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间：穿越一段“特殊”的岁月

【留美学子】第2089期

国际视角的精选文摘

教育·历史·人物·旅游·读书·财经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导语

2003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记，一晃18年过去。

正如2003年夏天完成本文的作者少君所述：

非典让中国人知道了健康的重要，原来亲人可以突然间一病不起，临终连骨灰都不让你看上一眼。这些在以往是很难明白的，或者明白了也不珍惜的事情，在一场非典型肺炎的肆虐之下，都像揭开了纱幕一样明了。

大难临头，未必尽是坏事，如果可以从中发现好处，熬过去之后，人也更上一层楼。它可能迫使中国人在脱去各式各样的程序、仪式后，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也许能启发人们去发掘的心灵财富，重建人与自然的桥梁。

如一条手机短讯所言：送你一座心碑，在你疲倦与寂寞时推开后门，去看看清风明月，行云流水……

“非

典”

生活

文：少君

我在2003年3月下旬去台北参加一个会议时，就被告知要注意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因为台北已发现了一个疑似病例。当时所听到的病名是：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直到月底回到美国，才知道这种病已引起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并被称之为“非典型性肺炎”。

由于四月份已定好要到中国大陆的两所大学去讲学，参加一个论文答辩会，同时还要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有关西部开发的研讨会。所以对这种被美国人叫作SARS的病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那时也是北京的SARS疫情看去并不严重的日子。

4月2日，大陆卫生部宣布北京已不再是疫区。

4月3日，在CNN上看到大陆卫生部长张文康红光满面地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并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4月8日，大陆政府公布北京至6日的发病人数19人，“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北京市长孟学农对媒体说，SARS病例在北京一千二百万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这些消息让我对所有来自担心我大陆之行的朋友的关切，都付之一笑。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来自中国医生“蒋彦永”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北京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

他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卫生部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

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我的行程原是4月5日，已由于亲友的劝阻拖后到4月15日。看了上述的新闻，情不自禁地打电话询问国内的朋友，没想到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没那么严重，说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历来是夸大其词。特别是朋友的最后一句话：“难道就你的命金贵？我们的命都贱？”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按期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直到在东京转飞机时，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像的严重得多。因为在从东京飞往北京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所有空服小姐和飞行员都戴着大口罩，乘客人数少得可怜，不到满员的五分之一。

登机前每位乘客都收到一本小册子，被告知美国国务院正式提醒美国公民注意在中国旅行的卫生及安全，并详细解释SARS目前还无药可治。我读完小册子睡意全无。

SARS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首字母缩写。它描述了疾病的严重、急性和呼吸道三个重要特征。SARS的命名原则和爱滋病的英文名称AIDS类似。AIDS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的首字母缩写。非典和SARS都是目前这种未知传染病的医学术语。

SARS病毒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新型”的意思只是指以前没有被发现过，并非一定就是新出现的。它有可能是真正的新病毒，即从已有的冠状病毒突变而来。但是许多专家相信，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原先寄生在其他动物身上，近来才转移到了人体。至于SARS病毒的原来宿主是哪一种动物，则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认为是果子狸，有的认为是鸡，有的认为是某种野生动物。

这不奇怪，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寄主是蝙蝠，西尼罗病毒则由蚊子在鸟类和人之间传播。而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最先可能来自非洲的猴子，而疯牛病病原体顾名思义来自牛……

到北京后，才知道SARS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瘟疫，原本熙熙嚷嚷的北京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少，而且都行色匆匆，我所住的国际饭店已空若城堡，诺大的饭厅常常就两三桌人在吃饭，而且服务员都戴着令人恐怖的大口罩。虽然如此，我还是按行程赶往福州……

4月17日到福建师范大学，似乎校园没有什么变化。陪我吃早饭的教授说几天前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直到卫生部长开了记者招待会，澄清了事实后一切才归于平静，虽然仍然有外面的恐怖传闻，甚至学校里也有研究生因发烧被怀疑感染，但大家还是一片平静，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消毒，好象使用的是过氧醋酸。

又过了一段时间，气候开始变得潮湿，蚊子增多，学校组织消灭蚊子，饭堂开始免费供应板蓝根凉茶，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感冒，往年这个时候饭堂都会免费供应的。学校BBS上关于非典的帖子也很少见了，即使有也是关于其他地区的情况，通常是用那种“曾经沧海”的语气。

福建的省会福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其名源自古诗“因州北有福山”。又因九百多年前就遍植榕树，“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故又有“榕城”的美称。

