话剧《阴道之道》。随着核心成员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广州，小组也渐渐停止运作。小镜一直希望可以在广州重建一个这样的小组，但再成立一个同类型的小组较为困难，而“在野”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户外运动，恰好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户外活动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租场地，因为“山就在那里，你去就可以了”[2]。避免了困扰很多小组的经费问题，剩下的就只需要团队成员“用爱发电”。大家平时都是业余参与登山队的工作，有了关于活动的想法就抛到团队群里，有兴趣的伙伴就会一起讨论如何开展。体力好的人负责探路，擅长“语言输出”的人负责主持活动，带大家聊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分工。

团队成员合影

第一排从左至右：郭晶、小镜、小海鲜

第二排从左至右：木子、台风、欧阳、灌篮、九九

每次登山活动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单身女性如何养老”“消除性别暴力”。这些主题都是成员们在群里讨论出来的，大部分都和身为女性的经验或自身生活息息相关。

疫情缓和之后的第一场线下活动，主题是“外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围坐在一起，分享各自在疫情之下的生活，以及对强制隔离、推行健康码等政策的看法。有人认为限制出行尽管带来了种种不便，也是为了保证安全的必要举措，要看到政策好的一面；也有人讲述了自己在隔离期间感受到的强烈压抑，和对公权力扩张的担忧。

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队员观点可能截然相反，但大家都保持友好交流的态度。台风作为主持人作出总结：网络上的公共讨论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如果这一对话发生在网上，很可能会发展为对立双方的相互攻击。而当大家在线下见面，面对的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更能看见事实的复杂性，接纳彼此的不同。无论观点为何，“我们现在能像这样聚在一起，看到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小镜（右）和另一位成员郭晶

（图片来自公众号“在野登山队“）

在线上的队员群里，和平友善的气氛则有赖于团队成员的努力。“社交达人”木子是队员群的主要管理员，日常负责在群里活跃气氛，偶尔也需要处理一些纷争。一次，有人因为“能不能摘除子宫”的话题吵得很凶，木子提出让她们不要攻击对方，冷静下来谈。尽管双方最后没有达成共识，但至少能够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木子觉得能有这个结果也很不错。

不少人的加入都是被“在野”开放包容的氛围所吸引。木子认为大家之所以能够对一些深入、“激烈”的话题畅所欲言，还是因为“在野”是一个专属女性的空间，因此大家才能不受干扰地分享经验、表达看法：从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选用什么样的经期用品一类的个人问题，到防治家暴、保护性暴力受害者等公共议题。

其实“在野”之所以成为一支“女性登山队”，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最初大家没有刻意限制参与者的性别，只是碰巧组织者和报名者都是女性。后来有男性朋友想报名，团队成员们才开始正式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她们得出结论：男女都有的登山队已经很多了。有男性在的登山徒步活动中，女性常常没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户外圈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很多深入参与过户外活动的人，甚至男性领队都有这样的感受。

在男性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的前提下，她们想把自己创造的活动机会更多地留给女性，“是经过实践和讨论才做出的决定，而不是想当然地排男”。曾经有不怀好意的男性试图混进群里骚扰，木子和团队的伙伴把他们踢了出去。“我们努力创造只有女性的安全环境，大家畅所欲言地去讨论自己想要讨论的事情。”

团队成员合影

沙发上右二为点点，左三为队员马户

不想被骚扰，就要去行动

成立登山队不只是说说而已，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团队的专业性和安全问题。登山和徒步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碰到意外，在野外遭遇危险也很难及时获得救援。欧阳就曾经对此表示担忧，她问小镜：“我们全部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都不是专业领队。你确定吗？”

小镜说没关系，即使大家知道“在野”不是专业的登山队，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团队的一些缺点。她想要的是和社群共同成长。

广州的徒步登山线路不算多，但成员们确实也没有太多经验，对大部分线路都很陌生。欧阳要求大家在带队进山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去探路，提前找好休息点，预估队员的体力，再决定最终的路线。大家对照着徒步软件，一条路一条路地“开荒”。

