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也许难以想象，腾格尔的人生中有过三次“自杀经历”。
第一次是在1973年，正值文革时期，那时候腾格尔十三岁，在一次学校中与同学的斗嘴中惹了祸——青春叛逆期的男孩争强好胜，相互在口头上比高低过嘴瘾，用“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之类的句式进行即兴Battle，腾格尔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在当时不可能被压倒的punchline，说我是毛主席。对手虽然也是十几岁的小孩，但是显然政治觉悟比较高，深知对方这一出手自己不可能再进行辈份叠加式的反击了，于是当场认输，并转头就举报。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在学校的恐吓与氛围的压迫下，腾格尔对于即将承担的后果十分恐惧，于是写下了遗书选择了轻生。70年代的内蒙古鄂托克旗，还没有超过两层的楼房，他找到了当地的一座还在施工的剧院准备跳楼，幸亏看到遗书的哥哥及时赶往才制止了不幸的发生。
几十年后在访谈节目中腾格尔提到这次年少轻生经历，他依然认为那绝不是小孩子懵懂无知不明白死的可怕与严重性的胡闹，而是有着年幼却至深的绝望与恐惧，访谈中的他已年过半百，他为何认为那次年少的轻生是严肃的，想必是自我感知到那次决绝的冲动，与此后几十年中另外两次想一了百了的心境是一致的，它们源自于同一种内心黑暗的感受。如今腾格尔在舞台上唱着各种网络神曲并颠覆性地演绎着女歌手的作品，网民在弹幕中大喊“萌叔、搞怪、毁灭式唱法、逼疯原唱、唱法如开着方形轮胎的拖拉机奔驰在大草原”等等戏谑型的描述，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舞台中人的内心深处其实有着浓重的死亡氤氲与世事悲凉。
而后的两次，一次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腾格尔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初出茅庐、九十年代初事业的一帆风顺、各类奖项加身、以及大陆首个台湾开唱的风光之后，开始步入事业漫长的低谷期，从小过着游牧民族生活的他，对钱缺乏概念，一度挥霍无度花光了积蓄，并在那个时期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感觉自己的事业也只是昙花一现，种种痛苦交集在一起，感觉身陷绝境，顿时万念俱灰，准备一了百了；一次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此时华语乐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港台流行全面攻占了年轻人的视听世界，腾格尔的音乐已无法再引起全民轰动，几张专辑都未能再重现过去的辉煌，他自感已经脱离于这个时代，同时自己开了四个酒楼，不擅生意与人情的他赔得一无所有，让他又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腾格尔自述设计了好几种极端方案，他形容当时的自己，躺在床上浑身无力，不想见任何人，甚至连死的力气都没有，发着高烧想直接这么死过去。如今看这描述挺像是抑郁症的状态，而这一次拯救他的，是2000年《天堂》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腾格尔事业迎来的一个新的生机，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除却第一次，其实后两次的轻生经历都与事业的起落有关，事实上，当身处名利场，曾获得过极大轰动的歌手，除了极少数的如窦唯这样的避世者，以我看绝大多数艺人的抑郁倾向，都和事业的低谷期有分不开的关系，号召力的丧失，大众层面的失语，都是主要的诱因，再引发出更多的精神困境，尤其是曾经站在过众所瞩目的位置上，从事业的巅峰跌落，尽管多年后很多艺术家都会讲述得云淡风轻，认为那些关注度都不重要，然而很多艺人从内心的黑暗走出来的同时，都伴随着事业开始回春的迹象。
这点腾格尔倒是从未避讳过，他曾经询问自己懂心理学的朋友，朋友的解释是，早年穷伤了，穷怕了，导致潜意识里对贫穷的反应过激，防卫过当，因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挫折与低谷会引发早年记忆创伤，随时都可能带他引向一段黑暗的生命低潮。幼年家庭贫穷，跟着姥姥在草原上风餐露宿，因没钱差点与大学失之交臂，曾为了吃一顿羊肉甚至愿意去卖血，这些都是刻在腾格尔生命里深刻的记忆创伤。