唐开元十三年设福州都督府始称福州。五代梁开平二年闽王王审知扩建城池，将风景秀丽的乌山、于山、屏山圈入城内，从此福州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三山”成了福州的别名。

北宋治平三年太守张伯玉，亲自在衙门前种植榕树，并号召百姓普遍种植后满城绿荫蔽日。宋末北方动乱，端宗皇帝在福州即位，改名福安府，明末唐王朱聿键，也在福州登基，改名天兴府，又称福京。明清两代福建省为福州府府治。从民国年间之后，福州均为福建省省会。

早在1600多年前，西晋尚书郎郭璞在《迁城记》中就有“左旗右鼓，全国二绝”记载，福州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名山有鼓山、旗山、青芝山、石竹山等。名寺有涌泉寺、西禅寺、林阳寺、崇福寺等。名塔有白塔、乌塔、罗星塔、瑞云塔、三峰塔等。我曾多次因私因公来到此城，百游不厌。但此次却被朋友告诫除学校外尽量不要到公共场所，以免感染SARS。

北京时间20日下午，大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病例三百三十九例，另有疑似患者四百多位，比几天前公布的数字高数倍。两小时后，太平洋西岸出版的《星岛日报》将此消息登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同时还宣布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长职务和孟学农的北京市长职务。美联社、美国各大电视台都在当地时间及时报道了北京的动态。至此，海内外一片哗然，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最低点，各种传言和谣言满天飞。

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协调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并公布北京的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北京胸科医院、长辛店医院、402医院、协和医院西院为“非典”专门医院。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似乎成为所有大陆官方媒体及官员对非典疫情的一致口径。但这非典疫情真的是“突如其来”吗？非也！

中国广州第一个非典病人黄杏初2002年12月17日入住广州军区总医院时就已经发烧整整七天！这过程中传染了许多人。

2003年2月份，一位被感染的广州的医学教授到香港参加婚礼，造成香港成为瘟疫之港。

2003年2月28日在广州被感染的于某到北京301医院就诊，后转院302医院，被确诊为非典患者，使北京成为重灾区。

3月15日，北京人民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SARS，被当地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开党代会。

由于厦门已发现非典病人，我决定取消前往厦门大学讲学的计划，提前北上回京，准备在4月25日回美国。此时上海、河北、山西等十多省都发现非典患者，老百姓才知道非典在中国肆虐得何等厉害，才突然感到大难临头一般。

23日飞回北京，在去机场的路上听说北京的口罩脱销，我让司机停在路边的药店买了些口罩才上飞机。到北京机场接我的朋友居然给我带来一大盒板蓝根，并要我按时喝药。网络上骇人听闻的消息越来越多，我虽没赶上广州的疯狂二月，却和北京的疯狂四月不期而遇。

作为理性的个人，对人类文明的生命力应当充满信心，要说文明的危险，爱滋要比非典严重的多，但主动去预防的人却少得可怜。非理性一直伴随我们的文明走到今天，在我们对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病毒就曾经夺去欧洲近三分之一的生命，而今天，在我们已经能够获得病毒的基因图谱，全球最好的医学工作者都夜以继日的与非典做斗争，作为个体，还是不能消除对这种病毒表现出过多的恐惧。

北京城区此时好象一座空城，据说地铁已变成空车行驶。经过海淀区皂君庙一带，朋友指着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说那里已经封校。

上网后才知道问题已极为严峻，一篇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详细记述了当晚的混乱。“楼前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想逃离中财。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全是带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

中财学生因为封校传言而发生混乱的第二天晚上，与中财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嘉园15层一个宿舍出现集体性发烧症状。到4月20日，一下子涌现出65例发烧者。至4月24日，人民医院成为北京首家被正式隔离的医院，官方消息称之为“‘非典’重点疫情地区”。

朋友说在非典情况下，北京居委会大妈们又有了新任务，满街的红胳膊箍又多了起来。早些年，她们管抓计划生育，调解夫妻吵架离婚等婆婆妈妈事，“为人民服务”的事情没少干。市场经济后，慢慢地她们清闲了，大部分时间都在街上扭秧歌。就在她们快要被社会主义遗忘的时候，突然有了新任务。

大妈上门，一不喝茶，二不宣传灭蝇杀蚊，而是来派发预防非典型肺炎的最新宣传册子，和收取各户人员的体温登记表。每天早上，居民们必须一个不漏地测量体温，然后一一记录到表格上，以备大妈们来收取。虽然她们的拜访并不被居民们欢迎，但非典时期，你只能服从，而且这一切也是为了你自己。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让中国人面临一场严峻的生存危机的考验。面对来势汹汹的非典型肺炎，举国上下不知所措，投入了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从前赴后继的医生护士，临危受命的新闻记者，到互相勉励的普通百姓，我们看到人的力量的有限和无奈，不由不令人感喟个体生命之渺小卑微以及人世的无常。老天在用SARS向人们昭示：天有不测风云！

