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纯属虚构，所有人物均无现实参照）
有一个关于武汉市长江大桥的梗：
一个人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问武汉市长是不是叫江大桥，武汉朋友很惊讶的回答说不是，这个人说他坐火车在武汉过江的时候看到一个广告牌上写着：“武汉市长江大桥欢迎您!”
其实江大桥何止是武汉的市长，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人之一，在长江流域有着极为长久且深刻的影响力，因为他同时兼任南京市长、九江市长、铜陵市长······
这个玩笑一直是武汉人打趣长江大桥和武汉市长的梗。但打趣归打趣，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第一大城市，其市长历来是湖北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往往给这个城市的成长与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迹。
1967年，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因为当时正处文革，作为运动主角的清华，校园动荡不安，本该在前几年就毕业的学生，到那年才能被分配工作。
礼堂一个角落，坐着一位来自江苏泰州的水利工程系的学生，他本该两年前毕业，却一直在学校担任政治辅导员，未能正式安排工作。
虽然校长蒋南翔对辅导员这个岗位很是推崇：“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但当时的他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更想去一个发挥自己专业知识的地方。
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同学，比他要幸运。因为家庭出身较好，加上当时部队正在备战状态，急需大量建筑专业的人才，这位建筑系学生前一年便被招录进了27军工程兵团。
这个幸运儿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江”，我们就叫他江大桥吧。
经历了六年制本科培养的清华高材生，在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部队，那就是降维打击。大材不能小用，江大桥在几年后，被调到了位于武汉的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工作，从事建筑研究。
如果这个路就这么走下去，江大桥或许会成为一个出色军事工程专家，为国防工程建设贡献力量。但是到了1975年，由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极为困难，国家决定大规模精简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三十多岁的江大桥就地转业安置，来到了武汉某设计院工作。
清华毕业、技术过硬，又是部队出身的干部，江大桥在地方反而更如鱼得水，设计院处长、副院长、院长，这几步他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80年代初，面对文革造成的干部队伍年龄结构断层，总设计师和红色掌柜拍板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说白了就是要破格提拔一大批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
这些条件，江大桥是条条符合啊。
1982年，他出任武汉市委办局负责人。
也是在这一年，在分管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李锐的帮助下，一位扬州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那位1967年坐在清华大礼堂的水利系同学，则从兰州被调到了北京，出任团书记处书记。一位清华电机系的师兄，则在当了近三十年处长后，成为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局长·····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也是一位部队出身的文化人，他对江大桥的工作很是满意，随后，江大桥便被破格提拔为市委常委、秘书长。一年后又成为常务副市长，而当时的市长，则是他清华的同级同学吴市长。吴市长也是在82年，因为干部年轻化运动被破格提拔为市委常委的。
武大校友雷军有个知名的创业哲学，那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其实这何止是创业哲学，也是为官哲学。
当时的武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停滞了十多年。这个华中最大城市、最大的工业基地，城市面貌却略显陈旧。建筑专业出身的江大桥，可谓是将遇良机啊。
那时候的武汉和近几年的武汉一样，简直是一片大工地。在两位清华校友的联袂合作下，武汉的高楼大厦、宽街畅道以飞快的速度建设着。
1986年，吴市长高升，回老家当省委副书记。省委及市委书记力荐江大桥，吴市长也是对他评价甚高。就这样，江大桥，真成了武汉市长江大桥。
1985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的发哥，很幸运的被分配到了武汉市政府办公厅。
一年后，江大桥成为了武汉市长江大桥。发哥被安排进了秘书处当秘书，从事秘书工作对他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挑战，因为在读大学前，他在武汉某委办局的办公室秘书科当了四年秘书。
发哥也确实是个优秀的秘书。相比那时候学历普遍不太高的机关干部，发哥更能与名校毕业的领导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而相比刚刚走出校园进办公厅的大学生，发哥又有着企业、市直机关的多年的历练，更为成熟老道、谙熟规则。
江市长对发哥很是满意，发哥的仕途也很通畅，毕业八年后，他便成了市政府副秘书长。
也是在1985年，一位来自邮电部上海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因为思乡之情，回到武汉工作。
工程师是湖北人，而且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固体电子系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自然对上海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武汉有着全国著名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施展拳脚的空间一点也不输于上海滩。
