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后浪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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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日，我重新又看了一遍《春天不是读书天》，这是一部由《小鬼当家》导演约翰·休斯拍摄于1986年的青春片。它另有一个译名叫做《翘课天才》，念起来总不及前者美妙，这句话取自流传已久的打油诗《怕读书》，最远可追溯到明代冯梦龙编撰的《广笑府》：“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子冬有雪，要想读书等来年。”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不爱读书的后浪拍前浪，一浪又一浪。

我还记得念书时的阳光总是明媚，天气好得不可思议，课堂上同学们或昏昏欲睡，或两眼放空，或小声交谈，任讲台上的老师滔滔不绝，一个人上演一台独角戏。而同样的一幕在《春天不是读书天》雷同地上演着，宽大西装里的男老师藏在厚重的镜片后眼神疲惫，频频发问，自问自答：

“1930年，众议院为减轻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减轻大萧条的影响，通过了……有没有人知道？

“是荷里史莫特关税法案，因此把关税调高……还是低？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拉弗曲线？”

“有没有人知道拉弗曲线在讲什么？理论指在收入曲线这一点，你得到的收入会跟这一点一样，就在这一点，这里非常有争议，有没有人知道，副总统布殊在80年代说过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经济？什么都经济？伏都经济。”

……

这里提及的“伏都经济”正是此片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初，为缓解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状态，里根政府推行供应面经济学，降低所得税率，意在增加国民税后收入，刺激商品经济。这一政策直接促使美国在历经1981-1982年的急剧衰退后经济复苏，繁荣的商品经济刺激了消费，美国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作为结果之一，文化思潮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不同于五十年代颓废的“垮掉的一代”，六七十年代“嬉皮士“式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八十年代的美国民众重拾“美国梦”，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占据主导。比起前浪，青少年们没有什么深刻的烦恼，也不再担心核战的爆发，成长在一个好的时代给了他们乐观的心态，没有什么困境是不能被突破的。

主人公菲利斯是一个例外，他在影片里几乎无所不能，巧妙地避开所有麻烦，专职给别人制造困境。就在同学们在教室里做着枯燥的测验时，菲利斯凭借丰富的装病经验骗过父母，安坐家中策划本学期第九次逃学攻略，引来同校的姐姐珍妮满腔愤恨，而教务主任罗宁不堪忍受他一再破坏校内规定，在外出揭穿他的谎言中被耍得团团转，好友卡梅伦则在随行中意外闯下大祸。

和从头到尾开心取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逃学天才菲利斯不同，片中的男二号卡梅伦承担着“成长”的重任，从不情不愿地答应跟好友菲利斯出门游玩，后来又心怀抱怨“这辆车对爸爸来说无比重要，比我和我妈还重要”地偷出父亲珍藏的限量版法拉利，他在反叛的路上渐行渐远，心惊胆颤，却又隐隐在期待着那个推自己一把的意外发生，至于那会是什么，他还不知道。

通过电话，俩人娴熟地骗过教导主任从学校接出菲利斯的女友斯隆，三人开着敞篷跑车奔驰在繁华的芝加哥，去运动场看比赛，去这座城市最高的大厦向下俯瞰，一切尽收眼底，风从所有方向吹来。

菲利斯假扮“香肠大王”去会员制的俱乐部为三人骗取豪华午餐：

逛博物馆，三个高中生身形高大和参展的小朋友们手拉手形成鲜明对比。

卡梅伦出神地看着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法国新印象派大师乔治·修拉的作品《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

利用“黄金分割”比例构图，修拉将人物的大小比例变化根据构图的需要进行改变，使画面显得整体有序。在光线的照射下，画中的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凝重，彷佛各自都必须坚守自己的位置，不能打破某种默契，让人感受到一种理性的不可违抗的井然和秩序。卡梅伦的目光渐渐锁定中心位的纯白连衣裙女孩，她直视的眼与张大的嘴彷佛在向他求救。

即便行程如此丰富多彩，也无法使卡梅伦感到真正的快乐，一切都在使他忧心，临近毕业的迷茫，富豪父亲的冷漠，停在服务站的豪华法拉利，不知何时又会冒出鬼主意的好友菲利斯，青春无小事。

为了向好友卡梅伦证明这一天是快乐且值得的，菲利斯甚至登上游行的花车高声歌唱，一曲热情洋溢的Twist and shout 引来整条街道的起舞与欢呼，作为电影的主人公菲利斯就是有这样的魔力。甚至写字楼里的某一格子间中他的父亲也在合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身体，茫然不知窗外的歌声正是来自他体弱多病应该躺在家中休息的儿子。

“他就是可以办到。他就是可以做好所有的事。”卡梅伦笑着看着花车上万丈光芒的菲利斯和斯隆说道，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而我什么都做不到。”当一曲终了，狂欢谢幕，面对着点燃万人热情的好友，他终于感受到轻松。

快乐却是那么短暂。三人从服务站取回法拉利，开出好一段才惊觉里程表盘上的触目数字，想来是店员看着限量版的跑车心痒难耐，暗地里驾着法拉利风驰电掣了一番。卡梅伦只感到怕，失声大叫，镜头将观众的目光聚集到他的脸上，嘴唇。

这一刻的卡梅伦仿佛画中的白衣女孩，同一时间，正在看电影的我们变成了那时欣赏画作的他，旁观的身份发生了置换。卡梅伦在失声尖叫之后陷入魔怔的状态，雕像一般由着朋友们搬来搬去，被摆在游泳池旁时他忽然一头扎进水里，由着自己沉下去。就像《麦田守望者》里那些就要掉入悬崖的孩子们，导演约翰·休斯借着主人公菲利斯之手将他拉出水面。

凯文·史密斯曾经把约翰·休斯比作是“我们这辈人的塞林格”，真是恰如其分的赞美，在他的作品里，父权、师权是可以被消解的，成长应该是欢乐的，电影是用来造梦的工具，他的电影允许孩子任意地撒野，也能将镜头对准一个敏感少年的内心。

因此当卡梅伦在发现空置倒车无法撤销里程表上的数字时，激动之下他一脚又一脚踢在豪车的前盖上发泄，直到车不可避免地从玻璃屋飞了出去，砸了个稀烂。震惊，沮丧，恐惧，懊恼，卡梅伦这一次没有选择逃避，他拒绝了菲利斯要求背黑锅的建议并在那一刻感到释然，他知道是时候和父亲好好谈一谈了，新的自我在直面冲突中生长出来。

到了彩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