现代汉语辞典里面关于“典型”这个词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是人物，那前面加了一个“非”字，无非就是削弱了这种代表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可以不必加以特别的关注。另外肺炎应该说是医学界早已攻克的一个课题。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把非典型肺炎这五个字搁到一块儿的时候，很多人一听一看，可能都会心头一紧，脉搏加快，甚至是感觉四肢无力，颇有谈虎色变的味道。

有人把这些新兴传染病的出现，怪罪于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才使得原来只感染其他动物的病毒也入侵人类。但是许多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传染病也与其他动物息息相关，例如狂犬病毒是通过犬的啮咬传到人身上的，鼠疫是通过跳蚤的叮咬从鼠类传给人的。

其实，在古代社会，人类与野生动物、家禽、家畜的接触要密切得多，从其他动物感染病原体的机会也要比现在多得多，只是由于没有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没能给后人留下可靠记录。这一次的“非典”病毒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这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凡给人类文明蒙上阴影的东西，都不该被掩饰。如果我们缺少一种批判的锐气，谁又能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不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今天轻描淡写地将非典瘟疫的一页翻过去，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场灾难所警示人类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何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何检点我们的生活方式、确立一种有节制的生存意识，如何调动整个社会系统应对突发灾难等，都可能被我们淡忘，伤口愈合之后，又是一片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回到北京，朋友得知我要提前回美国，挽留的话语之后都多少流露出一丝的羡慕：有外国护照真好，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远离瘟疫之地。而此时此刻，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生命都是宝贵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的价值都是同等重要的。当世界把中国看作是恶性传染病之源时，这种令人孤独和悲哀的感觉是很残酷的。在和《文艺报》主编金坚范吃饭时，我说这场灾难会使人们重新思考死亡，思考生活，思考历史以及自然关系。

我会不由自主的往家打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让他们千万注意、千万保重。老金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和1989年曾提出两个口号来诠释生存。那就是“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它使我们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学会生存的本领，不仅包括技能的，也包括精神的。它使我们学会关心我们自己的身心，学会关心我们周遭的境域，学会关心他人。

在从“大江南”饭店回旅馆的出租车上，司机说他一整天只拉了五十块钱，连汽油钱都不够，并说了刚听到的2个“段子”：

一、今年情人节，玫瑰花可以不送，防非典药不能不送；烛光饭可以不吃，抗病毒药不能不吃；气氛可以没有，熏醋不能没有；做爱可以不戴套，接吻一定要戴口罩。

二、疫情传得挺怪，心情变得很坏，担心你被传染，劝你不要太帅，室内保持通风，公共场合少呆，出门口罩要戴，睡觉被子严盖，心情保持愉快，少接吻多吃菜。

在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看来，那些类似鬼魂的荒诞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随着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大地的爆发，在充满非理性与盲从的这个社会群体中，又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流言兴起，不由得让人叹息。当然，这样的荒谬与疯狂不只出现在中国，在中世纪的西方也曾经一度流行巫术、吸血鬼等流言。每一次都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及其严重的后果。

这不由得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荒谬的事件一再发生？

在当今的中国，商业力量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在巨大的信息冲击面前似乎失去了辨析和取舍的能力，批判的思维日渐缺乏。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一方面回避现实，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味的大肆的渲染浮华表面的东西，让我们这些久居海外的游子看之痛心。

4月24日晚，作家虹影要为我回美在一家叫“菜根香”的杭州菜馆替我饯行，并约了电影导演胡雪桦夫妇，我则叫了中央电视台年轻的女编导潇潇一同前往，路上编导给了我一个抗非典秘方：大蒜两头捣成泥，和臭腐乳半罐调匀，一半内服，一半外敷。功效：十米范围内无人敢靠近半步，超过飞沫有效射程。并吟出一首《沁园春》来：