所以如今，他不断唱着年轻人喜欢的歌在这个时代保持着高曝光度，不让自己隐没于时代与喧哗之中，与其说有什么目的，不如说是本能的驱使，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腾格尔曾说，钱买不到幸福与快乐，但是没有钱，自由与尊严都是幻觉和空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接着的后一句，他说——
“这绝不是什么人生大道理，对我来说，只是悲惨的经验。”
二、
如今在网络上，腾格尔被网民们称作为“国家队”，“国家队”这个词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来源于B站网友，除腾格尔外，同样在网络上人气很高的“国家队”成员还有毛阿敏、刘欢、韩磊、韩红、谭晶、龚琳娜等等，网友经常形容国家队的业务能力是“对流行歌坛的降维打击”，国家队在年轻一代看来代表着一种由官方认可的、有体制头衔的、具备庞大资源、以及背后有坚实后盾支撑的艺术家，这其实与后浪们在B站上对国家与宏观层面的众多领域的自豪与狂热是很一致的。
所以腾格尔大规模翻唱神曲，难免会听到一种声音，身处艺术殿堂的艺术家去唱流行歌与网络神曲，阳春白雪成了下里巴人，是对自己艺术生命的破坏，并为他感到可惜。
这里面有种网友对“国家队”的微妙认知，国家队在大陆还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歌唱家，主要是指演唱能力，是一种特定称呼，虽然说上述这些都是“国家队”里的流行歌手，但如果你要放在其他地区的流行歌手身上，比如称齐豫是歌唱家，张惠妹是歌唱家，那就显得有些奇怪，尽管她们的业务能力也绝对配得上这样的头衔。歌唱家在演唱能力上确实是扎实饱满、功力深厚，多数都有一个“宏大叙事”的声音，然而这并不代表其音乐性与艺术性的高深莫测，他们的深入人心，反而恰好在于其音乐上的大众化与通俗性。
这里就需要说到大陆乐坛很特殊的地方，一般来说，我们看世界乐坛，一位殿堂级歌手的地位往往是与完整的专辑作品挂钩的，欧美的大师级歌手都有诸如滚石500大专辑加身，在港台乐坛也同样如此，提到罗大佑，你便能说出《之乎者也》、《爱人同志》等留名流行史的专辑，然而在大陆，歌手地位却并不依赖于高艺术性的、概念完整且具有深刻人文价值的专辑作品，提到毛阿敏、刘欢、韩磊、韩红等，你当然知道这是内地乐坛的巨将，但是你很难讲出他们有哪些代表性的专辑，那个年代的这一批的内地歌手是没有专辑概念的，通常他们的专辑，更像是融合了红遍大街小巷的金曲、热门影视主题曲、民歌翻唱、具有影响力的主旋律歌曲与若干原创作品的大杂烩，在他们成名的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电视媒介是制造全民影响力与作品传播的最大力量，他们依靠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歌曲、晚会歌曲、音乐电视与主旋律场合表演的影响力，获得深入人心的国民度与巨大感召力。
腾格尔虽然未像上述那些国家队成员那么依赖电视媒介，但他从一开始同样走的也是“群众路线”，他成名于大陆乐坛的“西北风”时代，演唱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走红，而后在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主流民歌、摇滚音乐与民族融合的道路上进行着自我探索，腾格尔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带有蒙古音乐的风格、唱法、曲调、配器等民族元素融入在流行音乐中，并且形成了极为广泛的大众共鸣，这种共鸣恰好也打到了蒙古族以外的普罗大众对于自然、生命、家乡、亲情、回归、修身等等命题的共通追求上。1993年成立了苍狼乐队，苍狼乐队的作品可以听到那个年代的中国摇滚以及崔健对他们的影响，但是作品并不像崔健那样对于时代、文化、政治、人性与体制有着深刻的探讨，苍狼乐队1997年的专辑《出走》有艺术化的倾向，如今听来是有非常多可能性的一张专辑，但是那个时期已处于腾格尔的事业低潮，无论是听众基础还是受众的审美层次，都不足以让他们在艺术化的音乐版图上进行着更进一步的持久性的开拓，值得一提的是，苍狼乐队的张全胜在2006年组建了另一只以蒙古族音乐为根底的乐队，但是更加世界音乐化与艺术化，也就是在第四季《歌手》与去年的《乐队的夏天》中所被人熟知的HAYA乐团。