话唠领队小海鲜

为了在专业道路上更进一步，欧阳、木子和小海鲜都去考了户外指导员证。最厉害的成员是晓宇，她从初级指导员一路考到高级指导员，另外还考了攀岩和营地的资格证，去各种户外学校和登山协会接受拥有完整体系的培训。

晓宇加入“在野”的时间稍晚。第一次报名参加活动的时候，她已经有在登山俱乐部做兼职领队的经验，于是就穿着平时带队穿的衣服，带着对讲机，全副武装地去了。大家都很震惊：“来了个专业的！”她被当场“盯上”，很快被拉进了“在野”核心团队。

但即使是晓宇，在户外运动的领域也难免会遭遇性别歧视。晓宇在一家大型体育用品零售企业担任户外运动大使，能力在公司内部受到认可，还曾经被领导邀请开课讲户外的知识。但她在俱乐部带队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女生能做领队吗？

这时公司老板就站出来替她说话：“她很强的，她是高级（户外指导员）。你是什么，你连证都没有。”

晓宇的证书们

（图片由晓宇提供）

小海鲜也在一些商业队伍做过兼职领队和教练，她形容兼职的感觉“很痛苦”，不像在“在野”的时候，觉得“这才是登山，这才是享受”。不少登山队的性别观念都非常传统，分组的时候一定要男女分开，或者每一组一定要“阴阳平衡”。有的公司宣传语还会写：“来爬山吗？爬山就有女朋友送。”明明热爱徒步的女性数量也相当多，有的活动甚至超过一半参与者都是女性，但在这些队伍看来，她们好像是给男性参与者提供的“奖励”一样。

小镜联想到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女主角金智英和其他女性同学在大学登山社遭遇各种不公平对待，没有机会担任社长，受到言语性骚扰。直到十年后，她们才听说有个学妹当上了社长。这一剧情真实反应了现实中女性登山者的处境。

被忽视、安全性受威胁、行动被控制与指导——这些都是女性在公共空间可能遭遇的负面经验[3]。女子登山队正是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而存在。欧阳说，有时在路上碰到一些不友善的“调侃”，例如“怎么没有男生跟你一起爬”“你有没有男朋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而当一群女性在一起，大家就会每人怼一句，怼到对方无话可说，“特别的爽”。

团队成员合影

左四为勾勾乐，右一为Lillian

右二为队员阿洁

除了明显的歧视行为，女性在户外也很容易成为受“关照”的对象，需要分工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被分配到更轻松的任务。但“关照”的背后，其实是女性的能力没能得到承认。许多人似乎很难想象女性也能拥有优秀的体能。木子作为队员参加商业登山队的活动时，经常因为“走得比男性领队还快”而收到别人惊讶的目光。有人对她说“你让我们男的很没面子”，木子说：“勉强啥呢？老老实实承认不如我不就好了。”

她记得自己有一次在“在野”的活动中负责押队，中途和队员们一起停下来休息。迎面走来一位大叔，问她们要去哪里。听到答案后，这位大叔非常笃定地说：“按你们这个速度，天黑之前肯定走不到。”

有的队员听了很生气，对大叔说：“走你的路吧，关你什么事。”木子有点不好意思，在一边打圆场。不过她很快发现，大叔说的话有夸张的成分：她们按照原来的速度前行，顺利地在天黑之前到达了终点。“可能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女生不行。”

领队晓宇

（图片由晓宇提供）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野”正在做的也是“开荒”的工作。晓宇把户外圈对女性的偏见和尚待提升的环境保护意识放在一起做类比：人们把果皮随手扔在山上，不是因为素质低，只是因为尚未具备相关的知识，不知道果皮降解需要多久，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同样地，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不过发展了三四十年，女性身影的出现还要更晚，人们的意识尚未得到提升，对女性的印象还停留在“柔弱”和“需要被保护”。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改变。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去行动。”晓宇认为，“在野”的工作，或者说女权主义者的使命，就是从自身做起，通过行动去粉碎这些刻板印象——即使是一点一滴小小的行动。