首都北京，

千里病风，

万里菌飘。

望长城内外，

人心慌慌，

京城上下，

顿失吵闹。

吃板蓝根，

服维生素，

欲与SARS试比高。

无宁日，

看口罩手套，

分外妖娆。

病毒如此多焦，

引无辜良民竞折腰。

惜胸透B超，

略输文采，

西医中药，

稍逊风骚，

一代庸医，

齐聚华夏，

丧心病狂乱开药。

具枉矣，

究病源何如，

待看明朝。

潇潇和虹影均为来自重庆的美貌才女，胡导演的太太朱敏怡则当选过“上海小姐”，饭桌上的三位美女的亮丽神韵和精彩对话调和着美酒珍馐，让我大饱眼福、耳福和口福，几乎令我忘记外面正在肆虐横行的SARS。饭桌上我们谈到，现在中国私人领域的自由已经基本放开了，只是公众领域还受到管制。

SARS虽然是私人的事情，但是，由于它的传染性，又不得不牵扯到政府的相关责任。正因为如此，SARS也在无形中成为世人透视当前中国政府运作机制和“公”“私”关系的最佳窗口。从这件事情的最初起源来看，大陆地方政府一些官员的做法近似混蛋，为了一个乌纱帽，竟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

这让我想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到的观点，冯说，天下有三害，“例也，吏也，利也”。这次SARS事件的初期之所以能够被捂得严严实实，实在与这三者都脱离不了干系。

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曾说过：“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由此，当我们要思考这次SARS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时，就不得不转入对政府官僚体制的考察当中。张文康们长期浸润于这个体系当中，他的过错实际上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责任，整体官僚体系运作程序上存在的效率低下和政府成员素质问题是造成这次政府迟滞反馈的主要原因。

就在晚饭快结束时，我突然收到程程打来的电话，说北京又封了好几处居民区，市政府已经决定让北京市的137万中小学生放假回家，她问我能不能带她离开北京去外地，虽然她知道我要坐明天一早的飞机回美国。这是她从美国回到中国读书来第一次求我帮助，她现在是北京四中的学生。我连片刻的思考都没有，就一口答应了。因为这是一种躲避死亡的求助，多少有些悲壮的情感。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直接打到美国通知航空公司取消我的订位，打电话查清有哪些省份没有“非典”发现，请朋友帮我同时设法购买明天飞拉萨、昆明、乌鲁木齐和敦煌的机票，买到哪里就飞哪里。

就这样，4月26日中午，我和程程飞到了昆明。

飞机在昆明降落，一出机舱，视线顿时舒展——机场的四周没有高楼，蓝天格外开阔，地平线上飘浮着大朵大朵的白云。杜甫有“野旷天低树”的诗句，在这里则是“野旷云低树”。此后的日子，不论在车上，还是在博览会公园、少数民族文化村，这样的云都随处可见。都说云南的自然景观最丰富，江、河、湖、瀑、泉、山、林、洞、雪……应有尽有，为什么不算上云呢？那温婉多情如傣家少女，又悠然无心似乡间隐士的云。云南的云确实好看，不枉叫了这么个好名字。

昆明是个颇有历史的城市，从三万年前的龙潭山“昆明人”遗址，两千年前的“滇王之印”，到古幢、大观楼长联、陆军讲武堂旧址等，都呈现了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每一个朝代都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这里一年四季风和日丽，鲜花盛开，芳草萋萋，绿树成荫，既有小桥流水的风光任人流连，也有奇绝险怪之胜景供人逍遥。市内有古幢、翠湖公园、郊野公园等；远郊有郑和公园、石林、大叠水瀑布等。

陪程程上西山看滇池时，学校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因为北京教育局规定任何学生都不准出门，更不准出城。程程说她现在西山躲非典，老师以为是北京的西山，竟没再追问。朋友的司机开车一直把我们送上半山，我们用了一小时爬上山顶的龙门。举目望去，一片秀色，天水合一，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滇池，又名昆明湖，古称滇南泽。位于昆明西南面，形似弯月。滇池湖面与集水面积为湖之冠，浩浩然有海的风貌，古称“五百里滇池”。位于昆明西郊的西山由华亭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组成。相传古时有凤凰停歇，见者不识，呼为碧鸡，故也称碧鸡山。此次爬西山感觉其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清幽秀美，景致极佳。

云南在这次非典瘟疫中，成为一处难得的静土，所以对疫区来的人严加防堵。不但不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游客入境，而且还封闭了许多的宾馆饭店。我们要不是有当地的朋友精心安排，不但住不进宾馆，还有被驱逐或隔离的危险。云南象中国的许多省一样，把防非典当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我们到昆明的当天晚上，云南省长徐荣凯就宣布在全省范围内，不准再集中召开任何会议和举办活动。各单位不准派人出差。旅游部门不再办理旅游团队。各单位要建立职工及家属身体健康状况报告制度。各级各类学校不得组织学生集体外出开展各种活动，各类补习班要坚决停办。民航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重点检测来自疫区的乘客，宾馆饭店要清退来自疫区的住宿人员。

