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外公有很多女儿,两个儿子。
   外公是长子。
       外公的父亲是江西省奉新县颇有名气的才子,18岁中举,后京师大学堂,家住南昌,在赣州工作,但经济状况一般。外婆的父亲可能是奉新县当时比较突出的财主(从凌晨去米店学徒到自己成为米店老板,也有农田)。外公外婆是当时典型的结合模式之一。
    外公与其父亲一样寡言少语。小时候大家还在吃饭,他可以先到一旁拿起德文书看起来。他不仅继承了少说的基因,而且经常过分礼让,满足其他人不讲道理地要求而帮忙(例如专业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也同意互换,对方是他的“好朋友”,称分配给我的专业我学不会,反正你厉害容易再学会,你转专业教书,我不转。无论家人如何指出这不公平,外公也同意)。这一基因/品行遗传到我的四舅,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时不说什么,但观察其他人需要什么,赶紧帮忙,忙完又“退居二线”。
    1977年底,外公曾到南昌开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高考复习,可能看过我复习的情况,回武汉路上,外公给我写了一个解题方法,我一直保留,从南昌带到上海,上海到旧金山,旧金山的波士顿,波士顿到圣路易斯,圣路易斯到芝加哥,芝加哥到北京。
   1978年初,二姨妈和姨夫辅导我功课期间,有一、两个星期是外公与我独处,一道到食堂打饭,那是听他说话最多的几天,主要是他发表感慨。
    外婆对一家影响很大,也非常好。外公的母亲不能算好的婆婆、恐怕也不能算最佳母亲。而外婆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非常好。外公在上海读同济大学机电系,是外婆家供的,而且还与一位同学共有一辆小汽车,在1930年代的上海。外婆的嫁妆供养了一家九口十几二十年。外婆抚养、教育孩子非常好,全家七兄妹和和美美,团结互助。七个生存下来的孩子全部读了大学(两个女婿念了研究生),最小的外孙小时候也是外婆带的,小学移民美国后,本科期间3年就完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毕业要求。
     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太外公有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后来读北京大学。外孙是六十年代的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
     长子长孙是我的大舅。1950年入学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专业与屠呦呦一样,好像是高屠老师一班。
    家人建议他读医学院,大舅怕上解剖课,躲到药学院,结果没能躲过解剖。
    他毕业时北京大学医学院再次独立为北京医学院。他后来长期在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工作。我在上海念研究生的两年,周末大多是自行车沿对角线从上海的西南到东北,听舅舅讲人生哲理。他的文字非常好,可惜当时无发挥之处。如果现在还在,可以用于教育我,那么我的中文也许可以不永远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程度。
     二舅与大舅不同,强于理工科,1951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理论上考上了清华大学,但被同学揭发,那时不允许转学,所以仍然毕业于北方交大。留校几年后,对社会没有兴趣的二舅被发动后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是很好区别”为第一罪状获得了朱镕基总理当年也共享的称号,但没有朱总理那样的上级保护,下放铁道、农场、外地铁路局几十年。喜欢文科、相对有很多观点的大舅无事,而小学听父亲闲谈就对相对论感兴趣、对社会一辈子没有兴趣、沉默寡言的二舅获得称号和待遇,令很多人长期不解。但二舅又基本从来不说北方交大的情况,所以难以揣测,至少我十几岁问他的时候问不出来。(二舅与外公下围棋)
    三舅是我家的智力高峰。他小我母亲两岁,5岁就随姐姐上学而且同班。我母亲一直觉得自己不聪明,我后来安慰说莫扎特的姐姐也倒霉,她可能是百年难遇的音乐天才,可是同台演出的是千年难遇的弟弟。(当然,这也许夸张。)
     三舅是1953年江西高考第一名,入学北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五年每一门专业课都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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