向上攀登，向下看景

除了登山之外，“在野”也组织过工作坊、观影会一类的室内活动。一次，一位队员听说她们想开展反家暴主题的活动，推荐了一部反家暴纪录片《超越·爱》。这部纪录片讲述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邀请13位受暴妇女攀登台湾百岳，以“冒险治疗[4]”的方式进行赋权。她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各种训练增强体能，克服恐高的情绪。从开始的退却，到跨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后的喜悦，在这个过程中，受暴妇女经历了成长，也形成了一个彼此信任的互助团队。

用运动的方式为女性赋权，正是“在野”的工作目标，因此大家都对这部片子充满期待。小镜和小海鲜联系上妇女基金会，辗转拿到了片源，在线下举办了一场公开放映会。

在放映现场，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爬山使受暴妇女获得了力量感，但当她们下山回到原来糟糕的环境，这种力量感还能持续下去吗？在山上看到的风景，能够帮助她们改善现实的生活吗？

作为从事妇女儿童服务工作的社工，小海鲜从工作者的角度做出了一些解读。她认为，长期处于暴力的环境中，会让人产生“习得性无助”，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而当她们突破困难，完成了一项看似绝无可能的任务，她们的内心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环境依然恶劣，但至少她们相信自己拥有改变的能力，也就有勇气对之后的生活做出选择。

《超越·爱》剧照

（图片来源：台湾女性影像学会）

欧阳觉得自己暂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很好的解答，但她确实从“在野”的活动中观察到“冒险”之于女性成长的作用。她发现，热爱爬山和运动的女性，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女权意识”，原本以为“在野”需要做很多女权观点的普及工作，结果反而吸引的都是理念相似的人。

想想也很自然：当你攀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当然就不会再相信“女性能力有限”的谎言。无论是在爬山过程中相互帮助、一起反驳路人的嘲笑的时候，还是每一次觉得自己不行了，又一鼓作气爬上去的时候，都是重新感受到自身力量的时刻。

“在野”的同伴为欧阳提供了深刻的联结，只有在这里，许多话题才有谈论的空间。而在欧阳工作的单位，她和同事完全没法聊社会议题。当她指出一件事是不公平的，别人不会表达相似的感受，只会劝她不要再谈，让她感觉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有人可以一起讨论，就算不能改变什么，已经是蛮大的安慰。”欧阳觉得，正是因为有伙伴们的存在，她才能够不受外界麻木的环境所同化。她希望“在野”能够继续发展，除了女权社群，也能吸引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希望她们和我们一起玩、一起爬山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觉”，即使去到不友善的环境中，也有力量反抗。

队员沿途带走山上的垃圾

（图片来自公众号“在野登山队“）

小镜和部分成员正在参与“在野”app的开发，目标是扩大影响范围，将活动推广到更多城市。她说，“在野”就像一棵许愿树，帮她实现各种各样的愿望。现在这棵树正逐渐成长，酝酿着开枝散叶。

台风也通过“在野”尝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如主题为“女性与运动”的T恤绘画工作坊，以及尚在策划中的豆本工作坊。她不断产生新的想法，试图留下更多的东西：“希望我们的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会成为其他女性的经验。”

团队成员合影

右一至三：小利、西施、佳肴

左一为队员程琼

晓宇形容“在野”给了自己“灵魂的滋养”。在这里，她遇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想说的话都有人懂，觉得自己“整个人生都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光亮”。即使疫情期间被困在老家，她还参与了台风发起的“反家暴小疫苗”活动，借机和家人讨论了家暴问题。她的奶奶也陪她一起进小区贴“给邻居的一封信”，呼吁居民关注家暴，这一“成果”让她觉得特别有意思。

小海鲜搬家到了深圳，参加活动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线上和大家保持联系。她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提到“在野”，哪怕面试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提到自己喜欢户外运动，再深入一点就会聊起“在野”。她有种奇妙的感觉：自己和团队中的一些人并不算深交，但莫名就对她们感到很亲切，即使离开了，内心也有复杂的感情。“在野”仿佛在她的生活中留下烙印，占据了她记忆中一个柔软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