还没去大理丽江，就已听说那里已经封城，连刘德华、王菲等专门从香港来丽江躲非典的歌星也被逐回香港。但去大理丽江是程程此行最大的愿望，我只好请一位在云南神通广大的朋友设法安排。

一出昆明，就发现沿途车辆明显减少，大巴几乎不见。行至大理，我们立刻被要求检查体温，大理这一站的检查非常严格，因为它是进入滇西的第一个关口。我来过大理很多次，进城后发现整个街道冷冷清清，当地的友人说地区旅游局已向社会发出了“致‘非典’警戒期到大理旅游游客的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拒绝外地游客到大理旅游，已经来的游客劝其返回。

一些自驾车者还没进城就被劝阻打道回府。政府同时劝阻当地饭店、酒店暂停营业，要求不得接待疫区来的人。古城众多规模较小的家庭式客栈已纷纷暂停营业。这种结果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到各处景点都不用排队，特别是坐在洱海的游船上，极目天舒。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地域辽阔，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是一个居住着汉、白、彝、回、傈僳、藏、纳西等26个民族的地区，其中白族人口占多数人，由于电影“五朵金花”而闻名于世。

大理的风光以苍山洱海最著名，洱海又名昆明池，古称叶榆泽。位于大理苍山之下。因湖状如人耳，故名洱海。北起邓川，南至下关，湖岸长达百余公里。北、西、南三面为沙岸，东面多岩岸。湖水透明清澈。洱海水经下关的西洱河流入漾濞江，再汇入澜沧江。

第二天我们决定冒着被驱逐的危险去丽江，在从大理至丽江的路上，除了极少的农用车外，我们没看见其他的车辆。进入丽江前，我们再一次被检查证件和量体温消毒。因为我们持的是美国护照，而文件上又没有明确提到外国人也不准进城，所以检查人员只好放我们过去。

到了丽江县城，大小宾馆客栈都不接待外地人，古城许多小客栈也已停业。我们好不容易才用比平常高五倍的价钱，找到一个带卫生间的住处。老板说：“古城从没有这么紧张过，晚上可能会有警察查房，如果碰到了，你们倒霉，我更倒霉。”

第二天丽江下起缠绵悱恻的小雨，几乎不用打伞的小雨。雨丝飘在脸上，落入衣领里，凉凉的，温温柔柔的凉，有身着纳西民族服饰的姑娘从面前经过，轻声细语地说着话，带着羞涩的笑容。程程说丽江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阴柔的，充满女性的温柔。站在黑龙潭边，使劲地拍一下手，潭里便咕噜噜不停地冒气泡，气泡也随着我们声音的高低而密密疏疏地翻滚起来。

走在丽江古城的四方街上，因为小雨过后，石头铺的街道是湿湿的，四方街两边的铺面多是卖工艺品或纳西人自己纺的那种条纹土布，朴实、勤劳的纳西人很少沾染上生意人的狡诈与贪婪习性，他们热情好客，把自家院子开成了便宜的客栈。四方街里有一条河，河流从这个古城蜿蜒而过，像威尼斯，却又和江南水乡风味的古镇不同，她比周庄显然要大气很多，文化气息也要浓厚得多。它处处都让你觉得美丽和惊喜，小桥、流水、青石板路、垂柳、马灯、古乐……每一样都象梦里的思念。

印象最深的是大石桥过去一点点的五一街，这里全是低矮、陈旧，甚至可以说是腐朽的木楼。我们停留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手工作坊门口，一个上了年纪的木工专注地弄着他手下的木头。一些牙签、烟斗、木手镯乱乱地放在一个台子上，好像这东西你爱买不买一样。丽江就是这样：生活和工作是如此的写意，认真着却又散漫着。

丽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几元钱的出租车费便可以穿过全城，而且随便转。丽江令人感动的是其神奇的文化、洁净而美丽的环境、古老美妙的音乐……四方街不只是一条街，它是丽江的古城区，朱漆门板、茶肆幌子、客栈招牌，还有在街上流淌的纳西古乐，轻轻地踏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是鲜花，还有花上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你会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时空，到了某一个遥远的过去年代了。

一切都象梦一样，静止的街道、悠扬的音乐，一丝丝、一寸寸钻入你的耳膜，围绕你的是一种渴盼多年的感觉，你会以为自己踱步在梦里，只有偶尔从你身边经过的和你一样服饰，一样大声地说着普通话的人才会提醒你，你其实只是个过客，一个游客而已。