图源：新闻发布会上的马国强。
马国强是工程师的华中科大师兄。华中科大与武大，可以说是武汉乃至湖北官场、商场的两大流派。
这时候的中国，最流行的是搞开发区。武汉也不例外，江大桥市长力推的是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武汉邮电科学院工作两年后的工程师，因为东湖开发区的筹建需要懂高新技术的专业干部，被抽调到了开发区筹建组工作。从此走上了仕途。
东湖开发区是最早一批国家级高新区，行政级别是正厅级，管委会主任是武汉副市级领导，江大桥市长更是把开发区的工作视为他最重视的工作。这样的受关注度，自然给了筹建开发区的年轻人以大量的机会。
江大桥在一次次去开发区的调研中，在一次次的协调推进会上，认识了工程师。名校工科男遇到名校工科男，那两眼都是欣赏啊。加上当时东湖开发区想主打通信产业这张牌，而作为通信产业高材生的工程师，自然是发光点多多。
不过毕竟离着领导远，东湖开发区管委会总不如市政府办公厅离着领导近啊，工程师用了十年，才做到正处级。
时间到了香港回归的时刻。江大桥已经当了两届市长，这是武汉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市长。按照干部任职惯例，需要进行轮岗。建筑系出身的江大桥被调到了建设部担任副部长。
江市长走的时候，发哥已经是武汉的某区区委书记，工程师则是东湖开发区某处处长。
虽然从年龄上看，建设部将是江大桥的仕途最后一站，但是建筑系出身，又在武汉大拆大建了十年的他，却对部里的工作很是投入。分管城市规划的他，提出了很多理念，推进了很多工作。
江大桥走后，武汉的城市发展方向并没有出现多大改变。因为那时候武汉的几任书记、市长都是武汉本土干部，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个圈子里出来的，发展理念、用人思路很多时候差别并不大，所以发哥和工程师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就武汉市长而言，江大桥走之后，接替他市长位置的是曾经的常务副市长，副市长也是六十年代大学生，一样的企业从业经历；副市长走之后，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华中科大担任领导职位的学者接替市长；学者之后，武汉工业系统出身的一位领导接任，这位领导与发哥一样，当年都在武汉主管工业的委办局办公室秘书科做过秘书。
这么融洽的工作氛围，倒是很有利于发哥和工程师的成长。
进入21世纪时，发哥已经是湖北地级市市长了，而工程师也晋升副厅级——管委会副主任。
2001年，中央没有让年满60岁的江大桥延长三年退休。江大桥在获得一连串学会协会的会长头衔后，退出了领导岗位。这位山东人，可能已经在武汉生活太久了，他更喜欢长江中下游那种湿热的天气，退休后他选择回到武汉颐养天年。
和他一同到武汉的，还有建设部长。虽然两人在建设部关系融洽、合作愉快，但部长不是来送他的，而是来湖北任职主要领导的。多么巧合啊，老同事在武汉又相逢了！而且部长在湖北一干就是六年，并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位入局观海的湖北现任主要负责人。
图源：蒋超良
当年的湖北与武汉，都是本土干部的天下。直到建设部长的赴任，才开始了外地干部主政模式，蒋超良也是一位与湖北毫无瓜葛的外来干部。
这对江大桥来说绝对是好事一桩。
此后发哥和工程师在湖北的路，越走越顺。仕途第一步就比工程师要快的发哥，自然也是凡事快一步：
发哥当湖北地市级书记时，工程师晋升副厅级的武汉某区区长；
发哥成为副省级时，工程师解决了正厅级位置；
发哥重回武汉，成为武汉市长，工程师则终于熬到了地市级书记；
发哥成为省委常委、武汉书记，超越了当年的老领导江大桥时，工程师则成为了他的副手——武汉市长；
发哥打破“武汉市长当不了省长”这个长达三十年的魔咒，工程师也终于成为省委常委、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而现在，还是年长三岁的发哥更快一步成为了封疆大吏。不过工程师离着这一步，也不远了。
无论是江大桥，还是发哥、工程师，他们都对武汉有着深深的感情，武汉也在他们的仕途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三人的政绩，自有后人去评说。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民仲平无权亦无胆乱讲。
不过三人有个共同点倒是可以讲讲，那就是对城市建设的痴迷、执着。
江大桥可以说是武汉城建第一人，武汉大规模城建正是从他手上开始的。当时，最轰动的事就是为开发商业，把颇有年代感的苏式建筑武汉展览馆炸了，华丽的建筑，大方的气派，让武汉市难以忘怀。有趣的是，不懂建筑的大同市长耿彦波，在面对这种新老建筑之争的难题时，倒是不那么激进，他选择了将大同最大的苏式建筑人民大会堂实施整体平移。
发哥继承了这一点。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发哥抓住机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5500多个工地在武汉同时开工。因为施工遍地开花，全市没有一条主干道是畅通的，发哥因此被人取了一个外号“满城挖”。对此，他毫不避讳：“我不怕别人叫我‘满城挖’，不建设对不起这座城市。”
而工程师，不仅是个可以缔造武汉光谷的电子产业行家，他更喜欢以城市规划专家自居。可能是受到母校华中科大在校园规划中喜欢用数字命名规划区域的影响，工程师对武汉的各种规划，也都是一连串数字。“500米见绿、1000米见园、2000米见水”“两轴两环、六楔多廊”““1+6”城市化新格局”·····
当大武汉的市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于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首位非武汉本土出生的武汉市长，有着深刻的体会。
在面对汹汹疫情之际，他曾在接受央视访谈时感慨道：
“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在人类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但是面对现在的情况，我们把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关在城内，在历史上我们都会留下骂名，因为关门，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
民仲平很好奇，如果是江大桥、发哥、工程师，或者其他历任武汉市长们，在任上遇到疫情会做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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