其实通过看腾格尔的访谈便能知道，他是一个并没有太大艺术野心的人，他的价值观、艺术观、人生观都非常朴实传统，他不是那种思想复杂深刻、活得另类激烈与世俗格格不入的艺术家，反而是一个根植于生活、热爱世俗生活、重视亲情、喜欢交友与醉酒，时常会被世间那些最朴实情感打动的世俗艺术家，腾格尔判断自己的作品好坏的一条很重要的价值标准就是，是否被人民大众所喜爱，演出时当地群众的热情，偶遇会唱他的歌的普通人，甚至是一条听到他的歌就兴奋嚎叫的狗，都会令他快乐且感动，在他的音乐观里，他少有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追求，所以这两年当被记者问到为何要唱那么多神曲时，腾格尔说，生活在这个年代，我想给你们服务，你们喜欢什么东西我就玩什么东西，高高在上不行。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音乐观，但这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与我所观察的和他的价值观非常一致。
当他的访谈节目看得越多，我倒越喜欢腾格尔这个人，他是难得的毫无爹味，尤其是在如今的综艺节目里，男性功成名就者一旦上了节目，非常喜欢对着年轻一辈指点江山，但他反而非常谦逊且坦诚，在有次采访中，他表示现在年轻一代唱歌厉害的太多了，自己简直比不了，这是绝对的谦虚了；在被问到自己那些经典名作的创作灵感，很多歌手会描述得玄之又玄，给它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光环，而腾格尔却毫不掩饰地说，就是从苏芮的歌曲里扒带扒和声来写的，毫无将创作体验神秘化的倾向；他听到一对蒙古族夫妻唱歌，令他感动得落下泪来，觉得他们有来自天然与内心的声音，相较之下自己简直不配被称作歌手。
更难得的是，腾格尔其实很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他可能是内地70年代最早的一批听邓丽君的人，唱过很多邓丽君的歌；后来喜欢苏芮，去分析她的作品和声与作曲，开始融入进自己的创作里；他听到崔健的作品，深感这才是具有时代感的歌，将自己写好的二十几首歌全部付之一炬；九十年代初，他是第一个去台湾开唱的大陆歌手；在内地摇滚盛世到来的前一年，他组建了自己的苍狼乐队开始唱摇滚……如今在神曲、短视频、社交媒体已成为时代主流，B站已是年轻一代主流生活方式一部分的当下，他的选择与这些新生事物都紧密捆绑，若是了解他此前的音乐道路，就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与此前他的每一个十年的眼光与选择都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能够做到内心自洽，一定不要忽略了自洽的重要性，这个时代，不乏很多艺术家刻意放低品味主动迎合大众去获取流量，但是，如果不是真的内心能认同，或者说赋予自己一个真实的理由去认同，那么长期违背内心去做这件事，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更是无法持久去做的事情。看到一些评论认为，腾格尔是故意搞笑或是恶搞地在唱这些歌，有哗众取宠之嫌，但看他在采访中聊起这些神曲，会发现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笑的事情，而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件工作，他也并不认为这些歌庸俗，反而觉得是新一代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你看他唱这些歌的状态，依然像唱蒙古歌一样深情而用力，而那份让观众觉得好笑的违和感，恰来源于这种认真的卖力、唱法本身的鲜明个性与低适配性（某种意义上也是高适配性），但在演绎者自己的内心里，却能够达成一种自我认同，这种自洽与他的谦逊、无精英意识与不自恃甚高，其实都有不分开的关系。