一家杂志曾经用飘一代来定义这种生活，“生活在别处”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创意的理由。不过让我来说，我会说这是一种轻盈的生活，其实轻盈的和滞重的生活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可以导致互相转换的可能性，我们这些世俗的人也不妨偶尔从沉重的生活中逃逸出去，享受一下这种如云的日子。

夜晚的丽江，更是令人陶醉。一间铺子一间铺子地穿梭，走累了便到河边放一个河灯，你站在垂柳下，目送着河灯载着自己的希望一路远去，然后看着整条河都亮起来，飘满了希望。两个人坐在酒吧临水的窗前，因丽江的安静而望着窗外的一切发呆，远离了喧闹的都市，来到这古朴的小镇，静静的倾听那来自时空最深处的声音，不知道是出于对人生的陌生还是怀念那久远的纯真，凭栏远眺，远山如带、月如银轮，那条不知道疲惫的小河在我窗下呜咽的流淌，那声音让我想到了时光的流失，心里莫名的起了想到溪边去看看的冲动。

沿那清石阶来到溪边，洁白的月光照在平静的水面上，顺着清石阶坐下。清清的溪水从脚下流过，脱了鞋把脚放入水中，一股冰凉之情由脚升腾入心中，旅途的燥热，萦绕在心中的那份不安，倾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冰凉的河水为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消除了烦燥也使那颗于秋夜中不能静下来的心得到了宁静。

表面平静的溪水在月光下看起来是那样的安祥、宁静，如恒古以来就不曾流失过，但轻抚过脚面的溪水却清楚地告诉我，它们一直在走，走向冥冥中为它们安排的归宿。这条小溪是由很远的黑龙潭流到这里的，给于在这居住的所有生命以生存的基础，它成了这里所有生命的恩人，不可缺的恩人，它是它们的生命线，可对它来说这里只是它走向归宿的必经之路，它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过客是不希望得到什么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这月光中、河水旁、杨柳下、石阶上，你可以悟出很多......

在四方街河边一家名为“小巴黎”的酒吧里，来自东北的老板娘由于客人不多而和我们唠嗑，我问她从北国到南国，不想家吗？她说咋不想？她大学毕业就来这里了，想想很多年过去了，她依然喜欢丽江这块土地。几杯酒下肚，她说SARS让建国几十年北京人终于尝到被人歧视的味道了。她讲了一个有关非典的“北京故事”：

北京非典流行，于是有人跑到哈尔滨避难。哈尔滨“打非”指挥部紧急部署，从北京来人一律自费隔离12天。于是部分北京人为了躲避隔离，从公路进入哈尔滨，自称不是来自北京。四个北京人依次走进哈尔滨公路检查站，准备蒙混过关。

第一位，是个中年妇女。

检察人员问：“哪旮旯人啊?”

中年妇女回答：“哈尔滨的。”

检察人员：“哦，北京那旮旯的非典多吧?”

“多，了不得了，我前几天到医院门口一瞧哇，比颐和园的人还多。”

于是第一位被隔离了。

第二位，是一个老太太。

检察人员问：“北京的非典多吧?”

老太太见第一个没过去，心想，我可不能说露馅了：“电视里都看见了，挺多的。”

检察人员作关切状：“大娘，要注意身体，平时都到哪里锻炼啊？”

老太太心一松懈道：“我也就到天安门广场溜溜弯。”

于是第二位也被隔离了。

第三位，是一个小伙子。

检察人员问：“平时都到哪里去啊?”

小伙子多了个心眼，“我也就逛逛中央大街，上上龙塔。”

检察人员唠嗑道：“对了，你看中国甲A最牛逼的是哪个队啊？”

小伙子激动道：“那还用说么，咱国安啊，国安永远争第一啊！”

于是，第三位被隔离了。

第四位，是一个干部。

检察人员问：“你看中国甲A最棒的是哪个队啊?”

