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1942.7.2-2020.11.7),图为2019年查懋声在清华大学的求是奖颁奖典礼上
撰文 | 马业勤(求是科技基金会运营总监
2020年11月9日,从新闻上得知查懋声先生去世。报道总结了他传奇的一生,悉数他对商界与社会的贡献,他的离世没有在中国科学界掀起些许波澜,仿佛逝者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香江商界钜子,而不是呕心扶持中国科学界25年有余的求是科技基金会现任主席。
查懋声主席与母亲查刘璧如女士,图为2012年求是科学家聚谈会
面对大人物,第一个被感知的维度通常是他的份量而非其年龄。第一次见查主席是2013年,我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甫入求是基金会,在清华大学举办求是奖颁奖典礼的当天中午,与他、以及几位求是顾问和工作人员共进午餐。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很淡然,而查主席很sharp。我没有感到这是一位71岁的老人,我只是立刻从他的举手投足间明白,这位便是待客的主人。
杨振宁顾问颁发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给王晓东教授,图为2013年求是奖颁奖典礼
2013年的典礼是求是基金会继1994年向包括邓稼先的十位科学巨匠颁发了十个百万大奖之后,第二次的独立颁奖。大奖得奖人只有一位,是著名的生物学家王晓东教授。当晚科学界群星璀璨,求是人久别团圆。给王教授颁奖的是杨振宁顾问,给9位求是杰出青年学者颁奖的是孙家栋顾问和复旦、中科大和港大的校长(分别为杨玉良、侯建国和徐立之教授)。上海交大的张杰校长作为1999年度求是杰青,上台将自己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证书送给查主席,以表饮水思源之念。颁奖过后的论坛环节中,中国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台上针锋相对、妙语如珠,时时博得满堂的掌声与笑声。主席很高兴,典礼后给工作人员写了一封英文信,他写道:
“There is excitement in the air. There is elation, candid evolution of heartfelt comments and observations, reevaluations of their own goals and commitment to science, and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e Qiu Shi spirit, that sparked the entire day. I must say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days I have spent since the instigation of Qiu Shi.”(空气中充满了激情。我感到了欢欣鼓舞,听到了与会者由衷倾吐出真挚的感言,他们对个人目标和科学追求的回首审视,以及对求是精神的深刻共鸣,在那一整天的活动中焕发光彩。我得说这是求是基金会创始以来我所度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天之一。)
很难把这样热烈而sentimental的语言,悠扬得如同小说中摘出的文字,与一位古稀之年的香港商人挂上钩。然而查主席接受正式采访时说的都是些很低调平实的话语,他曾如此说过:
“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把企业或者家族的名字宣扬出来,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些实事。”
求是是一个纯粹的所在,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科技强国、雪中送炭。做求是科技基金会的主席,公允持正、团结各方,既吃亏,又受累。查懋声先生不是科学家,爱好也更偏艺术类,挑起这个重担,是为了完成他父亲查济民先生的遗愿不假,但真正的驱动力,也许是他的精明干练之下内心的热情与理想主义。
2014年的颁奖典礼,查主席给薛其坤教授颁发求是大奖,薛教授恰巧是前一年清华典礼的主持人,也是2011年的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得主,大家在台上仿佛老友重逢,由复旦大学精心筹备的颁奖礼典雅隆重,气氛却是热烈而温馨。主席归座时被台阶绊了一下,一只脚跨出去老远,收腿时却矫健得像个运动员,仿佛还吐了下舌头。
老年人的慢往往是为了求稳,这在他是不需要的。陪同他的时候我一定得加快脚步,不然一不留神就会被抛在后头。每次参加求是的活动,他都会把日程排得满当当,复旦典礼的当天下午他参加了主题为“科学精神与科学民主”的求是沙龙,与前一年的沙龙一样,老中青几代求是人济济一堂,莫不为中国科学与科技界的未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几乎三个小时,主席一直端坐着,不时低头记笔记。被邀请发言时,他站起来向大家鞠躬,一如既往地感谢科学家,感谢求是人,无法忘怀的,是他最后深沉地、恳切地,用民国式的江浙口音所讲的那句:“我是真心想要中国好啊。”
查懋声主席(右)和何大一教授(左)颁发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给薛其坤教授(中),图为2014年求是奖颁奖典礼
查懋声先生1942年7月2日出生于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40年代末移居香港。我和他之间隔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革命、改革开放。2015年我临危受命接任基金会运营总监,开始跟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可每次会面除了忐忑地汇报工作,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我们除了年龄阅历、身份地位的悬殊,还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他背负着他的中国,我背负着我的中国,彼此相顾,我往往只感到紧张和茫然。我也许根本就没解释明白,他所讲的也让我不明觉厉。然而求是基金会给科学家颁奖,也背负着中国。这个中国,又该是什么样?