所以说，当自身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全感、贫穷的记忆创伤、朴实的音乐观、毫不高傲自大、跟随时代的意识，种种内在缘由聚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腾格尔。当然，如今他在各大晚会上都成了一道“热门风景”，也许从电视台或主办方的角度来想有些“别有用心”，但从歌手自身来说，只要内心能够自我认同，或许也知道对方有些“别有用心”，但他的善意、谦逊与世事经历也让他保持着一种“难得糊涂”，双方从不同的出发点上，让大众的反馈经过了对艺术家的宽容、猎奇心的狂欢、新世代的趣味、网络语言的褒贬不明、时代性的严肃消解、以及歌者内心的自洽，竟也达成了一致。其实人生中的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都是不可深究本质的、由公心与私念、真实与假象、心知肚明和难得糊涂所共同达成的一种平衡。
三、
在今年的B站跨年晚会上，腾格尔与《说唱新世代》选手subs、斯威特、石玺彤同台合作了一首《今天要做元气er》，EDM与说唱腾格尔都不是第一次尝试了，他那直抒胸臆仿佛调动起五脏肺腑的力量型唱法，运用到说唱中被网友称作是“硬核说唱”，是既有理又戏谑。看过B站跨年晚会的想必会对这个表演的舞台印象深刻，设计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元气食府”，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场景里，来往之中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讲述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这是一首唱给“打工人”的深夜治愈与鼓舞之歌，在舞台表演中，几位歌手都各自着扮演着一种社会角色，石玺彤是初入职场的元气小妹，对未知的一切充满好奇和期待；subs是怀才不遇的社恐青年，不愿虚与委蛇，想放下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追求自己的理想；斯威特代表着中年社畜，KPI、996、加班，为了家庭咬牙奋斗，是真实的打工人写照；腾格尔是面馆老板，用自身经历、过来人的故事，鼓励青年人，破土新生。
（点击观看B站跨晚现场版《今天要做元气er》)
就像这首歌的表演中腾格尔的“面馆老板”形象，在他的真实人生中就曾真实地体验过，九十年代他曾在全国开过四家酒楼，这酒楼按他的讲述来说几乎就是给亲朋好友们吃喝而开的，朋友口中的他，爱请客、真性情、不计较，最后开酒楼的结果就是赔得血本无归。不知在饰演这“面馆老板”时，是否曾想起过自己的这段过往，体验过众星捧月、前呼后拥，也经历了许多朋友间生离死别、恩怨纠葛，多年后提起说如果那时这些钱都用来买房，也许如今是另一番光景，但腾格尔依旧认为那是一段人生不后悔的经历，虽然最后赔到一无所有，但是那段人生却更能让他看到世事人心，看到人性不同的复杂面，也更能看得清自己，看清一个若不是置身于这真实环境中，也许一生都不曾看到过的自己。所以在《今天要做元气er》中他唱着“时光啊，会解答，现在揭不了的伤疤”，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感悟告诉在社会中拼搏的年轻人们，当下的艰难、犯错、吃亏、受伤与质疑都是人成长中的必经之路，是人生中的某些重要答案最宝贵的揭示与启迪。
不仅是“面馆老板”，连subs、斯威特、石玺彤的三种角色在腾格尔的人生经历中都曾真实地扮演过，当年刚去天津的他，身份特殊，语言不通，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十分格格不入，之后进入体制内工作，不懂得体制的规则与人情世故，因此失去了晋升与分房的机会，而后声名大噪，但也因不了解社会的潜规则，多次被演出方克扣了演出费用，当年的他只能隐忍，直到多年后才在自传中写了出来，他形容自己“蔫脾气、好说话、易通融、不生事”，这是他做人的性格，但也是容易被他人侵占利益的弱点，在《天堂》大红之后，市面上以他的名义与商标进行侵权的公司有十几家，开酒楼赔到一无所有之后，他也曾想远离社会的乌烟瘴气与世事纷扰，想回到草原去放牧，就像如今的青年一样，随时都想逃离竞争压力庞大的都市生活，但最终还是会咬牙坚持下来；成名之后，他是乐坛劳模，曾六十个小时上万公里的连转演出，尽管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了吃一顿羊肉卖血的他，早年的贫穷记忆创伤与自杀阴影令他停不下来；然而同时，他的音乐又以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对家乡的深切眷恋，融于天地间的广阔心胸，带着对生灵与环境的悲悯之心，让人们在压力重重的社会生活中听见回归天然与归属的呼唤，令内心进入到一个短暂的休憩之境。