还是干部见多识广，“甲A我不怎么看，我就看咱哈尔滨兰格队的比赛。”

检察人员连问了几句话都没有发现破绽，于是让干部试体温。体温试完，检察人员要收五块钱检查费。干部大怒道：“老子大小也是局级干部，去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都不要钱，到你丫的这破地方，试个破体温就收五块，太过份了！”

……

剩下的事不用我说了吧。

她那维妙维肖的讲述加上令人捧腹的东北口音，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这个笑话也让我想起手机上曾接到的一条信息：“先治广东有钱的，再治北京有权的”。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羊”，一个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枢纽。SARS疫情流行以后，许多地方简直把北京人和广东人看成“洪水猛兽”，躲避唯恐不及。我有朋友周末开车去北京附近的农村散心，在每个村口都被自发组织起来的村民挡住，我这位陷入“人民战争”之中的哥们儿只好打道回府。北京人或广东人被歧视直接原因是因为两地的SARS疫情，但背后隐含的原因却不仅仅如此简单。实际上是国人对北京人长期以来“首都市民”优越感以及广东人“富人”心态的一种反弹。

有句民谚：“北京人看所有的人都是下级，上海人看所有的人都是乡巴佬，广东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佬”，正是说明三地居民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基于政治权力、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北京一个出租司机都瞧不起外地进京办事的县委书记，那是因为首都地位衍生出来的优越感已经浸染到每个胡同里面。种种歧视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责怪北京等大都市居民是不公平的。

中国人长期用户口、用限制迁徙、用暂住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权力来分配资源，就有了“损不足而补有余”现象，城市越来越繁华，农村越来越凋敝。也许是老天的一种惩罚，SARS使北京成了重灾区。无论是确诊的非典患者人数，还是因感染非典型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北京都不幸成为第一，这使得北京成了除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再一个中心。为了尽快遏制住非典疫情的蔓延，一场围剿北京人广东人的人民战争式的抗击非典的斗争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我们后来在去四川、湖北、陕西、西藏的过程中，都几乎因为我们的北京口音而带来很多的麻烦和检查。邻近北京的河北人，甚至挖断京津公路以阻止北京的车辆外出，并村自为战，各村村民或拉起铁丝网，或阻断通往村里的交通，专人在村口值守，一看到挂北京牌照的车辆来到村口，就大叫“北京来的，快堵住！”

你不能不佩服人民运动的能力，以及当今因传媒特别是电视和电话在农村普及所带来的科技的张扬威力。使一直处于最底层、倍受不公平待遇的农民第一次如此防备甚至歧视一直高高在上的北京人。这是北京人头一次被外地人这么“糟蹋”。

在中国大陆，广大农村被户口隔离成了最底层的人，农村人为了赚钱改善生活，不得不涌到城市里去做城里人不愿做或不屑于做的各种工作，他们在北京住工棚，在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的日子里劳动，不得不忍受身体上的煎熬，还得忍受来自一些“高等”北京人的歧视的精神煎熬。在他们心中长期积下的怒火一旦遇到宣泄孔就会喷发。是“非典”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非典”病毒不但危害健康，破坏家庭，而且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秩序。到后来中国人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见着北京人就像见瘟神。

非典问题发生后，中国新一代政府官员反应迅速：每日公布非典疫情，请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进行考察，请国际上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到中国研究抗非典方法，而且还首次公布了中国海军的舰艇事故及死亡官兵数字。从政治上讲，非典不仅检验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一定程度上也考验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

据中国外交部统计，到5月30日，为中国提供官方援助的金额约为五百万美元，国际组织提供的拨款为四万美元，非官方的捐赠约为三百万美元，少得令人心寒。而中国政府为了抗非典投入了几十亿元人民币，仅“五一”节旅游一项就使中国损失了330亿元人民币。非典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现有133个国家制定了中国人入境的临时规定。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几乎化为乌有。境外的经济师们忙着调低中国2003年的增长预测，一般的看法是“非典”将使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降低到7％以下，个别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在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幅度虽有不同，“非典”的严重破坏性已是市场共识。诚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流感季节见怪不怪的疫症，正成为中国经济的“肺腑”之患。

“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将在短期内显现，而更为长期和严重的影响，则在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动摇。传染病不同于其他，对消费者带来的抵触心理将可能长期挥之不去。以公共卫生系统而论，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由于对社会有极大危害，其治疗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财政方面的保障。

然而，多少年来，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薄弱，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中国贫困地区住院的费用为家庭收入的2.5倍，如果没有外援，一人住院可使全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此脆弱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在“非典”袭来时，自然不堪一击。

活在这种瘟疫蔓延时，是要得抑郁症的。看看周遭，仨仨俩俩中总有些个“得病”的征兆。那些被隔离的人，早上张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或是发愁如何打发下面这没有任何“活动”的二十四小时，在屋里困兽般地来回踱步，惦记着那些无法如约前往，该开的会不开了，该交的报告不用交了，该发号施令的时候却失去发号施令的由头和对象。中国人徒然感悟，原来“非典”不可怕，可怕的是“非典型”的日子，它带来无以名状的失落、无聊、和恐慌！我在成都时曾接到一封求援信：