20年前,在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求是研究生奖学金的颁奖礼上,基金会创始顾问周光召先生曾说过,求是就是要根据中国的不断的发展来认真地找到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所以,求是基金会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按一个固定的办法来发奖,而是每一次都要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在推进科技和教育事业过程中,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基金会就利用它的力量,在社会上通过发不同的奖,来呼吁、提倡和改进。”
基金会如何与时俱进?当下的中国,“雪”在哪里,所缺何“炭”?主席每次北上,都要马不停蹄地会见各种客人,他们可能是顾问、可能是得奖人、可能是学界名流、可能是政府要人,根据他们给予的信息充实知识、平衡判断,从他们身上把握祖国的脉搏,为基金会赋予常为新的使命。2018年我陪他去拜见孙家栋顾问,谈起中国的国防科学,主席也许是有些感叹,说起他少年赴美求学,“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大都是开洗衣店、中餐馆送外卖的,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就看不起你,觉得你人穷,你国家落后。
没想到有钱人家的大少爷也会因为自己的祖国而受到歧视,同我幼时侨居新加坡所遭遇的如出一辙。那一次我感到我的中国和他的中国终于团圆了。强国!强国!强国不是为了风光,而是为了未来所有中国的孩子不会再经历我们曾忍受过的。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会,数不清的奖,多少都是名利场,而查先生办求是,从来不心存自己的ego(虽然他得平抚许多其他大人物的偌大egos)。“真心想要中国好”,只有痛过的人才知道,再大的ego都只是个卵,而我们的中国她是巢。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的范围非常广,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科学家从事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对科学成果和其他科学家的评价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更别提,如果这里面牵扯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越是成功的人往往越是有各种利益需要维护的。每个赢家的诞生都有着许多不可言说的背后,所有的秘辛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用不断完善的制度,而不是用人,来制约人。
作为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查懋声主席深谙此理,他在求是行得却多是儒家的君子之道。他料想,也期待别人也全是君子,各自用最理想最端正的中国思想约束自我,为了彼此的中国选出最好的人才。“没有私心”,是他在求是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求是没有私心,求是的主席也没有私心,求是科技基金会能得到如此多中国科学家的真诚尊重,只因如此。
 查主席颁发求是终身成就奖给杨振宁教授,图为2019年求是奖颁奖典礼
2019年是求是科技基金会25周年,颁奖典礼又一次回到了蒙民伟音乐厅,主持人仍然由薛其坤教授担当。为了庆祝周年,基金会花了一年时间拍摄纪念短片,回顾求是的创立、发展、人物、故事。许多老先生早已离世,纪录片使用了大量往年颁奖典礼和活动的珍贵影像。当大屏上出现基金会创办人查济民先生时,摄影师在台下拍到了主席拭泪的一幕。两代人,二十五年,助力了祖国的科技腾飞,实现了父子的强国之梦。他们创造和守护了一个奇迹,一个中国科学士人的最高理想。
查懋声主席的一生,是战士的一生,爱国的一生,宽仁的一生。他的感情是如此的充沛,精神是如此的饱满,意志是如此的顽强,生活的乐趣是如此的怡然,令人万万想不到,他会这么早离我们而去。
疫情的隔绝,使得我恍惚间认为,来年仍能在求是的某个活动上与他重逢,被他像家中长辈一样亲切地问好。我们这些在世者与他所背负的那个中国的羁绊,又断了一条。人类的悲欢好恶并不相通,但只要步履不停,同道者的踪迹便不会断绝。愿求是科技基金会能继续他的遗志,科技强国、雪中送炭,以慰籍我们的哀思。主席,您终于可以休息了。
注:作者系求是科技基金会运营总监,现任职于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
制版编辑 | 常春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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