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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各种黑天鹅击穿了茧房墙壁，人们被迫离开茧房给自己营造的舒适区，直面现实世界时，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便会直接因意见不同而剧烈争吵起来。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戾气横生的状态，原因就在这里。
 文 / 施展（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今天推荐的书是施展的新书《破茧》。继《溢出》施展老师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后，在《破茧》中他重点探讨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以及当今社会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时代的未来秩序做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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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出自施展老师。
“中美关系”是时下人们关心的话题，但自2018年4月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关系一路恶化，甚至很多人都在担心会不会擦枪走火引发热战。
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与这些年来因中国经济成长而加剧的美国社会内部撕裂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一轮的创新经济，产生了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中国因为一系列历史机运的时间耦合，获得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奇迹是“被崛起”，是被美国的大规模外包需求拉动出来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拉动，中国经济仍然会成长，但是路径、速度很可能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越发把自己的比较优势聚焦在创新产业上，中国则在中低端制造业上获得越来越大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全球经济循环结构。我们发现，美国的创新产业与中国制造业紧密结合，双方都获得了更大的机会，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则被甩在了一旁，美国的创新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弱，开始形成美国内部的产业撕裂。
产业撕裂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撕裂，这次美国大选如此一波三折，不过是其社会撕裂的政治表现。
美国的创新产业与美国的传统产业，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结构、政策取向很不一致。其创新产业与中国制造业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希望与中国更多合作，联手把蛋糕做得更大；其传统产业则与中国制造业有着竞争关系，希望能排除掉中国的竞争，但美国传统产业并且不是中国制造业的对手。美国内部两种产业的差异性诉求，演化为特朗普政府有着民粹气质的政策取向，并与中国打得不亦乐乎。
有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再来预想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能的政策取向就会发现，拜登政府受制于同样的撕裂现实。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放任撕裂，而是会努力去弥合；但是努力弥合就意味着，拜登不可能无视传统产业的利益诉求，因为传统产业所涵盖的群体也占了美国近一半的选票。这也就决定了拜登的政策取向不会是跟特朗普相反的，而是会有着相当的继承性。
中美之间的对抗，以及美国政策走向，原因皆于此。
然而，中国当下的一些关于中美问题的分析，很多都是单线条的、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分析。
比如网上常见的一个说法：中美两国之所以陷入对抗，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老大与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战。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老大与老二是同态竞争。比如“美团”与“饿了么”可能“必有一战”，但“美团”与“海底捞”虽然都是广义餐饮业，却不是同态竞争，不会“必有一战”。即便海底捞市值再高，可以与美团市值做个比较了，但考察公司的战略时并不是只有市值这一个指标，公司的业务形态是更值得关注的。
有人说中美关系就是老大与崛起中的老二的关系，判断排名时所依据的标准是GDP。用GDP来判断两国必有一战，而不去考虑两国的经济结构，就像仅仅用市值来判断美团与海底捞的关系一样荒唐。
既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为何美国又会对华为、字节等数字巨头下那种狠手呢？仔细观察一下又会发现，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多，海尔、TCL等传统产业的巨头并未被美国单独针对，被针对的都是数字巨头。
原因在于，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溢出效应很不一样。
各国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等都会有差别，在传统产业时代，这些差别基于国界可以形成物理性隔离，贸易不会产生多大的制度溢出效应；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受国界限制跨国流动，而各国的数字安全规则、隐私保护规则等都不一样，这些管理规则上的差异又与各国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直接相关，从而以数字巨头为载体，就会形成很强的制度溢出效应。
美国下狠手，是想要努力排除掉不想要的制度溢出效应，这种动作不仅美国在做，别的国家也都在做。谷歌、脸书无法进入中国，它们在欧洲同样遭遇到极为严格的监管法律。
这些事实都是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释不了的，必须看清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别才能解释。
那么，网上出现大量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分析的根源是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看清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位？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和特殊性又在哪里？如果光看到特殊性却看不到一致性，一定会导致中国和世界的对立；如果光看到一致性看不到特殊性，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观念立场很正常，但是现在网络上的争论经常会把观念立场的不同上纲上线为爱国与否的问题，上升为对人品的攻击，很少看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冷静思考与讨论，看到的更多是各种相互攻讦，不以辨清事实为旨归。这样一种恶劣的网络舆论状况，导致我们在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变幻不定的时候，无法冷静、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反倒在各种民族主义狂热中被席卷着身不由己，这对中国并非好事。
网络上的这种舆论环境与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信息茧房”直接相关，它不仅强化那种脸谱化的思维方式，更造成了社会的撕裂。
“信息茧房”指的是推荐算法会不断把你感兴趣的内容推给你，你所能接触到的信息看似丰富无比，实际上内容高度同质化，很难看到不同观点。长此以往，人们就丧失了与不同观点共处并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从线下的重社交关系，转为网络上的轻社交关系，人们无需考虑什么抬头不见低头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问题，一言不合即可大打出手拉黑走人，对自己也没什么影响。长此以往，人们也丧失了与不同观点进行理性辩论的习惯。
一旦各种黑天鹅击穿了茧房墙壁，人们被迫离开茧房给自己营造的舒适区，直面现实世界时，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便会直接因意见不同而剧烈争吵起来。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戾气横生的状态，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状态是否有可能获得改变呢？这里可能蕴含着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演化过程。
信息茧房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模式，只要是好的商业模式，就一定会出现并扩展。但是，信息茧房也会给使用推荐算法的公司带来一系列反噬效应。
比如抖音，其推荐算法强化了信息茧房，也就间接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上升。当抖音在面对美国的巨大压力的时候，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反倒大幅压缩了它的言论空间、决策空间，它遭遇到了反噬。
在未来，企业都会逐渐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反噬效应，推荐算法本身很可能会演化出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要保证不会把人给困在信息茧房里面，这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善良，而是因为这样才符合它们的利益。如果推荐算法在今天会让这些企业养蛊自噬，那么在这种恐惧下，一种新的商业伦理就可能会浮现出来。未来突破信息茧房的前景就在此。
这样的一种商业伦理，很可能会在一种新的商人自治秩序当中浮现出来，它很可能意味着数字时代的一种跨国性商人自治秩序。在今天的处境下，如何构思这种跨国性自治秩序，它与一种更加健康的社会生态是什么关系，它与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局势又是什么关系，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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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一书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未必正确，唯愿以此书为契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讨论相关问题；书中给出的答案就像靶子，可以作为讨论或者批判的话头。倘能如此，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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