我们是社科院研究生，有一百多人，住在朝阳区花家地西里的一栋居民楼内。从5月1日开始，我们就被“隔离”在这栋楼内，失去了往日的自由。我们质疑：

1. 隔离时间最先是从5月1日到5月10日，5月8日又通知延长到5月18日，现在又说可能还要延长到5月底！在研究生院并无感染或疑似病例的情况下，为何要牺牲教学时间隔离这么久？

2. 辅导员、公寓管理员与保安可以自由出入“隔离区”，而他们与学生同住一个单元，平时接触密切。难道他们对病毒天生有抵抗力而学生才是易感人群？

3. 图书馆停止开放，学习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我们连报纸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上网了（这封信是几经辗转发出的），几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4. 午饭晚饭由研究生院食堂派车运来，据说是每天10.00元，而我们每月补助才212.50元。

这种“隔离”行为充满了不合理的成分，不仅使人怀疑“隔离”的动机是否纯洁。但愿不是某些人为了工作省事，出于“怕出事”的心态而制造了这次“隔离”。

.......

既便是那些没有被“隔离”，但由于单位已不上班而“敷闲”呆在家的人，无聊之余开始怀疑自己的爱人有多爱自己；发现子女热衷上ICQ交谈多于向父母倾诉；甚至突然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原来有如此不堪忍受的固执和僻好。当窗外瘟疫肆行的时候，中国人突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活得如此匮乏，理解、关怀和交流变成昂贵而不可得的奇世珍宝；不少人突然感觉到呆在自己建造了许多徒有仪式而缺乏血肉的人际网络中，是如此地孤单和烦燥，离开了冷气充足的办公室、喧闹非凡的酒楼、琳琅满目的超市，中国人的情与爱竟不知所踪！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大陆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

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

当然，非典型肺炎绝对是一样坏东西，但坏东西不一定一无是处。如果你可以透过一样坏东西发掘出好处来，那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如果没有它，中国人不会发现他们的卫生习惯原来很差，酒楼食肆一个不干净的环境原来关乎生死存亡。

非典还让中国人知道了健康的重要，原来亲人可以突然间一病不起，临终连骨灰都不让你看上一眼。这些在以往是很难明白的，或者明白了也不珍惜的事情，在一场非典型肺炎的肆虐之下，都像揭开了纱幕一样明了了。

大难临头，未必尽是坏事，如果可以从中发现好处，熬过去之后，人也更上一层楼了。它可能迫使中国人在脱去各式各样的程序、仪式后，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也许能启发人们去发掘的心灵财富，重建人与自然的桥梁。如一条手机短讯所言：送你一座心碑，在你疲倦与寂寞时推开后门，去看看清风明月，行云流水……

今天活在地球上的我们，都是历次冷酷无情的自然选择的幸存者的后代。这次来势汹汹的SARS，致死率并不算高，这也许跟二十世纪初那场席卷全世界夺去近三千万条生命的流感有关，因为它使我们的祖先经过了一次磨炼和淘汰。曾三次流行于欧洲的鼠疫，总共致死近一亿四千万人。鼠疫惨痛的后果中的一个亮点，是幸存者中有益的基因变异得以传世，使他们的后代阴差阳错地对爱兹的病原HIV有了免疫力，真可谓祸中得福，无心插柳柳成荫。进化的戏剧，每一天都在上演，是喜是悲，要看幸运女神的青睐，让谁来谢幕，尽管这幕似乎永远也落不完。

我完全是阴差阳错地，在这个非常时刻“误”入“非典”的中国，而且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经历了SARS从高潮到减少的全过程。这期间曾三次进出北京，到过福州、漳州、上海、武汉、拉萨、成都、重庆、昆明、丽江、大理、中甸等许多城市，亦爬过峨嵋山和玉龙雪山。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频繁出没在机场车站的危险性，也没有那种置生命于不顾的英勇气概，但我还是选择留在了中国。而且我深信每天对上帝的祷告，是我这一路在中国没有患任何疾病的唯一解释。

6月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系列的体温检查之后，我在登机前买了一份《中国日报》，头版的《中国内地最新非典型肺炎疫情通报》写道：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宣布，截至31日上午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5328例（医务人员967例），治愈出院3371例，死亡332例。全国累计报告疑似病例1003例。详情如下：

一、累计病例：（截至31日10时）

省份	临床诊断病例（医务人员病例）	治愈出院	死亡
北京	2521（399）	1087	181
河北	215（22）	152	12
山西	450（80）	338	21
内蒙古	284（41）	156	28
天津	175（67）	87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