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是众多角色的集合体，在城市与社会这复杂的修罗场中，我们是历炼者，也是组成者；是相互的合作者，也是彼此的竞争者；是某种环境的格格不入者，但也是另一领域的如鱼得水者；是需要释放与宣泄的倾诉者，也是在某一个时刻为朋友忧虑的倾听者。社会环境既映射着我们的性格，处境却也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有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而有的身份也许自己都不知道，需要被深一层地挖掘，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有一个H5小游戏，大家可以前往测一测自己的隐藏职场人身份，也许结果会令你自己都意想不到。
四、
某一年《亲爱的客栈》的取景地在内蒙古，于是邀请了腾格尔作为其中一集的嘉宾。腾格尔刚出场时看得出他不善言辞，气氛有些冷，于是在餐桌上他为了活跃氛围，主动把客栈改名为“龙虎客栈”，并要即兴演一段电影场景并让大家配合。此前我并未看过这个节目，第一次看便是这个片段，老实说这搞笑桥段一出感觉气氛更“冷”了，但是腾格尔搞笑得十分认真，几次没配合好都要NG重来，一遍遍从门外走进来，几遍下来我倒是被这种认真的搞笑精神给触动到了，让我想起在晚会上一本正经地唱着网络神曲的他。
随后在餐桌中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内蒙民歌《送亲曲》，他说在草原上送出嫁的女儿到几百公里之外，可能此生都再也见不到，气氛一下子沉重了下来，他瞬间从方才的喜剧情境里进入到一个悲伤的场面，真是冰火两重天，唱得十分让人动容，唱完后他又主动提出要唱一首关于“铁蛋蛋”的歌，说铁蛋蛋是艰苦岁月中的孩子，我们作父母的生一个死一个，才给取这么似乎是一个捶不烂砸不扁的名，于是唱起了刘欢的《人生第一次》，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看得出喝了酒，酒与泪都往身体里流。节目未讲明的是，在经历过三次自杀又重获新生的腾格尔，多年后又遭遇6岁女儿病逝的重创，人生真是重重关卡，无休无止，福兮祸兮，悲喜交加，那一刻我看到悲切到唱不下去的他，与那个舞台上如顽童般唱着神曲的他，那都是他，大悲与大喜的色彩同时交融在一起，这两种颜色在他身上就是一种人生的两面，悲是喜的底色，喜是悲的表达。
我不知道女儿的病故是否让腾格尔又一次生出轻生的念头，也许那是一次更为痛苦黑暗的生命磨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今带着悲的底色在舞台上开怀的他，悲喜分离，悲喜同在，历经生离死别才会让生活的信念更为坚定，从而热烈地活、悲切地哭、自由地去干想做的事，不被任何评判而动摇自己，当接纳了生命苦与乐共存的真相，更需要做的就是苦中作乐，并从最真实的人生中发现它的美与动人之处，如今腾格尔的状态想必是在浓烈生命中找到的一个出口，也是对在这个社会上正苦力拼搏着的你我的一种启示，在《今天要做元气er》中，他把自己的过往经历，人生经验与世事感悟都融入其中，言辞质朴，言浅意深，已入花甲之年的他唱着“人生路漫长我不为别人浪费时光”，他曾说，不要把人生越活越窄，疲倦了换一种活法，给自己注入新鲜的血液，人生才会变得乐观，这其中难免遭受质疑与嘲笑，就像他的嘲笑声直到现在都还在不绝于耳，但只要经历过真正的痛苦与重生，才会懂得那些议论与喧杂都如蝇声蛙噪，实在是微不足道，“我曾在草原上，抬头就看到天堂；如今城市里的光，在我眼睛里依然明亮”，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根植于生活，不把希望寄托于空幻的想象，用心去触摸真实的生活之光，这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更是对人生虚无与庸碌的一种抵抗。最近的《心灵奇旅》中有句台词，大鱼给小鱼说不要去寻找大海，你就生活在海里。经历过复杂深刻世事的人想必才真有这种感悟，腾格尔有一次说的话与那位女萨克斯演奏家说得惊人的一致，他在某次采访中被问到《天堂》这首歌的创作来源，问你的天堂在哪里？腾格尔说：
“我不会刻意去寻找天堂，因为天堂就在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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